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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天是个春暖花开，结伴踏青郊游踏青的好季节，但对大集体生产队的大部分人而言，却是一个青黄不接的荒季。对于缺粮户（大部分属于孩子多，挣不够工分）来说上年的余粮早就吃光了，地里的小麦还是青青的，离麦收至少还有两个多月的时间。缸里粮食少得可怜，碗里的饭稀了，清了，端起饭碗，就从清清的米汤里看见一张瘦骨支离的脸漂在碗底，一漾一漾的。
当时上级的最高指示：节约粮食问题，要十分抓紧，按人定量。忙时多吃，闲时少吃，闲时半干半稀，杂以番薯、青菜、瓜豆、芋头之类。
大锅饭平均分配的年代，社员们全靠工分吃饭，综合生产力和劳动积极性不高，种子是从打下的粮食中筛选出来的，化肥是些基本没多大意义的土堆沤肥，雨水完全是靠老天的赏赐，故而产量非常有限，如果不是劳动力较多的家庭或干部家庭，普通人家特别是孩子们多的家庭就会经常有饿饭的经历。为了多挣点工分，大人们起早贪黑是常有的事，大人们赶紧收拾出村里地干活。夏季和秋季分粮食的时候先是按平均人口分粮，然后是根据工分的多少找补。也就是说，如果人均口粮是100斤，只要有户口即使没有挣到工分，都可以分到这个数量，但是这100斤平均口粮不是白拿，要转到往来账，等孩子长大了再挣到工分的时候，慢慢地偿还生产队的债务。年底小队会计决算的时候，如果一个工日值半斤粮食，一个劳力挣到300个工日，可以多分150斤粮食。
曾经的饥饿，尽管不至于像严重的自然灾害年代那样会饿死人，但那种由胃肠绞疼而深入骨髓的感受，头晕眼花之时看见可以吃的两眼放光，仍然叫人终生难忘。没有多余的口粮的家庭，一般是家里兄弟姐妹众多，劳力又少，年年分下来的粮食都不够吃，叫缺粮户。每年还不到新粮下来，粮仓的粮食几乎都已经见了底，比如19岁的赤脚医生张豪家，他是家中老大，二弟张磊，共弟兄2个，2个妹妹，他们对饥饿的记忆极其深刻。年年一到春荒，父母亲就不得不去亲戚家借粮食，因为家里几个嗷嗷待哺的孩子等着吃饭。那时母亲最爱炒的一个菜就是炒土豆片了，记忆中，铁锅里永远没有足够的油，总是炒上一分钟，感觉油快干了，又迅速地用勺子从瓦罐内壁里的猪油（这是春节时用肥内炸炼出来的）刮出一丁点来，划进锅里，反复如此。另外，再炒上个白菜或青菜，配上玉米面做成的面糊饭，一顿在那时看起来还不错的中餐就做好了。
那时他家，一般从来不吃早饭（当然那时没有早点的概念，庄稼人都是10点吃饭，出门干活），加上缺少油荤，张磊每天中午12点放学后，肚子实在饿得受不了，就摸摸裤兜，若幸运会找出几粒炒黄豆，就会一个个地津津有味吃起来，细品慢嚼。但是这种机会很少，有一次，他眼巴巴地告诉父亲，实在太饿了，能不能每天给我一毛钱，放学时想买点爆米花吃一下，老父亲龇牙咧嘴想了半天，回答说，不行，你每天花一毛，那么十天就是一元，100天就是10元，1000天就是100元，放学你走快点，回家来吃饭吧。张磊心里的热盼瞬间跌倒了冰点以下。
打记事起，粥配粗粮就是家里一日三餐最常见的主食，白面馍是招待客人或春节时才有的待遇，所以那时的孩子们盼望的就是过年。粥自然是白粥，粗粮或者是蒸木薯、红薯和芋头，或者是炒晒干再用水泡软的红薯干，有时也煎红薯粉做的饼子。这样的搭配，吃的时候很容易就吃饱了，可一点都不经消化，极不顶事，往往还没到下一顿的时间，饥饿的感觉就出来了。另外这样的搭配，除了让人老是尴尬地控制不住放屁外，还会严重损害身体，特别是吃多了红薯时。红薯是寒性食物，极伤胃，吃红薯的时间长了，一张口说话，口水就会流出来，还会让人患上胃痛的毛病，一家人胃寒胃痛的毛病，就是在那时候落下来的。而体质较弱的张磊，有一回吃完煮红薯后不久，便恶心呕吐、头痛头昏，躺在床上直打滚。常常还是在课室里上着课呢，肚子就会不争气地叫起来，老师讲什么也没心思听进去了。一个条件好的同学从书包里拿出一个白面馍拜开一半给他吃，他舍不得吃，总是没人时搓点沫渣，甚至闻闻粮香解解馋，一直揣了三天才吃完。最要命的是星期天随父母上山干林活，才干到一半时肚子饿，比如在山上砍柴，正要把砍好的柴扛下山去，肚子一饿，双腿就会发软，浑身冒虚汗，若是一个不小心，会摔个跟头，连人带柴一块滚下去。
