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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红玉台又招进了两个四川籍的保洁，其中的一个已四十多岁，姓袁，还戴着一副眼镜，外表很斯文精明，竟是离婚后来北京避难的。店里的领导很看得起她，很快提升她做了保洁组长。这位袁姓保洁和小秋同住一间宿舍，另外同室的还有一位厨房的洗碗大姐。这位姓袁的,竟然老在夜里把小秋叫醒，说她打呼噜影响了她睡觉。要说打呼噜，那位洗碗大姐的呼噜应该更大，而且她俩个的床头相并，而小秋的床离她还远一点。小秋心里就窝了一肚子火：你姓袁的来了老子就不能熟睡了？你说老子打呼噜，但老子自个怎么一点都不知道呢？在此之前也从来没有人说过小秋打呼噜的事，那呼噜到底是不是老子打的？仔细问过原来同室睡的人，她们都说小秋并不打呼噜，只是熟睡时出气声大了点而已。
一天夜里小秋刚刚睡着，那袁姓保洁,又来到小秋床头把她叫醒，让小秋注意自个的呼噜声。小秋心里很恼火，睡着打呼噜岂是自个所能控制得了的？而且自个还没有真的打呼噜，只不过是熟睡时呼气声重了点而已，你姓袁的也太过矫情了！想清静就不该住员工宿舍！但小秋还是强压着心头怒火，敷衍了她一声，又睡了。小秋就假睡，仔细听这间室子里到底是谁发出的呼噜声。过了一会儿，那个洗碗大姐的呼噜声已起，听在小秋耳里，清清楚楚。但就在这时，那个川籍的袁姓保洁又走过来喊小秋，不让小秋打呼噜。小秋再也忍无可忍，就呼地一声坐起，大声道：“你是想找碴是吧？！天天夜里喊醒我不让睡，说什么打呼噜。谁打呼噜你找谁去，你喊我干嘛呀！”那袁姓保洁也不甘示弱地说，就是小秋打的呼噜，不找小秋找谁？小秋嚷道：“刚才你把我喊醒，说我打呼噜，现在我躺在那都没睡着呢，又打什么呼噜了？你又来找我！我刚才听得清清楚楚，是那个洗碗大姐的呼噜声。你干嘛老找我呀？我好欺负呀？”但那位洗碗大姐竟也嚷起来，说小秋冤枉她，呼噜声不是她打的。这间小屋内只住了她们三个，天，谁来为小秋作证？小秋就一不做二不休，和她们两个都吵闹了起来。隔壁房间的服务员也被吵得睡不着，于是就过来劝架，她们三个才都住了声。
第二天早上开晨会时，经理就指名她们三个让站出来，让她们向大家解释昨夜里为什么吵闹？小秋让保洁和洗碗的先说，自个最后说。轮到小秋时，小秋就向大家仔细说了事情的来笼去脉，并向经理提出辞职。她不想和欺负自己的人在一个公司上班，因为以后会麻烦多多，不如一走了之。中午时经理去地下室的洗衣房，问小秋真的要走么？小秋说自己真的要走。那女经理就说：“你呀，什么都好，就是不能忍事。”并说那个姓袁的保洁做得不对，睡觉打呼噜很难避免，总不能因员工睡觉打呼噜就赶走。但小秋还是坚持辞职的想法：离开红玉台。半月后公司给小秋结清了工资，小秋和红玉台的缘份就此终结了。
在离开红玉台的前两天，六生去十里河一队的村子里，给小秋租了间房子。那是一间农家小院里的小耳房，和房东一个院，窗下就是村里的路，屋门口九十度斜对就是进院的通道。对门租给了一个山东的中年妇女。这间耳房很小，真的就像大门两边的“耳朵眼”：屋中只有一张木板床，刚好能睡下一个人；床头靠门处有个一尺见方的用瓷砖搭起来的放物平台；另一边床头三尺高处的墙壁上有一横搭的木板，可以用来放包裹，但如果这横板不牢固、半夜从上面掉下来的话，却是正好砸人的脸上或脚上；床沿离南边开窗的墙壁，只有一尺来宽；屋子很矮，站在床上直不起腰来。这间屋子很小，面积也就三平方米左右，如果床再大点的话，一张床也就填满了所有空间。屋顶是吊的顶，四面墙壁和地面贴的是瓷砖，看起来倒很洁净。房租是每月三百元，水电另计。
小秋嫌这间屋子太小，但六生已交了定金，只好搬来住。但没想到，在这间“耳朵眼”般大的房子里，一住就是五年，小秋记得，是零七年年底搬入这间小屋的。
搬入这间小屋后，休息了两天，小秋就出去找工作。
顺着东三环溜达了半天，在东三环中路、马路的东边，看到一家叫白洋淀的宾馆，在招聘杂工，小秋就大着胆子上前去应聘。那位操东北口音的经理，就录用了她。同时应聘的还有一个河南的老乡，看上去极象一个中学生，其实却已经结了婚，她老公就在宾馆边上的一家餐厅打工。
