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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很多年以后，她也总是这样凝望那些日升月落无家可归的忧伤。
她两岁的时候就已经记事了。
因为唐山大地震，她的心中充满了恐惧，这种恐惧是在房子倒塌的那一刻根植到她的骨髓里的。
几百人的村子，死了二十多人，伤了一百多人。
最惨的是一个名叫“香头”的十八岁的男孩，他是村里第一个感觉到地震的人，他挨家挨户地敲门，在村里大喊“地震了！”
等他将人们唤醒，人们纷纷起来逃命的时候，他却突然发现自己没穿衣服，便害羞地蹲在了一面矮墙下。谁知余震来了，“香头”被砸死了。
而最幸运的应该是她。那天，天气异常得热，父亲干脆将窗子拆下来，扔到一边，夜里地震，房梁倒塌，她们全家人竟从窗子处逃了出来。
后来住在用油毡布搭起的简易棚里，她便常问父亲，死是什么？
父亲不答，训她，“小小的人儿，问这干什么！”
而母亲每晚都会在煤油灯下拿着哭腔低声哼唱：
初八十八二十八，
听见南街吹喇叭。
她问：“妈，妈，哪死咧？”
母亲没好气地说：“你女婿！”
母亲是解放前出生的。
母亲常说，“她”和六个弟弟妹妹是两个时代的人。
弟弟妹妹们出生在解放后，他们是生在新中国从小玩到大的亲兄妹，而母亲随着外公外婆在战争中颠沛流离，是孤独的。
外公外婆都是军人，党员。母亲是根正苗红的红二代。
父亲，出生在一个破败的知识分子家庭，文化大革命中祖父祖母饱受了屈辱，让父亲引以为豪的家谱也在那次浩劫中丢失了。吴代庄村从此成了没有根的村庄，所有关于祖上的故事只能摇摇欲坠地活在传说里。
母亲身体不好，父亲家境不好，这样的两个人最终相爱了。
父亲是用26块钱做聘礼将母亲娶过来的，母亲的嫁妆是满满一拖拉机的玉米和小麦。
新婚第二天，隔壁的刘大娘来将父母新婚的被子要走了：“说好只能借你们一晚上的。”
而祖母让叔叔们把柜子也抬回了自己的屋里：“你几个弟弟将来结婚还要用。”
母亲常说，“她”是介于封建社会与新时代之间的媳妇和婆婆，没有哪个时代的女人比她那一代更难做女人。对婆婆，母亲要敬重服从。对儿媳，母亲要宠爱谅解。不管是做婆婆还是做儿媳，都要小心翼翼，不管哪一头做不好，都有人在看在学。
她小时候是不怎么喜欢母亲的。
从她记事起，母亲就抱着枕头靠在墙上喘着粗气。
母亲有严重的肺心病。
母亲下不了地，干不了农活，便将吴家大大小小十几口人的衣服、被褥、鞋子给包了下来，每天在炕上缝缝补补。
母亲手极巧，是天生的裁缝。“她”从外婆家要来几斤棉花的种子，让父亲种在房前屋后，秋天时再将结的棉花收拾干净，纺线，织布，过年给孩子们做花被，做棉衣。母亲也曾把舅舅穿烂了的毛衣拆了，给孩子们织成领子的形状，缝在棉衣的领口处，透过外衣一看，里面就像穿了崭新的毛衣一样，过年时常引得小伙伴们嫉妒。
可惜，母亲不识字。
母亲的鞋样大都是用祖上传下来的古书剪成的，甚至大哥每次大便完了母亲都会撕几页《水浒传》给大哥擦屁股。
母亲贤惠，可是母亲不识字。于是，她觉得她和母亲是有代沟的。
母亲从来不在乎她和“她”耍小脾气，也从来不训斥孩子们。
每当哥哥们犯了错，父亲总会拿起棍子追着他们跑，而母亲就在后面拿着棍子追父亲。
母亲护犊子。母亲每次和父亲打架都是因为孩子们。
地震后，家里穷，吃不饱，母亲想方设法地挖红薯偷玉米给孩子们吃，而自己却常以野菜树叶充饥。
父亲在镇上上班，每月才能回来一次。
每次父亲回来，她和哥哥们都会向父亲告状，说母亲的不是。父亲看着面黄肌瘦的孩子们，二话不说，从村里的肉铺砍回半斤肥肉，让母亲给她们包饺子吃。
母亲总是把肥肉放进锅里耗成油梭子，用大白菜包油梭子饺子，而耗出的油，等父亲不在的日子里给她们拌饭解馋。
母亲酷爱唱评剧，虽然母亲不识字，但是几十出评剧的唱词母亲都能够一字不漏的唱出来，那咿咿呀呀地唱腔，至今还在她的耳畔回响。
2.