一有空，村头后斗沟河的溪流，便是张豪与弟弟张磊施展拳脚的地方。只需拿个小网兜或簸箕，顾不上刺骨的冰水流，在小溪小河的草丛里捞一捞，没准会捞出些小鱼小虾来，运气好地时还能捉到螃蟹。如果挽起裤腿跳到水里，则会摸到田螺和河蚌等贝壳类的东西。最有意思的还是拿把铁锹，来到那个水流不多的小回水湾里，把溪里的淤泥铲到溪边的小路上，这时便会看到有泥鳅或黄鳝从泥里钻出来，活蹦乱跳。忍着饥饿回家，母亲简单收拾下，煮上一锅缺油少盐的生猛河鲜，父母舍不得尝一口，那美味全慰藉了五个久不知肉味的肚子，那个香才较真的香。
年轻长身体的时候，更是怕饿。有一天张磊放学后，肚子饿极了，就在路边土洞里扒出个搬仓老鼠窝，可惜到最后只按住一个，摔死后扒掉皮，用树叶燃堆火，原本白嫩的老鼠肉，经过明火的烧烤，表面很快就碳化，变得漆黑。用木棍将它掏出火堆，稍微冷却以后，捡起来简单拍了拍表面的柴灰，就是一阵狼吞虎咽。终于吃了一回独食，而且是嘎嘎的！那种满足感，比吃上山珍海味也体会不到的。其实他俩也不知道老鼠肉烧熟没有，只不过这都不重要的。次要战利品是里面的一大碗玉米粒，回到家洗洗往烧热的铁锅一捂，砰砰的炸响声中，弟弟妹妹们吃了一次最香甜的爆米花。
张磊和弟弟妹妹最开心的是父母亲、哥哥参加“突击”活，也就是晚上加班干诸如修路、修水利或平整土地建房子之类的活。因为深夜“突击”回来的母亲，总能带回几根香喷喷的油条，那是干活的所得，尽管父母和张豪哥饿着干完活，但领到油条后自己却舍不得尝一口，全部拎了回来叫孩子们起来吃。自从知道他们去干活那刻起，孩子们都有了共同的小心思，都忍着瞌睡等着、盼望着，直至歪歪扭扭地困倒在床上，做梦了嘴角还淌着一条哈喇子。无论是在寒冷的冬天，哪怕在温暖的被窝里睡得再死，母亲不用叫，只要一闻到油条的香味，张磊马上就会第一个醒过来，一骨碌爬起来接过油条就开始分派，父母和哥哥自然是不参与的。到他了总是舍不得吃，先翻来覆去地看，接着闭上眼睛开始闻，然后把手伸到舌头慢慢的舔，因为那上面沾上了油。最小的妹妹豆豆是个瞌睡虫，每回吃油条时都半梦半醒，得由母亲搂着喂她吃。有一回早上醒来伤心大哭，说晚上吃油条没叫她，任凭大家解释半天说已经在她闭着眼时喂她吃过好多了，她就是不信，直到大哥张豪发誓下回“突击”时一定会叫醒她，她才不哭罢休。这事也成了伴随她成长一辈子的笑话。
平时虽然家里也养鸡，但鸡的数量有限，而且母鸡得留着下蛋，什么时候杀鸡有严格的计划安排，通常会留到过年过节的时候，平常是不杀的。有一回张磊劈柴时，不小心把邻居家来找虫子吃的鸡劈死了，母亲执意把自己的鸡赔给邻居，把那只不幸殒命的鸡煮来吃了。没挨揍不说，还捞着了香喷喷的鸡肉吃，经历了如此由惧怕到狂喜的大转折，所以至今都记得。
对于从那个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时代走过来的人都不陌生，不知为什么，无论是博古通今的上级领导，还是上级领导治下的一群大老粗干部，都视资本主义为洪水猛兽，也不知道他们究竟在恐惧什么，到底在害怕什么，总之，资本主义让他们是寝食难安，夜不能寐，也不明白什么资本主义就那么让他们惶惶不可终日，一个个成为惊弓之鸟而杯弓蛇影。于是就想当然地把小老百姓，特别是社员在家门前后栽种点小菜，或是养几个猪鸡，或是养几只鹅鸭说成了是在搞资本主义，是走资本主义道路，而拿到集市上去换点盐巴火柴钱则说成是搞投机倒把，还说是“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投机倒把是计划经济时代的一个特殊罪名。投机倒把罪是国家实行市场经济之前的一项罪名，指的是以买空卖空、囤积居奇、套购转卖等手段牟取暴利的犯罪。在那个时候，如粮食、棉花、油等都是按计划供应的，任何倒买倒卖、囤积居奇都是不允许的，而长途贩运，非法经营烟草、食盐专卖品，伪造、倒卖车票、船票、税票、货票，假冒商标等，都会被“兜”进“投机倒把”的口袋里。这时个人是不允许做买卖的。于是全国各地都掀起割资本主义尾巴的狂潮。前村一个木匠去给老丈人家做做活计，被村里的结巴队长以投机倒把罪叫工商局的人把木匠工具给收了。管得严时，那些躲在旮旮旯旯的庄稼都没有逃脱被当成资本主义尾巴被割掉的命运。
