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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孤司琴被父亲从叔叔手里夺了下来，对她说：“琴，别闹了，三叔累了，他们刚下车。去告诉妈妈，三叔来了！”
独孤司琴立刻拔腿就跑，消失在巷子里，她的声音远远传来：“妈妈，妈妈，三叔他们来啦……”
孤独雷震笑着侧了侧耳朵听听说：“看她，高兴得像过年似的。她就喜欢你。来，司斌，见见司明，司明，这是你司斌哥哥。”独孤雷震给两个小男孩做介绍。独孤司斌对还有些怯生生的小男孩笑了笑说：“司明。”
司明躲在独孤雷鸣背后探出头来，对他点点头。
“好了，司斌，你带司明去见见外婆，我们就来，去吧！”独孤雷震对儿子说。
“好的，来吧，司明，我帮你提这个。”司斌伸手打算接过司明手里的一只旧书包，司明却猛地把它藏到了身后，司斌一时不知如何是好。
“来，司斌，把这个带去给外婆，就说我一会就去看她好吗？”独孤雷鸣递给司斌一个土布袋子。司斌接过袋子对他说：“好的，是千针万线草？”独孤雷鸣笑了说：“小鬼头，是的，去吧！”
独孤司斌笑着对司明说：“来吧，外婆一直想见见你，别怕。”
司明有些犹豫，回头看看独孤雷鸣，独孤雷鸣对他点点头，鼓励他往前跟着司斌去。司明回头赶上在前面等他的司斌往巷子里走去。
看着他们离开，独孤雷震提起车上的一只大袋子递给弟弟，又从吉普车里搬下几个口袋才关好车门对司机说：“谢谢了，小吴，你去吧！”
独孤雷鸣一手提一只口袋，看着哥哥费力地把另一只口袋抗在肩上，笑话起他来：“嘿，你怎么，这么不经事儿，要在队上只怕苦不够工分。”
“你怎么还不长记性，昏说乱讲的！嘿，这孩子脾气，你什么时候才改，怎么带这么多东西，打算不回来了？”他哥哥也不示弱。
“你不是说老太太做六十大寿吗？就算你是个地市级也买不到些什么吧？这些也该够了。”独孤雷鸣满不在乎地说。
“什么？你这家伙，也不怕被人抓到判你个投机倒把！”独孤雷震吃惊不小，赶紧攥紧袋口，疾步往自家赶。独孤雷鸣看着他的样子笑起来，也跟着进了院门，还不等他放下手里的袋子，独孤雷震就迅速地关上了院门：“小心为妙，你什么时候才学会谨慎。”
他不说还好，他一说独孤雷鸣干脆大笑起来，他的笑声把屋里的老太太引了出来：‘哟，亲家叔叔，你好呀，好久没听见人这么高兴，真好呀！”
独孤雷鸣收起笑声，依然笑容满面地迎上老太太说：“你好，亲家妈妈，这么久才来看你，你还好吧？”
“好，好，你哥哥把我们照顾得好好的，只是亏欠了你，你别记恨他。都是我们没本事！”老太太握着她的手说；“我还想呢，你再不来，我就自己到山上去看你和亲家婶婶，她还好吧？自从上次来看病就没就没见过她，多好的人哪。”
听着老太太的话，独孤雷鸣回头看了一眼哥哥，对他一笑，那意思是：嘿，你这家伙，难怪那么孝顺，运气不坏。他回头对老太太说：“亲家妈妈，我来得匆忙，听说你这几天过寿，就给你带了些家里的东西来，七婶要我问候你，她挺好的，说谢谢你常寄药给她，记挂着她。这些是她要我带给你的。”他指着院里的几个口袋说。
“怎么还带东西来，你们来就好，路那么难走，大老远的，难为你了。”老太太真心实意地说：“你不知道，那天你哥哥回来说你平反了，我有多高兴！好人总是有好报的，你也算到头了，以后要好好过呀……”说着说着，她的眼泪下来了，抹起眼泪来。独孤兄弟也听得鼻子发酸。
“妈，让她三叔进屋坐，你怎么哭起来？这是好事。老三，快进屋，喝口水，一路上还好吧？”宋韵不知什么时候来到院里，把他们劝进屋子。
“好，好，不哭了，这是好事，是好事……”老太太掏出手绢抹得更凶了。
