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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jian清算与减租减息和土改运动，使大批农牧民分得了田地与牲畜，以及房子，柜桌等。
娜仁花因有七口人的家庭，且是烈军属，除了分到二十余亩地，六头牛，十只羊外还分得两间土房，几只柜子与炕桌等，生活有了明显的改善。
儿女们也日益长大，这也使得娜仁花那受伤的心也得到很大的慰藉。她每天和往常一样，上山看其牛羊或庄稼，检些野菜回来喂猪用。虽然嘎查里对烈军属给予适当的帮扶，有时派人给她耕种，但她自己也得去料理。
丈夫的牺牲，给他心灵上带来难以愈合的伤痛，每当夜深人静时，她都独自静静地躺着，想着永不回来的亲人，儿女们也在夜深人静时常听其低声啜泣声。
随着其小儿子日益长大，她的心情也开始晴朗起来，她把自己的全部希望寄托在自己的儿子身上。
那也是其丈夫的唯一血脉，在一个重传宗接代的社会意识中，儿子的分量是相当大的。何况其丈夫在活着时就盼太阳，盼月亮地盼来这么一个儿子，自从其丈夫牺牲后，可以说，其儿子就是她的全部希望。
“妈妈，”当儿子开始学会叫妈妈时，她激动得禁不住哭出了声，她一生的缺憾就是永远也听不到其儿子亲切地叫“爸爸”的声音。
每当她把脸贴近儿子的圆圆的小脸时，常常想起自己的牺牲的丈夫而泪流满面。她的父母偶儿看到这一幕，就劝她早点找一个合意的小伙再嫁，可她痛苦地闭着泪眼使劲摇摇头，不同意。
随着儿女们的长大，她的生活也慢慢恢复了平静，日子也过得很平淡，也就是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中送走一天又一天，一年又一年。转眼间又过了两年其三个女儿也到了上学念书的年龄。
这时候，村里也办起了学校，虽然是只有一间半的土屋离开的村小学，学生也不过十多个孩子，但对于这个科尔沁草原南缘的小村来说，也是一个新鲜事儿。
娜仁花也就把大女儿斯日古楞与二女儿秀玲送到学校，和村里的其他十几名孩子一起参加了开学的第一天。这对这个偏远地区的村庄来说，也是一件破天荒的事。
白音塔拉村，也就随着中国社会的天翻地覆的变化，迎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伴着崭新的国度，踱到了五十年代。
从扎拉森牺牲的那一年开始的东北地区的清算与土地改革运动，到了五十年代初已是尘埃落定。
1950年6月30日，中央人民政府根据全国解放之后的新情况，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它规定废除地主阶级封建剥削的土地所有制，实行农民的土地所有制。
同年起，没收地主的土地，分给无地或少地的农民耕种，同时也分给地主应得的一份，让他们自己耕种，自食其力，借以解放农村生产力，发展农业生产，为新中国的工业化开辟道路。规定了没收、征收和分配土地的原则和办法。
随着日子过得越来越好，娜仁花的家境也变得很优越。她也憧憬自己与儿女们的美好未来。但是，我们面前的这个世界，并不是总是随着一个人的美好愿望而转移的。
人生充满着憾意与愧疚。正当娜仁花憧憬着美好的未来的时候，厄运又一次悄悄来临，给她送来的，又是一场撕心裂肺的痛哭。
那一天，正在院子里与邻里的小朋友们一起甩纸片的儿子，突然跑进屋直喊头晕，不久就变得不省人事。
她忙叫来一个老蒙医，医生说是重感冒，要尽快送到旗医院救治。可正在她叫来自己的弟弟，借了一辆马车，准备去甘旗卡时，老蒙医把了一阵脉，叫住她：不用张罗了。
“怎么了？”娜仁花忙问。
“晚了，已经不行了，没脉搏了。”老蒙医无可奈何地摇了摇头。
“啊，……”简直晴天霹雳，娜仁花又昏了过去。老蒙医与其弟弟一起把她扶起来，掐其人中，使她慢慢醒过来。她醒来后猛地站起来，跑到炕上的儿子身边，又是推，又是摇，发出撕心裂肺的哭嚎声。
