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吃大锅饭的时候，大家在一起干活，凭工分吃饭。一个男人干一天活，就给你记10分的工分，妇女干一天的活，就给你记8分的工分，所以，要是没有特殊情况，没有病没有灾啥的，一般人都不愿意耽误下地干活。

那时候，每天上下工都会有生产队长带领大家，农忙时，各个生产小队各干各的活。生产队，被人们称之为小队，生产队长被称之为小队长，生产队的会记称之为小队会记，村民群众被称之为社员。

生产队长是专门负责领着社员干活的，小队会记有时候也跟着干活，但主要任务是负责记工分。当时曾流传着这样一句话：工分，工分，一家人的命根！得罪了队长干重活，得罪了会记那笔戳！这就说明，小队长和小队会记，在生产队里有绝对的权威。

在没有金钱和财物送礼的年代，一般的人，见了当官的送上去的都是自己的笑脸。即便是两口子在家里刚生完气，有干部去你家里，也要马上由哭脸变成笑脸。不然的话，你会在干活时，让你吃尽苦头。重活累活都会安排给你去干，别人干轻活，你是捞不着的。所以，有的心眼多的人，就会千方百计的讨好队长和会计。

男人们在干活休息期间，会靠近队长，拿出旱烟布袋来，主动递过去，让队长抽烟，还有的人是本来自己是应该被队长称之为叔辈或爷辈的人，反过来则称呼队长和会记为哥，有的人还会从八竿子都打不着的老亲戚那里论下来，证明和队长、会记沾亲带故。

女人们为了让队长安排轻松一点活，就和队长打情骂俏，有的时候几个妇女一商量，还会把队长的裤子扒掉，剩下里面的烂了好几个窟窿眼的裤衩，在抓几把沙土放进裤衩里，妇女们则哈哈大笑，完全失去了一个女人的尊严，弄得队长狼狈不堪。有的女人还捏队长的耳朵和鼻子，有个大胆的妇女还抓了队长的裤裆，队长对妇女的做法，也真的有点打怵。

在社员们眼里，一个生产小队，就是一个小的诸侯国，队长则是小诸侯国的绝对权力者，一个小队的几十户人家，百十号人，都得听他的安排。不听从安排的刺头，就会被安排重活。对于安排重活不服从者，则被送往大队部，交给治保主任处理。那时候的治保主任，也是人见人怕的角色，就相当于村里的警察，治保主任对刺头有罚款、罚站、体罚，游街、批斗等权利。

上世纪七十年代，是人民公社最红火的时候。每年秋后的老沙窝，播种完冬小麦以后，社员们本应该待在家里，玩上一冬天，可谁知道一场冬季大干快上的战役才刚刚拉开帷幕。于是乎，老沙窝村和其他村庄一样，成立了“老沙窝村大干快上指挥部”，简称指挥部，社员们称之为“大干快上的战棚”，简称“战棚”。

老沙窝村的战棚就建在村南的地头上，四周是用碗口粗细的钻天杨树和炕席，搭建起来的简易小屋。战棚的前面贴着用红纸写的大干快上的巨幅标语，棚顶上面插着三面红旗，微风一吹，扑啦啦地响，有点像古代的旌旗十万斩阎罗的气势。平时里面空空的，啥也没有，只有到了公社检查或者是县里检查时，才让大队通信员用地排车，拉过去几张桌子，并把四个大喇叭，安装到棚顶。棚里面的桌子上，放上扩音机和话筒，桌子后面放上了几把椅子，桌子上还有暖瓶和大白碗，让上面来检查的领导一看这阵势，就知道真的是脚踏实地的大干快上了。

棚顶上的四个大喇叭里，重复播放着《社会主义好》的歌曲。地里的社员们，几乎每人都会系着一块白色蓝道道手巾，有的拿着铁锹，有的拿着䦆头，还有的拉着地排车，真是群情激奋，热火朝天。

三歪脖子，上身只穿了个补了好几个补丁的蓝色秋衣，下身穿着一条褐色裤子。他是地排车的掌舵手，他在中间紧握着两个地排车的车把，车的两边一边一个男劳力，帮着他推。只见三歪脖子三人一气推着跑了50多米，到了地中间最洼的地方，猛地把地排车的双把一掀，一车土，就可以借着惯性，哗啦一下，离开了车子。然后，又把车厢里，剩余的一点土，像簸箕簸粮食一样，簸两下子，车上就干干净净的了。就是干这样的活，社员们就没有说苦和累，还嘻嘻哈哈地说笑话，闹着玩。这就是中国特殊年代、特殊时期朴实、善良、勤劳的百姓，他们是千千万万普通老百姓的一员，是他们在支撑着那个特殊的年代、支撑着特殊时期的农村，真的值得敬佩和称赞。

大干时，中午饭也是在地里吃的，用当时社员们的话说，就是吃在工地，干在工地。大干时，每个生产队，都会有两名六十多岁的老人，专门给在地里干活的 男女社员做饭。

伙夫做饭也不容易，做饭的两位伙夫，通常用地排子车拉着好大的一口锅，还有地瓜、玉米面以及引火柴。更多的柴火，就得需要两个人，把镰刀绑到一根长长的棍子上，在干活的周围，四处寻找树上已经死去的干枝，用来烧火做饭。

有一天，年轻一点的郭富贵，看到树上有根很粗的干树枝，他就上树了，用钩镰钩住那根树枝，连续几次使劲都没有拽下来，等到第六次的时候，树枝也嘎巴一声断了下来，而郭富贵也跟着树枝一起掉落下来，重重的摔在了沙土地上。当时就感觉，两只眼睛只冒金星，脑袋也微微做疼，同行的朱老冒想扶他起来，郭富贵用手晃动了两下，示意朱老冒不要动他。在地上躺了半小时以后，他慢慢地爬起来，拍打了两下身上的泥土，摇摇晃晃地走向做饭的地方，跪在了锅门前，生火做饭。望着锅下的火苗，他感慨万分，这样的日子啥时候是个头啊！说着说着，就掉下了眼泪。

他用沾满了泥土的衣服袖子，赶紧擦去了眼角的泪水，脸上依然露出了不自然的微笑。说微笑，倒不如说是苦笑。或许，他自己也说不明白，到底是什么样的笑；或许，他自己明白，只是不能说出口而已。因为，他知道自己虽然没有文化，但不能随便乱说话。他还知道，有可能说错一句话，就有可能被扣上“四类分子”的帽子。他明白，万一被戴上一顶这样的帽子，就会到死也抬不起头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