独孤雷震站在院子里看他们进了屋子，心里感慨起来，真心的希望这以后真的会好起来，自己这个弟弟也算多灾多难。小小年纪就独自为父母送终，等自己回来稍好些，却遇上了反苏修，说错了话，耽误了这些年。
其实，独孤家有三兄弟，他们还有个大哥独孤雷文不知下落。那是解放前的事了，独孤家并不在城里，那时他家在山区，父母都是少数民族。母亲原是藏区的朗生，因为打碎一只女主人喜欢的花瓶，要被主人家砍去一只手，捆在院子里。刚好，遇到熟悉的马帮来，主人家忙于接待，一时忘了她。马帮的一个马夫看到她被捆在拴马的柱子上，很好奇，就问院里的人，才知道她的命运，可怜起她来。于是找机会向东家说了，东家是个好人，在酒桌上用几串女主人喜欢的琉璃珠子把她换了过来。从此她就跟着马帮四处走，那年她九岁。
他们父亲祖上来自北方，矫勇善战，因为闹灾荒，到城里谋生，遇到马帮找伙计，就托人作保，成了马夫。他们父母就是那时认识的，那时独孤雷震的父亲二十岁，母亲十七岁。还算运气好，都活下命来，东家不错，许他们带些自己的货。走了几趟后攒下了些钱，自己买了两匹马和人合伙又走了几年。赚了些钱，就在老家买块地盖房子，因为有了孩子，他们的母亲不再走马帮，就在家里种地，忙些农活，日子还算过得下去。大儿子稍大些就跟着父亲干起走马帮的生意来。这可是不定生死的营生，一路上风餐露宿，豺狼虎豹不说，土匪、强盗、民团也不少，更难对付。到独孤雷震出生，他们的母亲坚决的不让他做走马帮的营生。以藏族的精明，她把他送进了附近镇上的私塾，她记得东家那句话：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独孤雷震很上进，书读得比有钱人家的孩子好，她又把他送到了省城读书，尽管他只是小小年纪。这时老三独孤雷鸣出生，父亲渐渐上了年纪，就盘下几亩薄田，打算养老。大儿子也十七八岁了，可以独当一面，搪下马帮的生意，虽说艰难些，除去一路民团，土匪的盘剥，一家子难得团圆，也还勉强过得去。一家子正往高处走时，却和日本人打起了战，好在他们住在山里，也勉强可以保个平安。
但是大儿子并不打算放下马帮的生意，他毫不介意这刀口上的生活，好像还乐此不疲，他每次回来都是神神秘秘，什么都不说，一个劲地练枪法。独孤雷震很感兴趣，也跟着他学。后来哥哥干脆不回来了，只是偶尔收到他托人带的话，有时会有几个银元，每次都嘱咐说要弟弟们好好读书，将来做有用的人。独孤雷震兄弟没有辜负这话，他们读书很好。四四年反攻前独孤雷文突然在一天夜里回来，送回来他这些年的积蓄。然后悄悄把独孤雷震拉到一边，要他答应照顾父母和弟弟，让后就匆匆离去，从此再也没有见过他。后来断断续续有消息说，他在抗战时走马帮，替共产党运送军火和药品，帮美国人收集日本人的情报。后来他的一个伙计被日本人抓住，严刑拷打，到死他也没说出东家来。不过，因为常见他们一起走马帮，所以认定他的东家是一伙的，出了重金赏人头。有没有被抓住没人知道，不过他再也没了音信。母亲伤心过度，一病不起，父亲勉强撑着这个家。
四六年独孤雷震读中学时偶尔和同学到北门书屋去，之后他就离不开那儿了。他找到了他想要的东西，他明白了哥哥没说明白的道理。终于，有一天他揣着哥哥临走时给他的五个银元，托人告诉家里他考取了北边的大学要去读书。提着简单的行李北上，一路直奔陕西而去，他一心想的是延安，那一年他十七岁。一路上以他走马帮的血统，机灵地绕过一道道关卡，来到陕西境内，遇到了不少和他一样的少年，他们结伴而行。一路上他们听到不少故事，也知道不少和他们一样的少年被抓，被关，被打，有的还没到目的地就死在了半路上。不过这些挡不了他的路，他固执地前行。最终在一个被战火烧得断壁残垣的小村庄，他遇到了老张，那时他还是个青年。当时正指挥战斗，村民们把独孤雷震和几个学生带到他面前时，他正在大喊大叫指挥士兵布置阵地。
