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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不会更改，历史也不会重演。如果不是“老邓”的叛变，也许……也许就没有后来的也许。拨开史实的真相，需要从“老邓”身上开始--
蔡孝乾(1908—1982)，台湾省彰化县花坛乡人，曾用名蔡乾、蔡前、蔡潜、杨明等诸多名字，在组织派往台湾工作期间，时而叫“老邓”或“老郑。”这既是隐蔽战线的需要，更是他多变人生的写照。他1922年毕业于日办彰化公学，1924年至1925年就读于中国共产党创办的上海大学社会科学系，受瞿秋白、任弼时等影响，参加上海台湾青年会，组建旅沪台湾同乡会。
1925年12月参与组建上海台湾学生联合会。1926年7月返台宣传革命，组织台湾文化协会左翼并任机关报顾问和撰稿人。1928年参与组建台湾共产党，4月当选为台湾共产党中央委员、常任委员兼宣传鼓动部长。同年8月，台湾的日本殖民统治当局面对台共的不断扩大，深感危机，于是开始了大肆搜捕台共份子，有些台共人士还被日本人抓捕入狱，有的遭到秘密杀害。
面对如此的严峻形势，蔡潜预感到自己已经在岛内无以容身，处于极度危险之中，于1928年8月下旬的一个夜晚，他和洪朝宗、潘钦信、谢玉叶等几名台共，从台湾北部后龙港秘密乘船偷渡来到福建漳州，暂时进行休整避难，伺机寻找党的组织。
为了生活，也是为了掩护身份并积蓄革命力量。起初，蔡潜他们几个台共党员们分散到漳州石码中学、龙溪女中教书作掩护。
1932年4月，林彪率红东路军进占漳州，蔡孝乾经地下党李文堂引荐去江西苏区，由红一军团政治部主任罗荣桓安排进入红军政治部，使用化名“蔡乾”开展工作；6月中旬，在汀州受到中共苏区中央局书记周恩来召见，因为得知苏区有蔡潜这样一个人才。一天早上，周恩来和任弼时去看望蔡潜，然后拿出两本日文书让他翻译成中文。一本是佐野学著的《国家论》，另外一本是日文书，列宁原著《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
领受任务后，蔡潜发挥了对日语的精通与极其聪明的才智，展开了夜以继日的翻译工作。当周恩来接到蔡潜翻译的著作后，为他的快速、准确翻译，感到很是意外并赞誉有加。这令蔡潜非常自豪，同时这也为他之后顺利发展奠定了坚定基础，并在1934年1月，蔡潜作为台湾代表参加在江西瑞金召开的中华苏维埃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并被选为主席团成员、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执行委员。期间与老师任弼时重逢。
当月蔡孝乾在苏区反帝总同盟第一次代表大会上当选总同盟主任，此后又结识了毛泽东胞弟毛泽覃及胡耀邦并在一起工作，友情至深。之后，经红一军团政治部主任罗荣桓的批准和安排，蔡潜前往列宁师范学校（团校）任教。从此，蔡潜开始了教书、传授革命真理的生涯……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为此，蔡潜和许多苏区官兵们一起，开始参加了著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这是一场前所未有的大转移，这是开辟发展的新天地。由于蔡潜表现突出，在长征途中，他被再次委以重任，与罗椊铭、陈云洲三人派到中央纵队政治部工作。
直到1941年10月，全世界各民族反法西斯代表大会在延安召开，蔡潜以化名的身份作为台湾代表参加，同时当选为各民族反法西斯大联盟执行委员会委员。
全国抗战爆发后，蔡潜的命运再次发生转折，组织上调他到八路军总部工作，随总部赴前线抗日。负责管理日俘和对敌宣传。曾在《群众》、《八路军军政杂志》上发表过《怎样进行敌军工作》等文章。
随后因工作的需要，蔡潜调回延安工作。
1945年8月，抗战胜利，台湾光复。中共中央于延安成立“台湾省工作委员会”，指定台籍干部蔡孝乾为负责人。
1946年2月，蔡孝乾率张志忠等人到上海与华东局地下党会合，3月正式成立“台湾省工作委员会”地下党组织，由蔡孝乾担任书记，7月，蔡孝乾抵台，地下党正式在台开展工作。轻车熟路，一切未变又在变。蔡潜来到台湾以后，按照党中央的指示要求，立即着手联系潜伏在的原“台共”成员和左翼积极分子，完善党的组织建设，不久即正式成立中共台湾省工作委员会。初期台湾省工委干部有简吉、谢雪红、陈福星、张伯显、廖瑞发、林梁材等，下辖台湾学生工委会、基隆市工委会、台湾省山地工委会、台湾邮电职工工委会、兰阳地区工委会、台北市工委会、北峰地区工委会、高雄工委等组织。至1947年“二二八事变”前夕，台湾省工委发展了70几名共产党员。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构词法1948年5月，全台湾正式党员已有285人。此后至1949年4月不到一年，台湾地下党组织蓬勃发展，正式党员增至1300多人，可掌握民众达5万人。省工委的实力，在1949年4月6日“四六学潮”中充分展现，这时省工委曾向中共中央提出《攻台建议书》：“如果我们的攻台计划，需要考虑季节风势的话，则攻台日期，应以明年四月最为适当。”并设定1950年4月作为岛内响应解放军攻台行动的时间。
“四六学潮”后，因在台北台湾大学校园散发地下党的机关刊物《光明报》，导致该报很快呈至台湾“省主席”兼警备司令陈诚处。数日后，蒋介石在阳明山官邸召开会议，痛斥保密局局长毛人凤等，训令严查“反动报纸”出处。因此导致了钟浩东的夫人蒋碧玉被捕。尔后，又有44名中共地下党被捕包括地下党高雄市工作委员会李汾、陈泽民相继被捕。陈泽民熬不住保密局的刑讯说出了台北市泉州街26号“老郑”的地址，随即台湾省工委武装部部长张志忠也被捕。之后，便发生了久经阵仗的“老郑”被抓又逃脱，再被抓的戏剧性故事……
这是既1949年蒋介石溃退台湾，存亡绝续之秋之时，打响的岛内隐蔽战线上的第一仗。中共地下党的意外败阵，使蒋氏父子得以在岛内站稳脚跟，而台湾中共地下党遭受重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