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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上午，建文跟爸爸妈妈坦陈了他打算明天就去武汉写书的计划。但他并没有不加思索的把全部真相说出来。他谎称只需写作三四个月，但实际写作时间很可能是七八个月之久或更长。因为他深知，他迈出家门去写作的这个举动就是一次和家庭的诀别：他有可能从此就脱离家庭的怀抱，此后过着独立自主的生活。对他来说，这才是真正的真相。而这对现在的他们来说，是无论如何也不能让他们知道的。
为了让父母能够同意他的这个出走，减轻他们在各方面的顾虑，他对他们说出了一大篇的谎话：他说他此去是住在他的一个很要好的他们也都认识的同学那里；他的房子宽敞——他在住处上不用花钱了，而且在人身安全上是可靠的（他知道父母会很担心这点：中国的父母都是这样！）；他说如果还有很合适的相亲对象，他也会回来看看；他说他过年会回来的。
张德厚和杨翠云听到这个消息后，震惊得呆了！他们简直不能相信自己的耳朵，好半天才回过神来。他们先是异常激烈的反对，谩骂，但最终，他们还是只能悲观无奈地默认了。他们并不是完全不理解儿子，他们知道他太酷爱写作了，这是他一直以来的爱好。再者，他们也看出，儿子心意坚决，无论他们再多说什么也是不起作用的了。
他的出走的计划竟真的成了，并且似乎也比预想的要顺利一些，这令他的心情着实异常欣喜激动！他甚至在好一会儿都仍然不敢相信，他要走的计划真的成了，毕竟这在他一直看来是件多么艰难多么遥不可及的事情啊。因此在有一会儿，他甚至都反常的倒愿这件事不会是真的呢！他的身体甚至一直激动地发着抖！但是，也正因为这样，他冷静过后的心情也变得前所未有的凝重严峻。他开始担心父母，并且老要回想起他们那悲苦无奈的神情。他似乎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为他的父母担忧。他为他终于挣出了苦难的处境但却致使父母还将备受苦难的煎熬而深感罪责不安。因此，在上午余下的时间里，他简直是诚惶诚恐的，脸色一直极为阴沉。他直感到自己是个大罪人，在父母面前，在弟弟面前，都不敢抬起头来。
下午午饭过后，弟弟建武走了。建文突然感到家里那么空落落的，凄惨惨的；他心里不舒服，似乎感到这一切都不对，他的生活不该是这样，他甚至生起了某种怀疑自己的情绪……他厌烦透了。但他知道，他是一定得走的。他忽然记起了昨天想给父母写封信的打算，这封信的主要内容乃至某些词句这两年一直盘桓在他心中。他上到楼上，坐在书桌前，打开一本旧的绿色封面的大笔记本，在上面给父母写了如下的一封信：
最敬爱的爸爸妈妈：
我很抱歉我做出了离家出走去做我自己想做的事情的决定，并给你们写下这封以作解释的信。
给你们写这封信，我诚惶诚恐，因为我不能完全确定这对你们到底是个大灾难，还是个福音。
这封信，我其实早想给你们写了。因为我觉得我们之间有代沟，需要解释清楚，但是我又一直怕吓着你们，因此我就总是不说，保持沉默；我甚至希望能永远不说最好，因为在我看来，你们（或你们这代人）是难以理解我（或我们这代人）的那些思想和价值观念的。但是，在现在的这样一个局面下，在我的婚姻愈来愈受你们逼迫也愈来愈使你们担受恐惧的煎熬，而我的婚姻我又认为不可能很快的在这一年或两年就能如你们所愿完婚的情况下，我不得不在你们面前写下这样一封彻底坦露我真实思想的信，以使你们的担心减轻些。我希望会是这样的。
