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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大星是1965年农历12月26日出生的，生他的时候都快过春节了，那天偶尔能听见夜空中稀稀拉拉的鞭炮声。李大星两岁的时候，由于家里穷，就连2元钱一个的纸喇叭也买不起。西面邻居家里是老日子，他家门后面的墙上安装了一个纸喇叭，用电线连接起来的那种，可以定时收听县广播电台广播。还能通过转播收听到北京毛主席的声音。这种纸喇叭是以厚度不到1mm的特殊纸张为主要材料，只需用两张纸，在上面用金属薄膜当电极，并在中间夹入一层带静电荷的振动膜，声音的电子讯号在电极所产生之电场，让振动膜产生吸引或排斥，进而压缩空气产生声音。
那时候，纸喇叭的播音时间是早晨5点55分到8点，中午11点55分到下午2点，晚上6点55分到9点。当时还不到两岁的李大星，每天都会由娘抱着他去邻居学祥奶奶家里听广播，每次都会赶上奶奶家里吃午饭，每次还要吃人家的干粮，时间一长，很不好意思。后来干脆就不去了，而是在外面的胡同里听纸喇叭的声音。说来也怪，李大星每一次哭闹的时候，只要听到喇叭的声音，就会立马停下不哭啦！静静地听喇叭里的声音。有一次，李大星在胡同里听广播，突然用模糊的话语对娘说：“娘！咱也买个粑粑（喇叭的谐音）不？”，听到大星说这样的话，陈桂兰的眼睛湿润了，抱着大星就回了家。
“他爹，儿子要买个纸喇叭，你去公社广播站问一下，多少钱一个纸喇叭？”李宝林把家里所有的钱凑了一下，共凑了2元8角钱，走着去了公社广播站，买回了一个纸喇叭。从此，每到广播的时间，李大星都会自己听着纸喇叭玩。
李宝林，虽说文化程度低，高小三年级就辍学了，但是，他爱听广播， 爱看报纸，记性也很好，用村里的话说，就是百巧百能的人，上知天文下知地理，所以，人送外号“李大能”，每天晚上李宝林家里都会有好多人，来家里串门玩。听李大能，大吹大拉。
李宝林经常对村民们说以后我们农村的生活是：“楼上楼下，电灯电话，机器碾子机器磨，电锅蒸馍馍”，还说以后我们的家里会有一个小小的玻璃盒子，在我们的家里，就能看见北京的人。每次说到这话，就会有人说他吹牛，都把牛吹到天上去了。李宝林就会信誓旦旦的说：“不信，咱们就骑驴看唱本——走着瞧吧！”其实，在农村也真的需要这样的预言者，就像神秘的“赊刀人”一样，也不知道他们是根据什么预言的，真的后来就实现了。有时候，李宝林这些话的时候，就连爱人陈桂兰也不信，虽然说她也认识字，她还是会说丈夫李宝林是胡说八道。李宝林就会对陈桂兰说：“你相信，到时候也会实现，你不相信，到时候也会实现！”陈桂兰的回答就是，无语的翻几下白眼。心里会默默地说，“真是狗改不了吃屎！天天呱唧嘴，也不嫌弃累······。”
社会的向前发展和变革，这些所谓的预言者，的确也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或许有的人会认为是说着玩，或者说是胡说八道。但是，在那个娱乐设施几度匮乏的年代，更多的人会认为这种对未来的预言只是哈哈一笑的玩笑而已，可以一个耳朵听，一个耳朵冒。也正是这种玩笑，或许多多少少的会填补大多数村里人空虚的精神世界。使人们对未来的美好生活，有了一些憧憬和向往。村里人对李宝林的评价是：“人性不坏，好人一个，就是有点爱吹爱拉，况且有时候说的是没有边，没有沿。”
李宝林和陈桂兰的每一次抬杠和生气，从来没有因为别的，就因为李宝林那个爱说话的嘴。李宝林有一样好处，就是无论怎样生气，从来不舍的打我陈桂兰一下。在陈桂兰看来，这是李宝林最大的优点了。有一次，二人，也不知道因为啥事生气了，可能是李宝林占理的成分多一点，气得他都举起了右手，陈桂兰都闭上了眼睛，等待着一个拳头落在身上，可是半天都没有落下来，等陈桂兰睁开眼睛后，看到李宝林正在用他的右手拧自己的右脸。但是陈桂兰并没有因为李宝林拧自己的脸而罢休，她用她的左手，拧了李宝林的左脸。从那以后，李宝林就再也没有过生气时想打陈桂兰的动机了。
1967年是农历丁末羊年，老沙窝在这一年，也不平静了。村里也出现炮轰和捍卫两个帮派，学校停课，村里的墙上，贴满了大字报，以刘大梦为首的炮轰派，占领了大队部，他们把书记马永山拉到了大队部里开始批斗，并让他站到了一根板凳上，戴上了用白纸浆糊做的高帽子，上面写着资本主义的当权派马永山，十一个大字，开始时只是批斗，站在地上。后来发展到一天批斗两次，让他站在板凳上。有一次，一个年轻人，用棍子打了马永山的腚，吓得马永山放了个屁。刘大梦就说：“好啊！马永山！不服气是吧！给我狠狠的打！”只打的马永山尿了裤子，才肯罢休。那次，开完批斗会，离家二百米的路程，走了半小时才回到家。回到家，老婆心疼的说：“孩子他爹！咱不当官了，受这洋罪，咱们去俺娘家，离开老沙窝这鬼地方······”后来，马永山一家真的就离开了老沙窝，去了老婆的村子里生活了好多年。
