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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奄奄一息的日本侵略者，美国、英国和中国联合发表了《波茨坦公告》①，敦促日本投降。然而，负隅顽抗的日本军国主义者们拒绝接受《波茨坦公告》。
为了迫使日本尽快投降，并以此抑制苏联等，美国总统杜鲁门和美国政府决定对日本使用一个无比很毒的毁灭计划，投放原子弹--目标是日本首都东京。
然而，人算不如天算，由于日本首都东京当天雾太浓，不甘心失败的杜鲁门决定另起“炉灶”，换了一座城市。945 年 8 月 6 日早晨 8 时整，3 架 B-29 美机从日本天宁岛高空如幽灵一样，悄悄进入广岛上空，广岛的一切生灵如常过着悠哉的生活。
面对空中的“大鸟”，人们仰望着、好奇着。为了迷惑日本人，在此以前，美军的 B-29 已连续数天飞临日本领空进行模拟训练，但这一次，飞机上一颗 5 吨重代号为“小男孩”的原子弹正瞄准着广岛。
3飞机在空中盘旋一周后，突然，一架飞机做了一个 155 °的转弯，对着目标，俯冲下来，瞬间就发出令人目眩的强烈的一道白色闪光，广岛市中心上空发生震耳欲聋的大爆炸。顷刻之间，城市突然卷起巨大的蘑菇状烟云，接着便竖起几百根火柱，广岛市马上沦为焦热的火海。
原子弹爆炸的强烈光波，使成千上万人双目失明；10 亿度的高温，把一切都化为灰烬；放射雨使一些人在以后 20 年中缓慢地走向死亡；冲击波形成的狂风，又把所有的建筑物摧毁殆尽。
处在爆心极点影响下的人和物，象原子分离那样分崩离析。离中心远一点的地方，可以看到在一霎间被烧毁的男人和女人及儿童的残骸。更远一些的地方，虽然有人侥幸活着，但不是被严重烧伤，就是双目被烧成两个窟窿。在 16 公里以外的地方，人们仍能感到闷热的一股气流。
正所谓——
华轩绣毂皆销散
甲第朱门无一半
内库烧为绵绣灰
天街踏尽公卿骨
……
当时广岛人口为 34 万多人，靠近爆炸中心的人大部分死亡，当日死者计 8.8 万余人，负伤和失踪的为 5.1 万余人；全市 7.6 万幢建筑物全被毁坏的有 4.8 万幢，严重毁坏的有 2.2 万幢。
日本人的武士道精神似乎永远不可战胜，但在原子弹面前一堪一击。广岛的代价并没有挫败日本军国主义者的信心并发出最强烈的负隅顽抗。美国发出通牒，要求日本立即接受《波茨坦公告》，然而日本一些人竭力掩盖广岛事实真相，并认为美军只有一颗原子弹。
日本军国主义者仍在继续进行着战争，拒绝接受《波茨坦公告》。对此，时任美国总统的杜鲁门又下令，再给点“颜色”他们看看并出动了Ｂ－29轰炸机。轰炸机上携带着一枚将代号为“大胖子”的原子弹。
“大胖子”比小“小男孩”威力大一倍，这是日本人怎么也没有想到的，当“大胖子”投到日本长崎市时，随着巨大蘑菇云轰然升起，所有的建筑物被一毁殆尽，10万名市民死的死，伤的伤。历史注定记载着，所有的侵略者都将自食其果，付出承重代价。
日本军国主义者哪肯罢休？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的全面爆发，美国正式加入战局。此时，秦石发现，他们所在的监狱上空时常盘旋着美军的轰炸机，监狱也常常遭到炸弹的袭击，很多人被炸死，幸运地是他们活了下来。
此时，顾此失彼的日本军队对台北孝义监狱的监控也越来越松懈，有时候，吃着饭，也会听见日本哨兵的紧急集合令。一向敏感的秦石遇到，日本人的气数将尽了。