她那视为自己精神的支柱的儿子，就这样毫无迹象地突然弃她而去，使她那刚刚熨平的创伤的心灵，突然间又被撕开一条血淋淋的口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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钦达木尼扶着扎木苏随着一批出城的民众搭车离开了长春。途中几次通过检查点，但都以进城看病回乡为由应付过去。
因长春刚解放，部队重点清理那些溃散的国民党匪兵，没有关注这些战时被困在城内的民众，所以凭着医院开的证明，他们也就轻易地蒙混过关，溜出了城。
出城后他们也没有回老家，而是随着出城的人流，向东北方向逃去，逃到黑龙江的哈尔滨一带，打着从山东来东北谋生的旗号，与一帮从山东来的难民混在一起，得到他们的同感，跟着他们在哈尔滨周边找些活儿混日子。
此时东北已经全境解放，他感到自己已无法再现自己往日的威风，只好决定夹着尾巴忍气吞声地过日子，不再试图重振昔日的威风。
一个双手沾满革命英烈的鲜血的刽子手，如仍明目张胆地对抗下去的话，还有什么好日子么？不招脑袋分家的结果算不错了。
等长春的战事结束后，他带着钦达木尼悄悄地挖出到长春治伤前在长春市郊外埋的枪zhi与金银与钞票，把枪zhi另找更隐蔽的地方埋下，然后把金银与钞票装进一个小口袋里回到了哈尔滨郊区的住处。
他们收买了山东这批下关东的难民，通过他们的担保得到了一个当地认可的身份。
就这样，这两个土匪摇身一变，变成了有证有钱的山东人，开始了他们的隐姓埋名的生活。
不过，他们虽有金银财宝，也不敢乱花，更不敢让人知道他们的真实身份。
过了一段时间，他们又用自己的这份闯关东的身份，又迁移几次，最后在鹤岗市郊找到了一处认为较安全的地方住下来。这样他满以为已把自己和钦达木尼的身份漂白清楚了。
他们在市区买间房子住下，又买了一处蔬菜水果店，开始当起菜果店老板的日子。
他也曾想回去把他在老家放的财物弄来，再购置更大的店面，可钦达木尼认为这样搞风险太大，与其老家断绝一切来往，安分地在此活下去。
可扎木苏这匪首贼心不死，老想悄悄回家把他的家产弄过来，虽然他听说东北各地都在搞清算与土改，像他这样的土匪出身的富户，当然会成为清算对象，其家产会分给农牧民。
但他也有点疑惑，那天他跑到自己的家，怎么还原样保留着呢？想来想去，他认为村里的人是怕他回去倒算而不敢分其财产。所以，仍想冒险去探个究竟。
这样，他又带着钦达木尼装扮成南方来的收皮料的商人，先到保康，后去乌力吉图。因怕被熟人认出，白天他也尽量不出门，只让钦达木尼出去打听。
钦达木尼先是到白音艾里附近的村里假装收皮革，与那些懂汉语的村民拉家常，通过转弯抹角地打探，弄清了白音艾里的清算与土改工作的大体情况。
这样，扎木苏也明白了这里的土改工作队队长就是那天追剿他的人马的那支骑兵连连长，名叫代钦，后因在科左后旗南部作战中腿部受伤而转业并自愿落户到其老家白音村。
“这个混蛋太可恶，他可能是因我的逃跑而怀恨在心，又来这里，想守株待兔的。”扎木苏听后气得浑身发抖，恶狠狠地说：“可惜，我们没带枪来，否则我非把他崩了不可。”
“听说他还发动白音村农牧民分你的财产哪。”钦达木尼继续告诉他所听所知：“但村民可能是怕你日后回来算账，至今没人带头分你的财产。”
“他们早晚会分的，我们早走吧，土改工作队已看上我的财产，我们不能再去弄出来了，否则引起他们的注意，被他们抓住的话，死路一条。”
“那你不找你的姐姐与管家吗？”
“不找了，赶快离开，否则一旦引起你找的那些人的怀疑，我们就走不脱了。”
就这样，匪首扎木苏带着钦达木尼连夜逃出保康，赶回鹤岗，继续隐姓埋名做他的果蔬经营。
后来，成了有钱人，娶了当地一个女子，也给其亲信钦达木尼也找了一个当地妇女，两人就这样长期隐蔽下去。
“该死的代钦，你等着，我以后还会找机会去找你算账的。”一次两人喝酒，他带着几分醉意当着钦达木尼的面，恶狠狠地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