在你们眼中，我似乎永远是你们那个再熟悉清楚不过的孩子，与其他的孩子并没什么不同。他一直很乖很懂事，很勤俭顾家，他一天天长大，末了，他到了该成家的年龄了，你们就安排给他成家，而他也并不反对你们的安排，只要你们给他安排相亲，他就顺从地必去，他从来不违拂你们的心意。但是，我要说，你们看到的只是一个表象，他还有他的婚爱观，他的人生观，你们却一点也不知道，也从不试图知道。在你们这代人眼中，生活仿佛是很简单的，那就是居家过日子。可是在我们眼中，生活却是神圣的，是不容亵渎的，因为它是关乎我们灵魂的。——但在你们头脑中可能根本就没有这个概念。究其原因是我们身处中西方文化激烈碰撞的时代，而我们又是受过一定文化教育的一代，甚至在走入社会以后，我们还在自觉和不自觉在学习和接受西方文化中我们所赞赏的东西。
在中国，我们普通人的价值观里所重的是成家立业，繁衍子嗣，而在个人生命的发展和精神追求上一向忽略不计。我记得，你们从来就没有问过我，你有什么人生追求，或你有什么人生理想；在你们觉得，仿佛只有老老实实做我这颇能维持生计的本行工作才是天经地义的。在你们的价值观里，也不大认同什么奋斗或进取之类的说法，你们觉得，只要能够安安稳稳过日子就行了，就应该满足了，人活在世上并不需要有多大追求。可是在我们，却完全不这样想，对我们来说，一个人要怀抱理想的生活，要积极的有勇气有追求的生活才是好的，是合理的，是为自己满意的。当然，除你们以外，别的所有亲戚朋友，也都从来没问到过我们这些问题。他们和我们谈的或关问的问题一律还是和你们一样的：谈结婚和成家。我觉得，我们就在这样的生活环境中长大的；而你们也在这样的生活环境中习以为常。
在你们看来，别人的疾苦我们没有义务去管，我们可以不管不顾。可是在我们，却觉得和我们一样相关，我们有义务有责任去管。我总是感到，我们既受惠于前人，我们就也有义务将我们所受的恩惠传下去。这两点认识对我们来说是如此重要。
在你们眼中，这世界仿佛只有一种价值观，那就是安安稳稳地过好自己的生活，只有这样一种价值观才是合理的，才是天经地义的。可是我要说，在这种价值观外，还有另外一种价值观，它不是以围绕个人的生存之利为核心的，它是以能够有益于群体人类为核心的。（其实中国儒家的价值观也是如此，但是它一向只存在于人数占比极少数的士大夫和知识阶层，而非散布在更广大得多的民间。——可是现在我们中国的情形却并非如此！我们许多的青年都是受过较高文化教育的一代，我们是正在处于各方面觉醒的一代！）他希望能对人们有所贡献，有所帮助，他愿意把自己的一生来为这个事业而奋斗。你们的那个价值观在你们觉得是无比正常和合理的，可是我们的这个价值观对我们也觉得同样无比正常和合理。你们觉得如果你们违背了你们的价值观而生活，那就会失去方向，无比痛苦，同样这个情形对于我们也是一样。你们怎么能够一定要求我们来过你们的生活呢？
也许你们感到难以理解，不可思议，甚至认为这是神经不正常，但它其实是可以理解的。我从小时候起，就是一个秉性纯正的孩子，爱学习，驯顺，善良，不会耍心眼，头脑甚至显得简单蠢笨，这你们应该知道。上初中后，那是读初二上学期，我因为家贫遭遇了十多天的短暂辍学并外出打工的经历，之后，我对校园接连不断出现的同学辍学事件就自然特别关注起来，这引发了我的严肃思考。大约从这时候起，我就朦朦胧胧产生了一个想法，想在以后为这些失学少年做些什么。后来，进入了初三，我意外的喜欢上了文学，也就是在这时起，我便立志想学文学，想在以后能用笔唤起社会对广大失学少年儿童的关注和帮助。之后，这个想做个有益于人们的人的想法便一直跟随我，我就一直没有改变。