“大跃进”的年代，为了应付上级检查，后村有块地据说由于缺少土，长势低，于是一群干部就来了个真的“拔苗助长”，对栽的玉米，瓜豆什么的全都来个给提着棵往上拔了一节，因此上级干部在的时候还是好好地站着，根本看不出什么异样，而到了晚上却是全部都蔫了。直到多少年以后，社员们都还在咒骂那些个干部，是挨千刀的，砍脑壳的，尽做缺德事、丧德事，就不怕天打雷劈，就不怕当短命鬼，就不怕断子绝孙。说实在的，如果庄稼有灵，一定也会让他们成为短命鬼，断子绝孙的。
张豪曾经和3个朋友干过“投机倒把”的事儿。20世纪六七十年代，生产队的生产活动一年忙到头，也没有假期，生活很是清苦。听以人们至今仍记得那句顺口溜，“干到腊月二十九，吃了包子就下手”。枯燥的大集体生活束缚不了年轻人的脑子，他们想方设法地出去偷偷挣钱。70年有一天，张豪和2名朋友按照约定，在半夜里挑着2筐葱悄悄地出了门，步行6多个小时，到达一个偏远市还没来得及贩卖，便被当地的农产品收购站查住。工作人员将所有的葱按照8分钱的价格收购，收入全部充公，还给了3个人“长途贩运”的处分。张豪到现在还记得当时的情景，人家连扁担筐子也想没收，最后好说歹说才要回来。
有一年冬天，眼看就要过年了，突然县城土产公司发出个通告，说是急需要一批稻草席，一块钱一床，草席任务收够就不收了，当然不知道人家收去做什么。一块钱一床啊，在村集体干农活从天亮干到黑一天还不到4毛钱，还到不了你的手里，等到年底跟你七算八算的你反倒欠集体的钱。于是消息灵通的“兰豹子”和村里几个年轻人一合计，除去买稻草的钱，做下来最起码一床草席也还剩5毛钱，于是赶早不赶晚，就相约去别处乡下私人家，赊些稻草来利用夜晚的时间编席子卖给土产公司，好赚点辛苦钱过年。可是当编好席子拿去县城上交给土产公司的时候，大队的治保主任张赖货却带人堵在了村子的各个路口，然后以抓投机倒把典型的罪名没收了所有的席子，并且还把村里的年轻人关在了一间小黑房子里，关了整整一个夜晚，到第二天中午才被放回，当然席子最后也没有了踪影，直到打倒“四人帮”以后，才有人传出了席子当时就被张赖货私下卖给了土产公司了，当然钱也变成了治保主任一行人的了，而村里那些编席子的反倒得赔偿了人家的稻草钱。
其实这个时代的社员大部分都是很朴实的，他们的愿望和想法也很简单，他们想的是给集体干一天活下来，早晚两顿饭能够吃饱就很满足了，他们最大的奢望就是能够吃上一个大白馍。
春天，艳阳回归，春风拂面。树木生出了新叶，这对于树木来说，就是所谓的得；后来，秋风萧瑟，百叶凋零，这对于树木来说，就是所谓的失。如果没有老叶的凋零，春天也不会有新叶的萌生。毕竟一个芽眼，生不出来两片树叶。而有了新叶的萌生，就有了新叶老，老叶落。这是天道，自然循环，不是人力可以违背的。所以说，得失只是循环上的点，不断交替，且无休无止。
自然，饥饿时树上的叶片也是可以果腹的，并且也会唇齿留香。
但是，已参加生产劳动并做了赤脚医生的张豪，尽管常常受到饥饿的折磨，但仍然坚持看书学习，因为他坚信：知识能改变命运！其实他并不孤单，有这样想法还有知青陈晓和赵小惠及教室里苦读的香叶们……
多少山乡的前辈们生活在这一特殊年代里，他（她）们在这片火红的土地上生根、发芽、开花、结果，然后凋谢，完成了生命的整个过程。当然这些浑迹过程里又充满了雨打风吹，艳阳高照的起伏未定和大浪淘沙。这也像大多数人生的整个过程，在红尘里翻滚度劫，有喜有悲，苦辣酸甜，浓缩归景。
茫茫人生路上，不是每天都有幸运，正如大海一次次的潮起潮落，海潮退去的时候，沙滩上留下的仅仅只是海浪送来的一个个贝壳，于是它也只能在寂寞中守望另一次的大涨潮。生活亦是如此，在贫穷落泪的日子里，人们懂得了伤逝和希望；在多雨的季节里，也会渐渐懂得奋斗和坚强。贫困既是一种经历，也是一种体验，经过洗礼，生活或许是另一番模样。人生是快乐与痛苦的合成，只要永不畏惧，一切都会过去，那暂时的贫困将变成你拼搏的动力和永久的财富！
改变是强者的通行证，抱怨是弱者的墓志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