看见学生们他立刻要几个士兵把他们送往后方，不等学生走远，敌人来袭，士兵们只好暂时把学生藏在掩体里。其他学生都安静地呆在地道里，独孤雷震却尽力往外看。不幸一个掩护他们的士兵中弹倒了下来，独孤雷震伸手把他拖进地道，交给其他学生，他自己突然拿起那个士兵的枪和子弹带跳了出去。他的枪法极好，手法熟练老道，以至于一直没人注意到这边的问题。直到大部队赶到解了围，老张才发现一直以为是士兵在守着的地方，原来是个年轻学生在战斗！他立刻喜欢上这个学生，就把他就在自己身边。从这天起，他们共同战斗经历了无数次生与死。在战斗间隙，独孤雷震向老张讲了自己的家乡，将了哥哥的事情，还有北门书屋。在四九年解放后老张听到要南下解放云南的消息，立刻义无反顾地提出申请，带着独孤雷震又经历了数年的腥风血雨。
当孤独雷震回到家乡，发现他的父母已经离开人世，那时家里只剩下独孤雷鸣不过十来岁。家里的房子，田地也人被强买了去。一位远房的亲戚看不过去，把独孤雷鸣接到家里，勉强算是逃出命来。他出嫁的女儿因为死了丈夫，却没有子女被婆家赶了出来，这位亲戚就让独孤雷鸣认下干亲，管他叫老爹，管他女儿叫七婶（应为她死去的丈夫排行老七人们按惯例叫她七婶）。独孤雷鸣才算有了个立身的地方。
一见面，兄弟俩抱头痛哭。但是独孤雷震却没有时间停留，他匆匆安排好弟弟，最简单的方法，把他往学校一送，要他好好照顾自己。放假就回去帮着七婶他们干农活。他一走又是几年。等他再回到城里，弟弟已经是十六、七岁的少年，和自己一般高了。除了在学校学习理论知识外，他还在工厂里实践，他选择的是机械专业，他喜欢摆弄那些零件齿轮。独孤雷鸣告诉哥哥他已经被选派要去苏联学习，马上就得离开。独孤雷震大感骄傲，忙着帮他打点行李，特地向上司老张请了有生以来第一次假，要带着弟弟去买东西。老张听到他请假的理由十分高兴，干脆自己也“休息”了，陪着他们去买东西，理由是：“你小子还没进过正二八经的商店，怎么知道买东西?我得指导指导！”
他们去了商店，面对里面那些东西却没了主意，平日里他们的衣服鞋子都是部队上发的，顶多就是买些牙膏，肥皂之类。对一个要出远门读书的半大小子该买什么，完全没主意。商店的经理发现了他们的犹豫，主动问起来。一个少数民族孩子要到苏联去学习！一下子引来人们的注意，经理立刻尽心尽力地帮他们挑选东西。从箱子到衬衫，从鞋子到帽子。最后清点了一下，她遗憾地告诉他们，这里没有皮袄卖，而那东西在苏联是绝对必要的。老张一听，笑起来说：“没事，我那件老家带来的羊皮大衣还新着呢，没穿过，你带上吧！在这里它也是无用武之地，刚好。”
帮他们挑东西的经理笑起来说：“也是，山东的羊皮大衣在那里该是最用得上的，又轻巧又保暖！”
“听你口音也是山东的？”这是老张第一次见到张嫂，那时他们已经过了三十奔四十的人了。
独孤雷鸣这一去就是十多年，在苏联学习了几年，回国后就留在北京的一所学校当了老师。这一路走来他没有让哥哥失望，七婶更是以他为荣，她的养子令十里八乡的乡亲们对她十分尊敬，连以前的婆家都来修好。她把他寄来的每一张照片都好好地保存起来，专门跑到省城比着那些相片买回镜框来一一装好，和毛主席、朱老总的相片一起挂在一面墙上。