因此，在这样的的一种情形下，我这几年的状况是这样的：你们在不明就里的情况下，总是把我往你们那个价值观里赶，我总感到很痛苦，但是我又千万不敢说出事情的真相来，恐怕引起惊天狂澜，使你们寝食难安。因此，在你们面前，我总是小心翼翼，生恐泄露出那个天大的惊人的秘密。我竭力表现得驯顺顺从，也甚至有意表现得和其他人没什么两样：我同样是个世俗之徒，嫌贫爱富，追名逐利，我总打着只和自己利益密切相关的小算盘，我只是许多人中的一份子。我知道，我在你们面前出示这一面比出示那一面要使你们安心得多。因此，我敢让你们知道我在写作，我有写作的志向，我想藉此成名获利，但我不敢让你们知道我之所以要锲而不舍写作的那个真正目的。正是因为这一点，虽然这两年你们逼婚逼得很紧，我也不敢随便出走，随便违逆你们的意愿而公然去写作。我总想利用业余的时间来写点东西，尽量不动干戈，免得你们担心。我只是跟你们说我有这方面的才能，我希望在这方面取得成功。我在有时被你们责难我耽溺于写作中时，甚至总是要在你们面前扬言，我马上就能写出好作品来。
考虑到你们对我愈来愈强的担心，我总寄希望于能快些写出好作品来，这样你们对我在婚姻上的担心就可以小些了。但是遗憾得很，这几年以来，我并没有能写出好的作品，我太没时间，我学习得太少，我水平还很不够。我总处于一种焦急状态中，我总希望能够通过一种在风波不兴的状态中就把这件事给解决了，但是你们对此却并不知道。
现在，这样的一种状态显然维持不下去了。你们愈来愈为我的婚姻担心，而我在最近一两年也恐怕不能很顺利的进入婚姻，或不敢保证能进入婚姻，因此我只能把这事情的真相说出来，以使你们干脆清楚我到底是怎么想的，而你们以后又将要面对怎样的一个状况。
请你们一定不要担心我。你们的儿子有他的信仰，有他的道路可以走，他并不孤单无依，茫然无措，他的内心是坚定稳固的，是乐观开朗的。
你们的儿子：建文
写完后，他又匆匆看了一遍。他并没有感到心潮澎湃（甚至在写的时候都没有感到），也没有感到一丝轻松激动，而是感到更加沉重了，甚至有些凄恻。他直觉得这是一件很不真实的事情，如果真把这封信给父母看的话（他甚至这样想想就发抖！）。信中高蹈的思想感情不仅把他自己也吓着了，也让他意识到它对比起他所处的环境有多么的不真实，恍惚如梦似幻。他甚至对它感到有些淡漠和厌弃！他立即打消了要把这封信给父母看的念头。虽然他之前也并没有真正打过这个念头。
建文下楼去吃晚饭，在饭桌上，他一直温驯的埋着头，不敢看爸爸妈妈一眼，显出一副最沉重的认错悔罪的情态。他不发一言，就连吃饭也尽量不发出不恰当的较响的声音。爸爸妈妈悲伤得居然没再说他什么。这让他很感不安和意外。他甚至是希望他们能多少说他几句的。他本来打算留在楼下和爸爸妈妈说上几句话（哪怕是几句极随便的话），他甚至强烈的这样想，可是最终还是放弃了这个想法，因为他考虑到，这时他说什么都会重新勾起父母的气愤和悲伤，而这样的情景无论对他还是对父母都会更加难堪。
他只在楼下适时地呆了一会儿，就上了楼。他在房间里不安地痛苦地踱了长时间的步，尔后记起那封草就的信。他意识到应该把那封信誊眷出来。他把它誊眷了出来。开始他随手把信塞进抽屉里，后来他又把它重新放置了一下：他把它折了一道，很谨慎地把它夹在一个顶底下的绿色大本子里，为的是不让父母无意看见。他在房间里又来回踱步许久，漫无边际的思索着明天要走的事情。他很晚才上到床上，直到过了零点才睡下。