“投降了，小日本终于投降了......”果不其然，一日午间，秦石发现，监狱内外居然没有一个日本兵，靠近门边的狱友不时向外张望，还听到游行示威的学生们在监狱外面，大声呼喊，向他们传递信息:“小日本投降了，革命胜利，民主万岁！”
不一会儿，外面的欢呼声、鞭炮声响彻云霄起来。秦石的心里激动万分，台湾光复了，小日本投降了，他和伙伴们欢欣鼓舞起来。尤其听到台湾最高长官陈诚在广播当中叫了一声“亲爱的同胞”，这个时候，秦石的眼泪一下子涌了出来，从那个时候起才意识到自己是如此热爱自己的国家，热爱这片深情的土地。
千家万户瞳瞳日，总把新桃换旧符。日本统治台湾五十年的历史就此结束，末代台湾总督安藤利吉在台北工会会堂签下投降书,也就是从这一天开始，国民党正式接收台湾。
出狱后的秦石和同学们，和许多台湾人民一样可谓斗志昂扬，激情满怀，他义无反顾的参加了林日高、潘钦信、萧来福、王万得、②谢雪红还有社会名流陈逸松等人组织了“三民主义青年团”。加入“三民主义青年团”后，组织上让他负责发动中学生、青年团，并主持大会，带领游行队伍，搞声援活动，怀揣着激情等待国军到来保护台湾人民。
理想总是充满着变数，当秦石和许多台湾人民盼星星盼月亮等到国军来到台湾后，一些国军的行为让他们失望至极，有的国军到民众中家中抢物品，买东西不给钱，更有甚者跑到民居强奸妇女.......
一系列不好的消息迅速在台湾传播开来，这让秦石们开始觉到忐忑不安甚至是害怕起来。但是只到这时，秦石依然相信那只是一部分国军的行径。随着接下来的“二二八”事件发生，彻底粉碎了秦石心中的美好。
1947年2月27日，台北专卖局在缉查走私香烟的过程中，不慎开枪误伤围观群众。愤怒的群众在惩处肇事稽查员的要求遭到拒绝后包围了宪兵队。此事件一下子触发了2月28日台北市民的请愿、示威、罢工和罢市活动的爆发。同日，包围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的请愿市民遭到驻署的卫兵攻击，事件由请愿转变为对抗公署的政治性运动，进而激化为省籍、族群冲突。
国民党用他们的机关枪对准了一群群手无寸铁的游行民众，扫射，扫射，扫射......一张张年轻的面孔挣扎着身体扭动着，倒下了，倒在血肉模糊之中......台北的街头刹那间就像一座炼狱场，血流成河，血腥的味道更是随风飘进了百公里外的台中街头。
台湾民众迅速掀起反对国民党的浪潮，一呼百应，人群如潮水一般奔赴专卖局，途中焚毁机关汽车一辆。后又奔赴行政长官公署要求面见陈诚。起义民众因陈诚无力满足要求，声势越来越大，便又发生了高雄要塞司令彭孟辑出兵血腥镇压民众事件。
台湾民众开始真正认清了，国军的真实面目：赶走了豺狼，又来的是一群虎豹。白色恐怖又一次笼罩在台湾上空。“台湾，要自治，要民主！台湾要真正的“光复”，要构建人民自己的理想社会，不是杀戮，不是强盗之辈泛滥。同胞们，让我们高举‘三民主义’的旗帜，坚决抵制国军的暴行......”秦石和同伴们高呼着并结识了声援的演讲人谢雪红。
谢雪红的演讲赢得雷鸣般的掌声，在场的人无不情绪激昂，热泪盈眶。许多的进步青年更甚者，冲上讲台，和谢雪红们一道，欢呼呐喊，一股反蒋热潮簇拥着愤怒的民众，以血肉之躯冲向国民党的台北警察局的大门。
秦石因此加入了“三民主义青年团”之初。在加入“三民主义青年团”之后，秦石得知，四十多岁的谢雪红②是彰化人，台湾留俄学生，1925年加入共产党，1928年她在上海参与创立台湾共产党。
