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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雨兼程是为了战友的安全。在“密使一号”的安排下，乔乔出岛的通行证已经办好，可是联系不上“老邓”了。朱枫心里开始隐隐不安来。而这时“密使一号”与他的战友们还不知道“老邓”已经被捕。
为此他们只能静静等待“老邓”派人来取通行证，就是这一等，那张通行证引起保密局特务的怀疑，于是嗅觉灵敏的保密局特务们循着通行证这一线，找到了具体经办人聂曦（中共地下党），再抽丝剥茧深入，很快把线索牵到“密使一号”身上--他可能与朱枫和“老邓”都有关系。
喜形于色中，古正文将情报报告到毛人凤那儿，他在惊愕中，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立即要求特务们继续深入调查，因为这是不敢轻易动的一个人。通过缜密而深入的调查，特务们从“ 密使一号”的夫人那，成功地套取并获知了来为乔乔办证的是一名叫朱枫的人。
正如牵出线头一样，特务们层层抽丝剥茧，朱枫由此开始进入国民党特务们的视线。
正在这一紧要关头，“密使一号”从内部情报上得知，中共台湾工委领导人“老邓”已经被特务们抓捕了。异常震惊!为了挽救朱枫于危难之中，“密使一号“立即派他的副官聂羲”前去紧急约见朱枫并递给朱枫一封信，信中提示到：那个化名“老邓”的地下党工委书记，已于一周前被国防部保密局抓获。必须迅速转移!。
看着信，朱枫脑海里不由地嗡嗡作响，思维一片混乱。“台湾工委的领导人怎么突然会抓捕了？”心想，太不可思议了。聂副官看着她还有些犹豫抑或不相信，就再次说：“估计当局随时都可能对您下手，情况万分紧急，您必须立即转移！一刻也耽搁不得！”
“知道了，谢谢你”。朱枫才准备转移。聂副官又补充道，“将军的意思，让您先到阿里山大酒店住下，容他再慢慢想办法。”此时，“密使一号”还不知道自己已经处于非常危险之中。
非常不甘心中，朱枫来到原来的接头的地点，发现“老邓”居然先知先觉地给她留下了一张字条，告之，“形势紧急，省工委有重要人物被捕，他将远行，让她快快离台。并说原托为其姨妹办的通行证，也不要了。”
朱枫无语 地摇了摇头，准备快速撤离……
面对“老邓”提供的一连串的线索，古正文并没有急着去抓人，而是对国民党内部的聂曦进行了深挖，他要把单选题变成我选题，全部打勾。令古正文没想到的是，这一下挖不要紧，一条“大鱼”一跃而出把他吓得一跳。
很快他手下写了一份报告送了上来，说聂曦是国民党参谋次长吴石的旧部，过去在国防部史料局任总务组长，赴台后由吴石安插在东南长官公署任交际科长。而那张名为乔乔的出境通行证是吴石太太托办的，杭南地址也是吴太太填报的，因为要以军眷身份办证，所以假造了刘永渠参谋的名字。
看完这份报告后，古正文心里咯噔了一下随即发出了莫名地哈哈大笑。笑过之后，他又不知道如何下手，正在思考着如何办才好之时，聪明狡猾的古正文突然联想到“老邓”笔记本上曾经记着“吴，密使一号”的文字。为此，他大胆一猜测，这吴，不就是吴石嘛，至于“密使一号”那一定是潜伏时用的代号。
转念一想，这种猜测是不是太大胆了？搞错人怕是要掉脑袋的。吴石当时是国民党国防部的高官，身处要职，没有铁证他是不敢轻易动作的。于是他自己又推翻了自己的猜想。但国防部参谋次长吴石自此进入了他的视线，并被紧紧地锁定为头号嫌疑--“密使一号”。
这一重大发现，令古正文异常兴奋，并迅速向毛人凤做了汇报。这毛人凤听了古正文的汇报后，故意大惊失色道：“你不会搞错吧，你不会搞错吧，他可是党国的元老!”。
心想，生活从来不会放过任何一种可能。古正文露出阴险一笑默念，让现实的风暴可以来得再猛烈一些，这样，迎接胜利的意义才显得非凡!