这天晚上，建文做了一个梦，这是一个可怕的噩梦。他梦见第二天终于要走了，这是早晨八点多钟的样子，是个晴天，早上薄薄的雾气还没散，甚至显得更早，他的大堂伯母、二堂伯母、堂嫂英芝以及近邻邬三妈和周大婶却都济济聚在了门前，把他团团围住了。她们得知消息后就纷纷赶过来了，都想表达一下对他的关怀不舍和惋惜之情。其中邬三妈和周大婶脸色始终那么疑惑不解，她们像是想知道个究竟，他为什么放着这么好的婚不结却就是要走呢。他神情歉疚而恭敬地站在那里，没有急于要走，头低着，拎着他出门常用的那个藏蓝色拉杆箱子，显得耐心地聆听她们的殷切絮叨。但他其实已经想走了，又终于抹不开情面，害怕冷落她们的一片好心热意，就决定再听几句。父亲张德厚和母亲杨翠云则一直远远站在门口，没有走上前去；他们伤心透了。他心里很难过，也很不安，因此不时总忍不住会怯怯地朝他们斜瞟上一眼。他太怕他们会更加生气伤心，甚至简直到了心惊胆战的地步。
“这孩子呀，干嘛要走呢，”邬三妈犹自念念地说，“在家好端端的，再说马上也快过年了。”
“是呀，”二堂伯母微笑着说，“你这一走，家里就剩你爸爸妈妈了，多不热闹；况且他们还要担心你！”
“你这个孩子，真是不听话！”大堂伯母稍严厉地斥责说，“这么好的一个女孩，非要推辞掉；现在还要走，真不知道你心里是怎么想的。”
“你出去可能想写东西，”周大婶说，“就是你爸爸妈妈瞒着不说我们也能想到这一点，可是对于现在的你来说，有什么事是比结婚更重要呢。哎，我要说，你真是‘抠错了胯子！’”
“哼，他不听么，”德厚仿佛把这句话听得格外清楚，怒冲冲地说。他这才开口说话。“这叫我们又有什么办法呢？”
“看把你爸爸怄的！”邬三妈说，“你这一走今年就又过去了，只有等到明年末尾才又有相亲见面的机会。”
“哎，当老人的什么都不怕，就怕孩子们不听话呀！”周大婶很同情地叹道。
“你要不走把这个女孩干上多么好，真是多好的事呀！”二堂伯母说。
“你这一走你爸爸妈妈还不怄死？”大堂伯母说，“他保准又会老坐在我堂屋里的大桌子边跟我们诉苦叹气。”
“你们瞧瞧，”邬三妈说，“他现在都像怄得要死的，还谈以后？”
建文歉疚极了；他甚至一直有一个蠢蠢的被抑制的冲动，他现在任其恣意地爆发出来：他在内心里幻想着自己疯狂了一般地冲过她们，跑到爸爸妈妈的面前，在他们脚前扑通跪下，向他们大声哭喊：
“爸爸妈妈，我对不起你们呀！我让你们担心受苦了，我对不起你们……”
他终于要走了。在远处又来了两三个人，一个叫伟伟的小个子同龄人和两个中青年妇女。不过他们在他家前面的那户人家的山墙角就站住了，只是伸长了脖子齐齐往这里观望，而不再往前走近。可能他们已看出了些端倪，建文的出走是要躲避结婚，他家出不好的事了，因此就怯怯然没好意思走过来，也没有这个热情走过来，神情似乎竟还有些冷淡。
“他这是要到哪里去呀？”那个小个子同龄人很吃惊地跟身旁的青年妇女打问道。
“是呀，都快过年了，他这是要到哪里去呢？”那个胖胖的年轻妇女也跟着问道。
“谁知道呢！他呀，向来就没走常规的路！……”