刚上班的那两天，就是收拾前厅的卫生，其实那该是前台服务员的活儿。两天后就学习对讲机的使用，和宾馆客房服务员的工作流程：每天收拾、打扫客人的已退房间，并带领刚入住客人来看房。小秋对工作表现很积极，因为她没有任何靠山，她得靠自己辛苦工作来挣钱、来活命、来养家，每天楼上楼下地跑，竟累得大腿根儿疼。
那时已是年底，随着春节的临近，原来的那两个服务员回了老家过春节，店里就又招了个临时工，按天计工资，可以干到正月初十。小秋每天就和那位同时来的老乡，配合着收拾客房，并负责客人退房和查房。因为就只有三个客房服务员，工作虽有点累，倒也算安静。干客房服务员，有一项别的工作所没有的好处，那就是：可以经常在收拾客人的退房时捡到钱。大都是一元、五角和一角的硬币，运气好的话，还能捡到客人忘在这儿的首饰。大都是住得久了，匆忙离开时就忘了抽屉里还有手镯、项链什么的没拿。不是特别贵重的物品，小秋她们一般就不拿去吧台，而是归了自己，小秋就曾在一个房间的抽屉里，找到一条细而精致的银项链。
有些客人是很败家的，特别是那些常住宾馆、职业身份又不明的人，经常招一些女孩子回来，还爱买各种东西。有一位年青人，千把块新买的一件银灰色的毛昵大衣，就因为大了点，就随手扔在房间里不要了，上面的商标标牌都没摘下呢！小秋就把它折叠好，先带进休息室，然后又想办法带进宿舍装进自己的包里，找个机会拿回租房处了。后来，六生回老家时让他捎了回去。
这家宾馆提供食宿，如不值夜班的话，下了班也可以回自己的租房处。吃饭呢，则是由经理和一个前台的服务员轮流做，反正人少，也好做饭。除夕和春节那两天，小秋就没回十里河的住处———大过年的租住在房东家里，也挺不方便的，不如就在店里过好了。
除夕那晚，吃过年夜饭，又小睡了一会，就起来站在三楼的楼顶看满城的烟花、听满耳的爆竹。但见得目光所及处，五颜六色的烟花，霰弹般此起彼伏，在夜幕的映衬下显得绚烂无比。噼噼啪啪、呯呯乓乓的爆竹声，在渲染着春节的欢快和热闹。在楼顶上看了一会儿后，就走下来到店门前的大街边，看人们在街边放烟花和鞭炮。这大都市的春节只是在午夜十二点到凌晨一点热闹会，因为烟花爆竹都是集中在这一时段来放，然后全城又恢复了往时的平静。
那些出来在大街上放烟花爆竹的大人和小孩们，也都斯文得像是在别家做客，没有嬉闹欢笑。北京的节日气氛很淡，因为你闻不到四处飘溢的肉香，看不到小孩子们的雀跃欢腾，听不到大人们之间的寒暄笑语，也没有人们挨门串户互相拜年的热闹，甚至看起来比平日还萧索。因为基本全城放假，没有了车水马龙，没有了熙来攘往的人流。平日车如流水的三环路上，如今车辆廖廖可数，街道上的行人也是奏减，不及平日的十分之一。那些平日都开着大门笑脸迎客的餐馆、小店都关门歇业，除夕到初三这三天，竟是有钱找不着吃饭的地儿，除非你去消费很高的大饭店。小秋一个人站在马路边，默默观看了一会后就返回员工宿舍，倒在床上胡思乱想。除夕和初一，也就这样打发过去了。
除夕前一天，老板家人也曾来过，是要开车给人送礼。初六，那位六十多岁的老板娘，带着她孙子孙女儿子们来了一次。这老板娘一家是河北的，她老公是个公务员，长子在老家打拼，这店宾馆主要是由她和小儿子经营。老板娘来了后，没给员工们发红包，也没和员工们打招呼，只和那位东北籍的经理，一间屋子里说笑了一会。呆了一天后，老板娘就领着子孙们走了，而小秋和员工们，也就和平常一样上班和下班。
二月初的一个夜晚，轮到小秋和前台的一个服务员值夜班，一直无客人出入，长夜无聊而又困倦，凌晨时小秋就倒在前厅里的长椅上睡着了。谁知，凌晨四点，老板娘的二儿子竟突然到来，但小秋却躺在长椅上睡得正香，在他走过去后服务员赶紧把小秋喊醒。没想到，就这么点小事儿，那家伙，老板的二儿子竟要炒掉小秋！
第二天上午经理向小秋说明老板娘儿子的意思时，小秋很意外，没想到这当老板的不仅不关心员工就那么睡着了会不会感冒，而且还要因此而炒掉员工！但作为打工人，在员工去留的决定权本就在老板，人家要炒你，你就老老实实地离开得了，不必争辩，否则显得你离开他的店就找不到工作似的。小秋就装出一副无所谓的姿态对经理说：“没关系的，炒掉就炒掉呗，我老公正说，让我去他店里去干呢，他店里正缺人。”那位经理倒是表示了她的遗憾，说：“我觉得你干得挺好的，但这是老板的意思，也没办法了。”这经理在小秋临走时，还送了小秋一件上衣，是一件黑色女式西服，因她穿有点瘦，就拿来送给小秋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