刘大梦是一位斗大的字不认识一升的人，把马永山干下去之后，他就成了老沙窝的掌权人，他个头不是很高，说话生音很大，头顶上面几乎没有头发，眼睛不大，鼻子眼和嘴巴都很大的人，脑袋后面有一个很大的巴子，人送外号“二巴子”。由于他家人多。兄弟姊妹也多，在老沙窝没有一个人敢惹他。他唯一的爱好就是喝酒，只要是有酒喝，啥事也好办。他每顿饭都会喝一点酒，即使用一颗大葱当酒肴，也能喝上半斤酒。说话时，无论孬话还是好话，都要带个他娘的三个字。他是一位很有种气的人，爱惹事，不怕事，打起架来不要命的茬。
他小时候，有一次，过完麦大中午，他和两个小伙伴去邻村偷杏吃被人逮住了，把他们每个人绑在一棵杏树上，让他们各自说出大人的名字，就放了他们。其他两个人都说出了自己老爹的名字，唯独他就是不说，2个小时以后，看他真的不说，也就把他给放了。从此以后，刘大梦在小伙伴当中的威信大增，都愿意和他在一起玩。
还有一年夏天晚上，他拉拢了老沙窝十几个小孩子，半夜去邻村偷西瓜，他让别的伙伴先走，自己断后。看到伙伴都走远了，他拿起了一个西瓜，向着正在瓜棚熟睡的看瓜人砸去，然后撒腿就跑，吓得看瓜人，都没有敢走出瓜棚去追，这就是刘大梦辉煌的历史。现在每次喝酒之后，都会炫耀和他在一起喝酒的人这段经历。
刘大梦变成了老沙窝村的革委会主任以后，每次村里开会时传达上级精神，都是让李宝林来读文件和报纸，虽然那个时候他是小队会记，但是说话口齿清楚、干净利索，开会时就理所当然的成了宣传员。
1967年5月9日到6月15日一个多月的时间里，全国范围内掀起了一股样板戏高潮，在当时《人民日报》发表的社论《革命文艺的优秀样板》中，《智取威虎山》、《海港》、《红灯记》、《沙家浜》、《奇袭白虎团》、《红色娘子军》以及交响音乐《沙家浜》被称为“八大样板戏。”样板戏作为当时特殊政治环境和历史环境的产物，在人们文化生活极度匮乏的年代，也不同程度的受到了人们的欢迎。
老沙窝村也不例外，在刘大梦的倡导下，村里开始找了一些有点文化，又有表演才能的村民，成立了业余的剧团，开始排练革命现代京剧《红灯记》，陈桂兰是剧团里的骨干，在京剧《红灯记》中饰演李奶奶。最出名的那段唱腔是《血债要用血来尝》，唱段这样唱道：“闹工潮，你亲爹娘，惨死在魔掌，李玉和为革命东奔西忙。他誓死继先烈红灯再亮，擦干了血迹，葬埋了尸体，又上战场。到如今日寇来烧杀掠抢，亲眼见你被捕进牢房。记下了血和泪一本账，你须要立雄心树大志，要和敌人算清账，血债要用血来尝。”这段唱腔也是陈桂兰最拿手的唱段，观众每次听到她用她那高亢明亮又铿将有力的嗓音的时候，都会爆发出热烈的掌声。一时间，陈桂兰成了十里八乡的名人。一些上了年纪的老人们都说，真的是瞎了一个好演员。后来，县京剧团真的来老沙窝村招演员，由于大星那时年龄小，没人照看我，再加上李宝林不同意，所以，陈桂兰的演员梦也没有做成。用她的的话说就是，一切事情，都是命中注定啊！
1968年12月22日，《人民日报》编者按语中传达了毛主席指示精神：“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说服城里干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送到乡下去，来一个动员。各地农村的同志应当欢迎他们去。”随后，一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热潮，在全国范围内逐步展开，这就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简称“知青”。据说，那年全国范围内在校的初中生和高中生中，有1600多万人，十分之一的城市人口来到了农村。也可以说上山下乡运动是人类现代历史上罕见的从城市到乡村的人口大迁移。作为一场震撼中国大地的大规模的青年运动并非偶然，而是有着深刻的历史原因和社会渊源。
1969年的春天，老沙窝派来了四个知青，两个男的两个女的，其中有一位姓陈的男青年，有二十一二 的样子，长长的头发，一多半的头发向右梳，一少半的头发向左梳，也就是当时人们说的“四六中分头”，脸上架着一副高度近视眼镜，大概有七八百度的样子，身材又瘦又高，一米八几的个子，体重也就是120斤左右。那四位知青就住在李大星家东边的一座没有居住的院子里。院子的正屋是五间土坯房，只有门和窗户的两边是用那种大青色的砖头沏起来的，屋子里的墙壁用泥土重新抹上了一层，所以显得很干净。另外的三个人的名字欧阳瑞、皮小红、汪红霞。他们穿的衣服，都是洗的有点发白的颜色了，但是很干净。他们都是从城里来老沙窝村插队的知识青年，都是响应毛主席的号召，来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的。以后，这几个知识青年就每天跟着社员们一起劳动，一起生活。
来到老沙窝十多天以后，四位知青的脸就都由白白润润的变成了黝黑黝黑的脸了。陈建国是这几位里面的音乐爱好者，他的乐器就是一把口琴，当时人们称口琴是“洋声”。每当陈建国的口琴声响起，李大星都会跑到他们的院子里去听。经常吹奏的乐曲是《东方红》《莫斯科郊外的晚上》。李大星对我陈桂兰说，“啥时候也给我买个“洋声”？”“洋声很贵，要十多块呢！我们买不起，等我们有钱了的时候，一定给你买个口琴！”当时，李大星也就是四五岁的样子。也不知道爹娘有没有钱，听说不给买，就大哭起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