他走了，走出来了。他到了乡集市上，接着又到了镇上，然后他乘上班车，到了省城武汉。他很快找到了房子，几乎没用一天时间。他在出租屋里安心地住了下来，开始了新生活。他兴奋地重新布置了屋子，买齐了该买的家居用品，如：电磁炉、电饭煲、简易桌子、高凳子、矮凳子；他还特意买了一张大大的世界地图贴在雪白的墙上。他正式开始写作了。但是他接到了一个电话，是家里打来的电话：爸爸病了，他肝硬化出血的旧病又犯了，大口吐血，现在情况严重，生命危在旦夕，通知他赶快回去。他几乎晕厥了！他知道这一定是因他而起的，他多么痛悔啊！他什么也顾不得了，只身就往家赶，一刻也不停歇。他到家了，冲进了爸爸的房间，爸爸病躺在床上，身体虚弱，气息奄奄，身上盖着一条染有鲜红血迹的被子，他看见他满是皱纹的瘦削的俨然一下子又苍老了十多岁的脸，顿时热泪夺眶而出，跪倒在爸爸床前，对他嚎啕哭诉道：
“爸爸呀，是我害了你，我不该走的呀！我也并不是好高骛远，眼光很高，不愿屈就结婚，不愿过一种平凡普通的日子，也许你们就是这样认为的，可事实却真不是这样的。你的儿子只是想能对他人有些益处，能对这个社会有些益处，甚至一直以来都是这样想的。他总想做成一些事情，总想在这个写作上有所成就，这样他就能够实现他多年的这个梦想。他认为文学是能够有益于人、能够影响于人的，而不像时下许多人认为的文学已没有用，他坚定地认为他们的这个观点是错误的。但是即使退一万步说，文学哪怕于人无用，他的这个举动显得是虚妄可笑的，可从另一方面来看，他作为一个孜孜于立志为艺术添砖加瓦的艺术家的光辉榜样，以及他作为努力成为一个追求真善美追求知识和自由的新一代人的形象，也当能够在实际生活中鼓舞身边的人和其后的人。他没有什么不可理解的，他只是一个追求简单的人，一个背负某些使命感的人，而这并不是由他愿不愿意，而是我们这个时代给他的！他只是这个时代的孩子！但是，我现在愿意放弃一切了，你生命危在旦夕，我怎么能忍心置于不顾呢？我愿意冒着我的整个生命追求有可能就此毁灭或很大程度上毁灭的危险，来挽救你的生命，我愿意和徐培结婚，我愿意……”
他惊醒了，出了一身的汗，头发也给汗湿了，喘着粗气，心惊胆战地大睁着双眼望着黑夜。
“这怎么能行呢，我不能走！我走了爸爸准会像这样发病的！”他对自己这样喊道，双眼仍然紧紧盯着黑夜。
可是，过了一会儿，他冷静下来，不再那么惊惧了。“难道我就这样不走吗？”他对自己说，“那么留下来后将会是怎样的一个结果呢？我会和徐培结婚，如果这个亲事他们还能挽回的话；或者再接着相亲（如果有的话），遇上一个在他们看来不错的又将面临受逼的苦境……不，我不能再这样了，不能这样了！我这样只是自己把自己毁了，只是自己作践自己。再说，我又怎么能够忍受得了无爱的婚姻呢，我想我无论如何也不会这么干的。我留下来是无益的。我总归是要走的，况且我已经决定了；即使现在不走，过年后还是得走，那时还是会引起和这差不多的情况……
“再说，我走后爸爸就真会因为伤心怄气而至于发病吗？”他对自己分析道，“我看这纯粹是自己的心魔在作祟；往深处看，它不正是自己怯懦的性格深入骨髓的淋漓尽致的反映吗？我简直恨透了我自己的这个性格。它是卑庸的，也是自私的、狭隘的……我刚才在那梦里所做的一番慷慨陈词难道都是假的吗？抑或都是出于一时的情绪激动？！真是可笑！我如果不照着那样去做，不真正去实行它，那我就真是一个虚有其表、沽名钓誉、且怯懦透顶的人了。我应该打起力量来，而且应该胸怀博大些，这才是我现在所需要的；我应该把那些羁绊我的顾虑统统扔掉，大步向前，我现在就应该这么做。我现在主动的勇敢的走出去，也是使我的灵魂得救……”
他这样想过之后，情绪激荡，久难入眠。他惊喜地觉得，直到这时，他的心情才终于豁亮坦荡一些，而这甚至是他一直想要的呢。他睡了，但他的脸上却绽露着某种富含信仰的坚定而恬美的微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