朱枫回家女儿家做了简单收拾后，给女儿、女婿留下一张字条，然后便迅速转移至台北著名酒店阿里山大酒店。然而，这时的台湾到香港的空中、海上航线，已全部紧急封航。只有一架军用运输机还要后天才能飞往舟山群岛的定海机场。
那里离朱枫的家乡镇海很近，也是唯一可以离开的通道。然而，搭乘军用飞机必须要国民党参谋部的《特别通行证》，而且必须是现役军人或执行任务的特务才行。
但是，为了让朱枫早日脱险，在此紧急的情况下，“密使一号”为了保护战友生命，还是冒险为朱枫签发了一张《特别通行证》。通行证是以朱枫探视病亲的名义前往舟山。
拿到《特别通行证》后，朱枫于2月4日傍晚搭乘上军用运输机并顺利离开台岛。
直到这时，朱枫才长长地松了一口气，心想这样总算安全了。然而，愿望总是美好的，现实却是残酷的。正在这时，“老邓”在古正文的审讯下，几乎供出了“密使一号”的真正身份，就是潜伏在国民党国防部中的高官，参谋部次长吴石。
情况紧急，古正文报告给毛人凤，他又马上向蒋介石进行了汇报。如此高官通敌，蒋介石一听非常震怒，火速下达了秘密手令，开始对朱枫实施抓捕。而这时，朱枫已从台湾飞到了老家镇海对面的舟山群岛上，如果不出意外，很快就会逃脱特务们的魔爪。
然而，当时由于舟山那时还是国民党控制区，特务们得知朱枫已经到了舟山，保密局局长毛人凤一封电报发往舟山保密局驻舟山“苏浙情报站”站长沈之岳处，当即展开了大抓捕。
接到密令的特务们已经草木皆兵了，开始四处搜寻朱枫，最终朱枫没有逃过国民党特务们的魔爪。
朱枫被捕后，立即被关进定海县城的一个监狱里审讯。
在被拷打的奄奄一息中，朱枫做好了牺牲准备。“不能让敌人的阴谋得逞！”她决心以死来表达她对党、对人民的忠诚还有保护“密使一号”。于是，她取出随身佩戴的金链、锁片，还有海勃绒大衣衬垫里藏着的金镯，共有一百多克。她把这些金器分解、折断，全部吞进肚里，然后平静地躺在地上，等待死神的降临......
正当朱枫做完这一切准备走向死神时，却被来巡查的特务们发现了她的异常。对于这位“总裁”钦定的重要要犯，他们哪里敢让她有所闪失。于是，国民党特务们紧调集了一架军用飞机将朱枫从舟山运回台北。最后，经蒋介石亲自指示，她被送往台湾“荣民总医院”抢救。
死神没有将她带走。接下来，她将面临更为严峻的考验。其实，这时的蒋介石并不需要她的命，而是要她的悔过与合作，以此来影响那些试图想颠覆他政权的社会人士。
悔过，对于一个坚定信仰的人来说，不可能!太眼拙了。蒋介石有点懵，但还是决定试一试。采取的手段是，通过亲情感化来促使朱枫回心转意。于是在毛人凤的亲自安排下，朱枫的女儿、女婿前往医院来探视她了。
得知母亲是共产党，面对母亲朱枫的处境。一见面，女儿阿菊便泪眼汪汪：“妈，您瘦了！这些天来受苦了！”“没有什么！”朱枫不以为然地笑了笑“这些天来你们可好？”她担心她们因她受到折磨。“还好，还好！”女儿、女婿一边点头，一边回应道。
望了望女儿们，朱枫痛苦说道：“是妈妈连累你们了……我会安排好我自己的。”“妈你不能!您不在了，女儿可就没有妈了！”朱枫知道虽然她们是做工作的，但也是真情话。朱枫苦涩一笑。阿菊更是泪眼汪汪地“妈，他们说了，只要您肯悔过，在悔过书上签个字，他们就不会杀您。妈，您就答应他们吧！”
“胡说！”朱枫把眼一瞪，“妈妈岂是那种贪生怕死之辈！你要是再说这些话，就不认你这个女儿，也不要再来看我了！”为此，阿菊哭得更加伤心。
伤心总是难免的，为了信仰，伤悲算得什么。望着女儿憔悴的面容，朱枫心里很难过，内心仿佛被什么撬动了一下。是想到自己这二十多年为了革命东奔西走，没尽到做母亲的责任，深感内疚。
见母亲意志坚定，阿菊只好作罢。女儿、女婿走了之后，奉命而来的游说者依然络绎不绝，他们开出的条件万变不离其踪。然而，朱枫毫不为之所动。为此，国民党特务将朱枫被拖进了行刑室，按照保密局的“规矩”开始给他用刑。
