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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爽紧锣密鼓地组织北华晚报试刊号的内容，对8个版面他做了如下的设计：
头版，要闻版。主要刊发国家及省市要闻，原则上每期要有一篇短评和一组简明新闻，总条数不少于10条。
第2版，经济版。报道经济领域的新闻和重要人物。
第3版，民生版。以帮助市民解决生活问题为主。
第4版，教育版。重点报道基础教育的经验和做法。
第5版，文化版。报道文化领域的新人新事。
第6版，百花副刊。发表小小说、散文、诗歌和小评论。
第7版，特别关注。发表特稿、专稿。
第8版，广告专版。
另外。每版下面设立1/4广告位，有广告发广告，没广告再根据版面临时组织稿件。
很早就想采访著名作家浩然，当前是个机会。宋爽联系到了浩然，说明采访意图，浩然欣然接受采访。
这些年，浩然一直生活在三河。虽然他在1990年出任《北京文学》主编，但他很少回到北京市工作。
宋爽来到刚刚撤县建市的三河市泃阳宾馆，来到位于泃阳宾馆西面的浩然寓所。
这是一个不大的院落，一块青砖上刻着浩然亲笔书写的书斋名“泥土巢”。
宋爽刚走进小院，浩然已经掀起门帘迈着碎步出来了。花白的头发，明亮的目光，慈祥的笑容，握手的一刹那就让宋爽有了温暖的感觉。
屋子里的茶几上是沏好的热茶。
浩然问：“这么早就来了？”
宋爽说：“我是昨天晚上到的。”
浩然说：“我说今天早晨来也不会这么早到呢。”
宋爽说：“知道您爱吃广梨，我给您带了一筐。”
浩然很惊讶：“你怎么知道我爱吃广梨？”
宋爽说：“网上有一篇文章就是这么说的啊。”
浩然说：“现在网络发展得很快，不学会上网就落伍了啊。”
宋爽问：“您会上网吗？”
浩然说：“就会看看网页，还没学会在网上写文章。”
宋爽问：“您最近在写什么作品？”
浩然说：“写完《苍生》之后，这几年一直在写我的自传体小说《乐土》《活泉》，眼下正在写《圆梦》。”
“《圆梦》之后写什么？”
浩然想了想说：“那就该是《文革回忆录》了。”
“人们说起文革，都会说‘八个样板戏一个作家’，您怎么理解这句话？”
浩然好像是在自言自语又好像是在问宋爽：“怎么说呢？有人说这是对文革时期文坛凋落景象的控诉，也有人说这是对我的褒扬。我自己觉得这是令我骄傲的一句话。《艳阳天》出版以后，总发行量超过了1000万册，我可以自豪的说，直到现在全国的县委书记都是我的读者。”
宋爽说：“我也是您的读者。您的《艳阳天》《金光大道》《春歌集》《幼苗集》温暖了我的童年。”
宋爽看到浩然露出了幸福的微笑。
“您怎么看待当前的文学作品，特别是小说？”
浩然摇摇头：“看不懂了。如果我们的国家真的像那些小说里写的那样，我们的党成什么样子了？照这样比赛似的给党和国家抹黑，我做不到。”
“有传言说，老舍的死是您一手造成的？”
看来浩然不是第一次听到这样的问题了，他平静地说：“我只想说事实。”
1966年8月中旬，北京大学中文系应届毕业生侯文正在北京文联大门上贴了一副对联：“庙小妖风大，池浅王八多。”当时老舍被保护在医院里，但他从医院打来电话，要求出院参加群众运动。我劝他先养病，但他执意要来。8月23号下午，我正在办公室整理一份报告材料，来了一汽车红卫兵，到文联造反来了！侯文正和文联内的少数造反派串通一气，要挟文联的全体人员到院子里集合，按照已经列好的名单，点一个，揪一个，揪一个就斗一个，不少人挨了皮带抽打，所有被揪的人都戴上了写着“黑帮”“反动权威”等字样的木牌子。
我一眼瞧见了老舍正站在院子里，立刻意识到，老舍是统战对象，应当由军宣队出面予以保护。于是，连忙向后院军宣队的办公室跑去，请求他们向红卫兵解释清楚，以保证老舍的人身安全。军代表躺着不动，说，正确对待群众运动嘛，红卫兵小将要揪谁，我们也没有办法！我急得跺脚，只好给市“文革”办公室打电话，请求他们给说句话，但得到的答复如出一辙。当我怀着惴惴不安的心情回到前院时，老舍已被揪出，挂上了牌子，正被抽打着推上汽车。
我怕造成严重后果，便当机立断，派“文革”办公室的干部周述曾跟上车随老舍同去，并嘱咐周述曾说，万一发生什么事，赶快打电话来。
两个小时过去了，周述曾打来电话，说老舍受了伤。我立即找到司机班，派汽车把老舍和周述曾接回来。谁知，接老舍的汽车刚刚开进文联大门口，又被一伙进行大串联的红卫兵发现了。他们看到老舍被红卫兵打伤后，头上缠着水袖，立刻一拥而上，将老舍围住，又进行批斗。这时，一个著名作家突然跳了出来，当着满院子的红卫兵揭发老舍。她说老舍是反动权威，崇洋媚外，不要人民币要美金，把《骆驼祥子》的版权卖给了美帝国主义……在她的鼓动下，一些愤怒的红卫兵对老舍的打骂更加凶狠。老舍不甘受辱，一气之下，突然摘下脖子上挂的木牌子，朝身旁的红卫兵砸去。老舍的举动，立即激怒了红卫兵。霎时，更多的红卫兵冲了上去，拳脚相加。此刻，我急中生智，采取了“以攻为守”的策略，大喊一声：老舍是殴打红卫兵的“凶手”，应该押送派出所法办。这一喊，红卫兵们停止了拳脚，几个人上去将老舍送到了西单派出所。