台湾光复以后，谢雪红和她的同志重新开始了曾被日本殖民统治者扼杀的左翼政治活动，“三民主义青年团”便是他们发展新生力量的重要组织。秦石对这位正义凛然的老共产党员的佩服也是五体投地，梦想着有一天能像她一样，为民众奔走疾呼。
台湾民众的义愤，让本来就因“二二八”事件饱受责难的首任台湾行政长官陈诚着实惊惶了起来并向蒋介石递交了辞职信，因为他实在力不从心了，因为早在“二二八”事件发生之初，陈诚曾电请蒋介石，只是要求派整编第21师一个强团回台归建，维持社会秩序。当时，警备司令部参谋长柯远芳面见陈诚急切要求动武，鉴于事态严重，陈诚只好发电请示蒋介石。
等呀盼呀，好不容易等到南京发来密电，却是对对台湾人民的血腥镇压。物极必反，面对台湾的严峻形势，蒋介石意识到再这样下去，原本打算把台湾作为他最后的归“巢”地方，就可能不复存在。常言说：打虎亲兄弟，上战父子兵。蒋介石便派他最信任放心的儿子蒋经国到台“执政”。
蒋经国在临出发前，蒋介石一脸严肃地嘱咐儿子道：“中共在台湾的地下党已经暗流涌动，大有星火燎原之势，必须斩草除根以绝后患。”
因此蒋经国到台的第一件事，便开始了空前绝后的剿共活动……同时为了强化对台湾的统治，确保孤岛安危，台湾“警备司令部”颁布“戒严令”，宣布台湾地区处于“战时动员状态”。根据“戒严令”规定：戒严时期禁止工人罢工和集会游行，严格出入境手续，实行霄禁，禁止张贴标语、禁止散布非法言论，禁止藏匿武器弹药，人员外出必须携带身份证等等。尤其严厉的是，规定戒严时期禁止党外人士进行组党活动，如有违反者，以军法惩处。
与此同时，蒋经国又主持制定了一系列法规条令。诸如“台湾地区戒严期间防止非法集会、罢业等规定实施办法”、“台湾地区戒严时期新闻杂志图书管理办法”、“动员戡乱时期新闻杂志图书管理办法”、“动员戡乱时期国家安全会议组织纲要”、“妨害国家动员惩罚暂行条例”等等，花样达100多种。
台湾民众更加深深感到，才出深渊，又见火海之中。尤其令秦石心凉到极点的是原本满怀希望等待着前来的国民党军队来拯救被日统时期处于水深火热的台湾人民，可国军上岛后的种种行径，让他和岛内民众感到非常失望。特别是有一次他在街上亲眼看到，一些国军去买米，他们用的是国民党的代金券，那些钱当时在台湾根本是废纸一张，为此往往一袋白米给国军无偿拿去，卖米的店家常常赔本也不敢言说，否则就是一顿毒打。
更令人气愤的是，还有的国民党士兵进入民众家中后，象日本强盗，翻墙倒柜，见到好东西就抢。甚至连鸡也好，鸭也好，什么活得也好，死的也好，统统都要。如果此时见到女人，也会霸凌。老百姓见到国军就像见到瘟神一样，唯恐避之不及。
……
注释
①《波茨坦公告》这是中美英三国在战胜纳粹德国后一起致力于战胜日本以及履行开罗宣言等对战后对日本的处理方式的决定。
②谢雪红（1901年10月17日—1970年1月15日），原名谢阿女，台湾彰化人。曾为日据时期“台湾共产党”（日本共产党台湾民族支部）创始党员之一。台湾民主自治同盟的创始人。中国著名右派，台独之母。 1949年后，历任中国妇女联合会执委、政协委员等职。1951年谢雪红提出处理台湾问题须考虑到台湾政治、经济、文化特殊环境。因为谢雪红的深厚的台独意识，使她被批评为地方主义，1957年反右运动中被批斗为右派，1968年文化大革命期间又被红卫兵批斗，在1970年病逝。1986年平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