先是“留记号”—用鞭子抽打，直到打得朱枫全身血痕累累，晕死过去。可是，特务们并不罢休，又接着又用“暴风雨”—凉水浇和高压水枪冲。冲清醒后，特务们又接着抽打，直到再次晕死过去。
尽管朱枫经受着非人的折腾，但她依然坚贞不屈，自始至终没有向特务们妥协半点。保密局的特务们没有想到，这个不识时务的朱枫竟然如此顽固，看到从她身上实在榨不出油，于是他们彻底绝望地拿出最后一招……
1950年6月10日，朱枫被捕入狱已经是一百一十二天了。这一天的早上，只听到牢房的门发出“哐啷！”一声响。保密局局长毛人凤，在“特勤处”副主官章开觉等人的陪同下，跨进了这间“特别优待室”。
看到特务们的到来，一切已经明了，也许是最后一次谈话，也许……朱枫缓缓回过身来，朝这大小两个头目冷冷扫视了一眼，嘴角牵起一抹轻蔑的一笑。心想，“你们还能使出什么阴招来呢？”毛人凤看到朱枫那轻蔑一笑的一瞬间，可谓气急败坏，血气充顶。气急败坏的毛人凤一拳擂响桌面“够了！”朝眼前这位女共产党员厉声叫道，“朱枫！实话对你说，奉‘总统’面谕，给予了你最高的礼遇、优待……其实，我们并不需要你的口供，不需要你提供任何材料……只想换你个回心转意、共赴国难。可你不识抬举!”
“我……怎么样？” 朱枫用全身的力气响亮地质问，“令你们失望了吧？” “好，好样的，你应该知道，我们的等待、忍耐，都是有一定限度的。我想，你也许猜得到，固执到底……会有什么样的下场！”朱枫淡然一笑，看到不远的光。一代为一代付出，一代为一代改变，是为了美好的明天。她是国家的，也是民族的。
“你说的是要判我死刑吧？”朱枫说完哈哈地笑道，“我个人的死算得了什么？青山处处埋忠骨，人间遍种自由花……”
“你？……”毛人凤脸色骤变，朝身后“特勤处”副主官做了个手势。章开觉立正回应，忙向前跨上两步，打开手中黑色公文包，抽出一份文件，宣读：“将共党女匪谍朱枫押出去！”
朱枫①轻蔑地笑了笑，然后便昂首阔步，走出了“陆军监狱”。
风席卷着她的信念，黯然消失的黯然生长的，都已经无法考验她的坚定。
临进刑场的时候，朱枫梳理了下头发，整了整衣衫，昂首阔步走出。1950年6月10日朱枫在台北马场町被国民党杀害。
注释：
朱枫①女，1905年生，原名桂凤，改名湛之，城关朱家花园人。出身富裕家庭。1914年入县立高级女子小学，1921年入宁波女子师范学校。1925年“五卅”惨案发生，带头参加反帝爱国活动。1927年远嫁沈阳。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举家返乡，翌年丈夫病逝。1937年“七·七”抗战开始，投入救亡宣传活动，参与救护遭日机轰炸的死伤人员。期间，与朱晓光结婚。当年底举家去武汉，次年参加共产党领导的新知书店工作，并捐款500元。武汉失陷前返浙江，在金华帮助台湾爱国志士筹建台湾抗日义勇队，慨捐800元，并向义勇队少年团捐赠衣物。1939年秋，与朱晓光赴皖南新四军军部，设随军书店。1940-1942年，在抗日战争最困难时期，先后坚持在新知书店和书店桂林办事处工作。1941年夏，化名周爱梅，三次进入上饶集中营，探望和设法营救皖南事变时被捕的朱晓光，晓光于次年春越狱成功归队。1944年初至沪，参加书店驻沪办事处筹组同丰商行。10月，同丰商行遭敌破坏，曾被捕押于日本宪兵队，经受酷刑，守口如瓶，后经组织营救出狱。1945年春加入中国共产党，调至中共华中局在沪贸易机构经理财务，兼管情报部门经费，巧妙周旋于国民党经、军、警上层人物之间，保护党的事业和同志安全。1948年秋，调往香港。新中国成立后，奉命去台湾执行秘密任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