唐山大地震后，父亲患了肝硬化，在唐山市人民医院做了手术。当时同病房里住进四个人，只有父亲活了下来。
父亲住院的那个秋天很是漫长。母亲和叔叔在医院陪床，留下她和两个哥哥在家里等候。
“你们的父亲可能要死了。”母亲告诉她。
那时，她们全家还住在简易房里。简易房南面有一棵老槐树，每天她都会一个人在老槐树下捡豆荚，眼睛却望着屋后那条通往村外的小路，巴巴地盼着父母亲回来。
有一天，老槐树下来了一个陌生的姑姑。姑姑二十多岁的样子，皮肤白皙，身材也好，穿着一件墨绿色的风衣，在老槐树下独自徘徊。
她觉得好奇，便躲在门口偷偷看着姑姑，姑姑发现了她，便轻轻招手示意让她过去。她在门口怔怔地望着姑姑，猜不到这个姑姑是谁？从哪来？来做什么？
姑姑见她不说话，便微微笑了笑，然后伸手从她挎着的书包里掏出来一颗红苹果。
那是她平生第一次见到苹果。红红的，圆圆的，即使离得有几米远，那诱人的清香也早已在秋风的裹挟下钻进了她的鼻孔里。
姑姑手里拿着苹果，拿着苹果的手伸向她，她再也禁不住诱惑，便疾疾地朝姑姑跑了过去。
很多年以后，她总是能够想起那个秋天，她和那个姑姑站在老槐树下的情景。
姑姑长得很美，睫毛长长的，笑起来眼睛弯弯的，她仰头望着姑姑，看姑姑略带焦急且忧郁的目光投向屋后那条通往村外的小路。
她忘记了姑姑是什么时候走的，也忘记了父母亲是什么时候回来的。
她只记得昏黄的简易房里，夕阳温柔地洒在土炕上，土炕西头儿是侧身躺着的父亲，土炕东头儿是十几颗红艳艳的大苹果。
她坐在炕中央，双手捧着一颗苹果，小口小口地咬着，好似在咬噬着父亲的青春。
＂爸爸，那个姑姑是谁呀？＂她问。
＂姑姑，就是爸爸的妹妹呀。＂父亲答。
＂可是，爸爸只有一个妹妹呀，爸爸的妹妹不是她。＂
＂是南院儿你刘叔的妹妹，所以，也是爸爸的妹妹，所以你也得叫姑姑。＂爸爸解释说。
＂哦，我知道了，是刘叔的妹妹，我也叫她姑姑。＂
后来她常常在老槐树下盼着，盼着那个姑姑会忽然再出现，然后再从书包里掏出几颗苹果或者其他的什么东西来。
但那个姑姑再没来过。
有一天，她实在忍不住，跑到南院刘叔家，问刘叔，姑姑什么时候回来？
刘叔莫名其妙，问她，哪个姑姑？
＂就是你的妹妹呀！＂她仰起那张因兴奋而涨红的小脸儿大声地回答。
没想到刘叔笑了：＂我哪有妹妹了？！我们兄弟六个，如果有个妹妹，早给我们换亲了，还至于打光棍？＂
那个姑姑不是刘叔妹妹？她一时愣住了。
那一刻，她忽然理解了母亲，理解了母亲的怨恨。
初八十八二十八，
听见南街吹喇叭。
——“妈，妈，哪死咧？”
——“你女婿！”
母亲依然哼唱着，她在母亲的哼唱声中渐渐长大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