当时死人很多，派出所没工夫管老舍，打电话让我们赶快去接人。我们先把串联的红卫兵劝走了，把被揪斗的萧军、骆宾基、端木蕻良等人集中到后院，然后赶去派出所。我对老舍说，先回家，一来让家人处理一下伤口，二来好好反省一下，明天到文联来报到。老舍当时没有说话，我说什么，他点头听着。我又给舒家打电话，让他们来接人。当时一点也看不出他有什么异样。
第二天，老舍一早就出去了。晚上我接到一个电话，说太平湖捞上一个尸首，是老舍。我派人去了，并给老舍家中打了电话。老舍夫人胡絜青说，人都死了，你们处理吧。
这就是老舍之死的真相。
“那个火上浇油的女作家是谁？”宋爽问。
“这很重要吗？”浩然反问。
宋爽意识到浩然不想指名道姓，就没再追问。他喝了一口茶：“浩然老师，我可以问一个令您尴尬的问题吗？”
浩然说：“今天我答应接受你的采访，那就是说，你想问的问题你都可以问。”
宋爽说：“揭伤疤会令人痛苦，我有些担心。”
浩然笑了，说：“我知道你要问什么问题。你想问我跟江青的关系？你甚至想问我是不是江青的面首？”
宋爽被浩然的真诚感动了。
浩然说：“我要告诉你，我不是江青的面首。我跟江青一共见过四次面。”
浩然与江青第一次见面是在1974年1月24日，地点是在天桥剧场。江青见面开口就问：“浩然，我过去是不是亏待你了？”她又说，你这么年轻啊！你写了那么多东西，我周围有你许多崇拜者，他们喜欢看你的小说，资产阶级不欣赏你，无产阶级欣赏你。她还说，你的《艳阳天》我看过。请你原谅我，《金光大道》没看。我工作忙，眼睛也不好了……她还指示在场的于会泳等人：你们以后有这方面的事情要请教浩然同志，他是专家，请他看戏，不要怕人家批评，你们几个里边没有懂小说创作的，等等。最后江青问：“你对我有什么要求吗？”浩然说，希望党多给我写作时间，千万别让我做组织领导工作，我水平低，连党小组长都没有当过，我只有用笔才能为党做些有益的事情。
浩然与江青第二次见面是1975年1月28日凌晨，地点在钓鱼台。江青说：“西沙这次胜利，主席很高兴，我也很高兴，很想去，脱不开身，请你们几位代表我去慰问前线军民。你们回来，可以写诗，写报告文学，写散文，我等着看。”
浩然与江青第三次见面是1975年3月5日晚上，地点是人民大会堂。汇报去西沙之后的创作情况，与浩然同去西沙的诗作者的“诗报告”不仅完成，而且江青看了，批准了，立刻就要发表。浩然要写的作品还没有构思好。
后来浩然拼命写了两个星期，把《西沙儿女》全部起草出来，同时打印，立即送江青审查。大约在三天以后，于会泳打来电话，说：首长(指江青)不看稿子了，作者自作处理，我们保留批评权。
浩然与江青第四次见面是1975年9月17日，地点在大寨，参加二十几名文艺工作者的集会。吃饭的时候，江青正式给在场的文艺工作者布置写作任务：重写《创业》、大改《山花》、新创作《井冈山》《长征》和《四渡赤水》。江青安排浩然跟一位导演合作《井冈山》。
浩然说：“实事求是地说，江青在艺术上还是很有她独特的眼光的。现在有些文艺作品大肆丑化她不学无术瞎指挥，我认为这不是实事求是的态度，也不应该是真正的共产党人的做法。”浩然说：“非白即黑，这不是唯物主义的态度。在我们的工作上很多时候都生活在灰色地带，这个人一好就都是好，一坏就都是坏，这种思维和做法很可怕。”
宋爽说：“改革开放以后，我们正在破除一分为二的思维习惯，现在已经树立了一分为三甚至是一分为N的意识。”
一问一答，宋爽对浩然的采访非常顺畅。
谈起浩然的长篇小说《苍生》，宋爽说：“您的长篇小说《苍生》荣获首届中国大众文学奖特等奖，很多评论家说这标志着您在中国文坛再次崛起。您怎么看待这种说法？”
浩然淡淡地笑了：“我是一个农民作家，我的根在农村，我要为农民而写作。‘写农民，给农民写’，这句话不是挂在嘴边的口号，更应该是一种行动。首届中国大众文学奖特等奖给了《苍生》，我很高兴，也很感谢，感谢大家对我的鼓励。我曾经以为我是一个被时代抛弃的人，这些年我一直在追赶，我希望自己永不掉队！”
宋爽问：“您现在除了写作自传体长篇小说，还有什么打算？”
浩然说：“我在整理我的全部作品，新加坡有一家出版集团想出版《浩然全集》。但我没答应。”
“您为什么没答应？”
“将来如果有人要改编我的作品，还得到国外去购买版权，那叫什么事！”浩然回答得很凝重，他意味深长地说：“干什么事都要有个底线，做人更要有底线啊！”
这时，三河市文联工作人员来了说：“午饭时间到了。”
宋爽跟随浩然一起来到泃阳宾馆雅间。不知道是为了招待浩然还是招待宋爽抑或是兼而有之，午餐很丰盛。四个人上了八个菜，剩下了一半儿。午餐快结束的时候，浩然又在盘子里夹了两箸子菜，吃完之后，小声地对宋爽说：“我已经吃饱了，看到还剩下这么多菜，心疼啊！”
一句“心疼啊”触动了宋爽的心，也更增加了宋爽对老作家浩然的尊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