但是这样单纯、令人振奋的日子没过多久就结束了，是那么突然。先是苏联专家撤回，接着一切就变得那么不可思议。反苏修开始后，独孤雷鸣他们这些留过学的人首当其冲，不少人调离工作岗位，独孤雷鸣也不例外。他的同学中下放的下放，有人甚至坐牢。偏偏独孤雷鸣是个直性子的人，在从苏联回来后和一些从前留学国外的人一起工作。极有兴趣他们的学问和技术，和他们相处得极好，学了不少东西，除了俄语，他还学会了其他语言。运动一开始，他就被要求揭发被他看作是老师的人，要和他们划清界限。独孤雷鸣不干，他敷衍，推诿，有时还和来询问的人顶。
结果他也被赶出了学校，由于出身好，又是少数民族，他倒也没像他的同学、同事那样惨。他被草草打发到一家工厂的冶炼车间，干的活是添煤。他的运气还不错，那里的工人对他比工作队的人好，原来在他之前，他们已经接待过几个有学问的人了。工人们并不真的要他干什么，不过班长当着工作队的面给他取了个绰号，叫他：羊毛卷子，后来，工友们减省成了：卷毛，因为他的头发天生卷曲。不过，只有他和工人们时，他们并不叫他的绰号，他们叫他独孤老师。如果听见有人大叫：“卷毛，添煤！”那意思是：工作组的人来了！独孤雷鸣就赶快藏好为工人们修的小工具，收音机什么的。拿起铲子走到炉子门前往里添煤，做做样子。工人们喜欢孤独雷鸣，他总是有办法让他们手里的工具变得好用，发明些小技巧让他们的工作提高效率，节省体力。要知道他们的工作是十分辛苦的！有几次工作队的人来要带走他，他的工友总是说，我有信心把他改造好，他只是认识错了人，根正苗红，可以变好，来搪塞工作队。因为他们知道从前来的那些老师、专家很多一出工厂的大门就被送进牛棚或监狱，备受虐待。所以他们总是尽量把他留在工厂里。最后对他的处理意见下来，是遣回原籍，他依依不舍地和工友们道别，踏上了回家的路。
独孤雷鸣再次见到弟弟是隔着一道铁栅栏，四目相对泪两行。老张想办法让独孤雷鸣回到故乡的山上，让那里的工作队别为难他。于是，学富五车的少数民族专家又回到了童年时代的生活，在上山放牛，一放十年！
十年里的苦只有他自己知道，十年里的煎熬也只有他清楚，好在独孤雷鸣是个乐观的个性，也有随意而安的性格，不是个钻牛角尖的人。在高山上独自生活也没有变成酒鬼或唠叨鬼。相反，他似乎自得其乐，有时下山也和乡亲们相处得极好，还帮着他们弄弄农具，教他们怎么把房子改造的舒服些。帮着生产队写写算算，根本没有犯了错误被遣返回来的样子。久而久之乡亲们都把这茬儿忘了，七婶则始终认为，她的养子是个好人，有学问的人，一定是别人弄错了。暗地里她到很高兴他回到家里来，这样至少她不是孤苦无依，尽管独孤雷鸣和他哥哥总是对她很关照，经常带东西给她，每星期给她写信，但是她还是希望有人在家才好。不然她把房子弄得干干净净，整整齐齐为个什么呢？
对于哥哥的消息，独孤雷鸣并没有像他想得那么兴奋，当他接到电报时他还不太理解那电报的意思。“看来他很急啊！”他想。村子里很快就传遍了消息，有人说，这是让独孤雷鸣逃跑，有人说一定是和那个跑了的上海女子有关，难道她跑到公安局把独孤雷鸣给告了？真是忘恩负义，众人一致决定，如果这样大家就联合起来写保证，保证雷鸣是个清白的好人。消息跑得快，乡上的干部为了那女子和孩子的事刚好到村里来，还没进村，就知道了电报的事，独孤雷鸣打开电报时投递员还没走。路上他遇到了来访的乡干部，就问他们平反是怎么回事？乡干部一听，喜上眉梢！那么说他们这个曾经引以为豪的知识分子果然没错！都是上面的人弄错了！忙着跑进村子，向乡亲们解释，如此种种，议论一番之后，乡亲们一致认为这是个好消息，决定让独孤雷鸣收拾收拾，到城里去。
七婶记得宋家老太太的生日，想到那年见到司斌和司琴那副馋像。于是打点了些吃食山货让独孤雷鸣带上，要他记得问好。想到这也许又是一次长时间的别离，不禁有些哽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