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扎木苏回到鹤岗后打消了其再去科尔沁草原弄回财产的念头，想长期在这经商混日子，反正他在这也天天挣一笔数目可观的收入，生意也红火，日子过得很舒服。
但他一想起自己是这个新成立的国家的镇压对象，一旦被抓住，就会五花大绑地被押到刑场枪决，就变得心惊肉跳，常从噩梦中惊醒。
他曾几次去看过市法院开公审大会，看着那些犯重罪而被判死刑的罪犯五花大绑地被押到刑场处决的场面。他真吓得腿脚变软，后悔自己当初不该跟着姨夫拉杆当土匪。但这个世上没什么后悔药。
此后他也曾几次利用外出进货之便，以换地托人的方式，辗转多地向其姐姐捎话，表明自己还活着，让姐姐给其管家打气，为他保护好家产。
此后他又后悔了，觉得这样做也很危险。弄不好工作队顺藤摸瓜，通过公安部门把他抓去。这样，此后他也不敢再与其姐姐联系了。
这天店里来了一个人，要买几筐苹果，所提的价钱也高，这使得他很是高兴。那人走的时候，也给他一根金条，说是以后还来订货，这算是订金。
他说不能收，等你再来购货时随时供应就行。但那人什么也没说，把金条留给他就走。这倒让扎木苏倒抽一口凉气。
他感到事情有些踌躇，一根金条可不是小数，一般人都是用现钞购物，几乎没人用金条买果蔬的，这里肯定有问题。他这么想着，就预感到某种危险正在逼近自己。
看样子，像他这样的背着多条人命的重犯，无论去哪儿都难安心过日子了。想着，想着，他立即叫来钦达木尼，又想溜走。
他急急忙忙地锁上店门，带着钦达木尼跑到郊外，在自己预先准备的另一住处住了几天，其间让钦达木尼去看几次店，没发现什么可疑情况。
就让钦达木尼去开店，继续经营，自己则只在店铺旁边溜达，摆出一旦看见抓他的人就立即逃跑的架势。
不过，这样也够累的，也这样来来回hui地折腾了半个多月，
后来也就壮着胆子再进店坐坐。再后来他又放心地和往常一样接待起客户来。
别看这个老土匪是个纯蒙古人，却念过书，懂汉语，也会中文，也晓得古文中的“狡兔有三窝”之类。这也使钦达木尼对他佩服得五体投地。
不过，这个老土匪对他也不怎么放心，因他知道自己的底细，如他被抓或投案，他的末日也会来临。为此，他也曾想杀自己的这个亲信来灭口。
但他也想到那样做虽保险，但此后也就没人给他跑腿而有些事如都自己出面，更不安全。所以，他也只好决定听天由命地留着这个隐患混下去。
因做贼心虚，他后来又感到自己亲自接客，危险较大，万一偶然被熟人遇见，被其老家的人听到风声，他很快就有可能成为阶下囚，丢脑袋。
想来想去，他最后觉得还是雇个人看店比较合适。这样他就和钦达木尼商量，决定以后店铺由钦达木尼管理，雇人经营。
因钦达木尼也与他一样，过着惊弓之鸟的日子，听了其主子的想法，他也觉得这样更安全。所以此后两人就退到后屋，只看着店员买货，自己很少露面了。
又过了几个月，那个给他留一根金条的客户再次来其店，要买一车梨子，但店员按其老板的吩咐，说店铺已换主了，一切由新老板决定。这样那人与钦达木尼洽谈并结账后运走了梨子。
虽然此事就这样过去了，但扎木苏总觉得不对劲，怀疑这个客户可能知道他的底细。这样想着，他又开始不安起来。
其实呢？战后象扎木苏这样负罪而隐名埋姓地混日子的匪徒当时为数不少，他们为了躲避人民政府的打击，都绞尽脑汁用各种身份来掩护，想漂白罪责，隐姓埋名地变成另一个人在这个新生的国度下混下去。
这个给他留下一根金条的人，当然也可能是这一类人。只不过扎木苏象惊弓之鸟，一时没想到这类问题而已。他想得最多也是什么处理这个不速之客。
*
审讯孟和达来仍无进展，使得嘎拉曾大为恼火，他曾狠狠地给他几个巴掌，但这个牧主管家仍不交代其主子的任何财产的数目与去向。
“打他没什么用，我们还是想办法另找突破口。”代钦专为此开会讨论过，但一时也想不出什么办法来。
“把那个小妖精押来，”嘎拉曾正在气头上：“我就是把她的舌头割了，也问出扎木苏的财产去向。”
“你们可别乱来，这些事与她无关，我也没告诉她什么。”孟和达来误以为嘎拉曾真要割其pin妇的舌头，急了，又开口说话了。
“那你说，”嘎拉曾摆手真要动手似的，摆弄着手中的蒙古刀，试试刀刃是否锋利：“你只要把扎木苏的土地、牲畜、财物的去向交代清楚，我们就把你放出去。”
“扎木苏的土地，他去后旗前已全扔给租户了，牲畜与财物全变卖，用来招兵买马。”孟和达来说。
“那你为什么不跟着你的主子走呢？他让你留在这里看房，gao 女人的吗？”
“他的房子，已没人看了，我不愿跟着去当土匪，所以留在这。”
“好，你不想说，行，把他带走。”嘎拉曾一拍桌子，让两个站在门口的队员把孟和达来拖了出去。接着就开始审问韩秀莲。
“你与孟和达来相处多少年了？”嘎拉曾审视了眼前的这个少女一阵，冷冷地问道。
“三年，不，四年了。”韩秀莲怯生生地答道。
“你家是贫农吧？”
“是，叔。”
“谁是你的叔叔？你现在已与反dong分子勾搭，走上与人民为敌的道路上。明白么？”
“可他只是一个管家呀，我怎么知道他是反dong分子呢？”韩秀莲抽抽嗒嗒地说。
“反dong牧主，土匪头子的管家，不是反dong分子，难道是抗日英雄吗？”嘎拉曾猛地一拍桌子吼道。
“可我不知道呀，只知他是扎木苏雇来的收租的。”
“狡辩！”嘎拉曾又是拍桌子。
“那你说，”刚走进来，站在嘎拉增一边看审讯记录的代钦转身问韩秀莲：“他最后一次向你家收租是什么时侯？”
“三年前吧，他和我好后就说不再收了。”
“不收你家的租了，那他还收别的家的租吗？”
“好象收。”韩秀莲想一想：“前些时候他也曾向我说去收租来着。”
“什么时侯去收租的？向谁家收的？白天，还是夜里？”
“这他倒没说，那天只是对我说，今晚他去收租，让我回家过夜。”
“你和他在一起时间，是否有人去找过他？”嘎拉曾问。
“好像有个四十多岁的男子来找过他两次。”
“你认识吗？”
“不认识，那人夜里来的，给他送食物。”
“你没问过他是谁吗？”
“问过，他说是他的哥哥，从奈曼来的。晚上他也没进来，只与他在外边悄悄谈了一阵就走了。因为夜间灯光暗，我也未看清他，不过，他应是四十开外的人。”
“把她带走，明天继续审问。”代钦示意两个在门口持枪而立的队员。
“送食的？这个人到底是谁呢？”嘎拉曾问代钦。
“我看有可能是扎木苏的姐夫，我们上次不是去过扎木苏姐姐家么？她家境不是很好，他们村里把她家定为贫农。”代钦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