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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会一直持续到深夜十一点才结束。大家玩得都很尽兴开心，个个满面红光地从会所里走出来，纷嚷嚷聚在路边等车，还在不住热谈着，仍然意犹未尽似的。建文却没有多大兴奋，甚至还有些焦躁不安。同学们一拨拨都坐车回去了。他和刘志国李剑飞最后离开，还站在路边等车。他刚刚答应了李剑飞，要在这附近找家酒店住一晚，他们三个再好好畅聊它几个小时。李剑飞邀请得太挚意了，他显然很重同学感情；这感动了建文。而另一方面，建文通过在娱乐会所里断断续续的聊天获知，他原来也是个爱看书、思想视野很宽阔的人，头脑灵活敏锐，爱思考许多重要或不重要的问题。这在他迄今为止所接触的人中是个较新的人。他在思想高度上似乎高出一般同学之上。他出了会所巴不得即刻就回到投宿的旅店，他只感到很无聊，也很疲惫。同学聚会一点也没有让他的心情有丝毫轻松下来，哪怕有这两个十多年没见的同学，也没有给他心里平添几分愉快之意。如果不是以上这两个原因，他可不愿在外面酒店住下和谁聊什么闲天。
他们打了辆车来到了一家酒店。这是一家中高档商务酒店。他们在楼下大堂开了房，交了钱，就上到二楼，沿着一条宽大的走廊找到了房卡上标注的房间，往门上插了卡，门叮的一声响，就进去了。这间房比较宽大，设计简约雅致，有两张宽大的床，床单被子都是雪白的，地上铺着浅色地板，异常洁净；整个房间看上去就像是全新的。房间里靠窗还摆着两张宽大的木沙发，当中一个茶几；床头墙上挂着一面32寸大电视。建文之前只住过两三回这样高级的酒店，对于住它不禁感到有些生疏，而且还有些不很适应。他在走进去时甚至都怕自己的鞋子把地板搞脏了。李剑飞却显得如归家中。他先调试各样灯光，并选定一种明暗适中的灯光，又开空调，最后又去打开电视，一切都显得极其熟练。不知为什么，建文突然置身在这样一个相对比较安静舒适的环境，看到李剑飞活跃而饶有兴味的摆弄这一切，他竟然露出赞许舒心的微笑。但是随后，他就注意到了这点，并对自己有些不高兴起来。他在目前自己走出来的乱糟糟的情况下，怎么竟能有心情为这件极平常的微不足道的事情欣悦起来呢，这在精神上甚至是可耻的呢。他们先后都洗了澡，然后聚到一起，正式聊了起来。没聊两句，李剑飞就跳下床去关了电视；他可能一向不大喜欢看电视。
“你在这年内的时间里估计还有亲可相吗？”他很轻松地问，摆出和蔼的样子望着建文。他之前也问过建文这方面的问题。现在想以此为话题，也顺带表示一些必要的关心，但绝不显得忧虑很盛。看来他十分惯于谈话技巧，是个闲谈交际的老手。
“没有，”建文表示感激地回答说。
“那你现在可得抓点紧了。你爸爸妈妈也一定催得很急吧？”
“是的，催得很急。”
“我弟弟也是，还没结婚，他只小我不到两岁。我妈妈也为他愁死了。”
“他是干什么工作的？”
“他读过中专，干过几种工作。现在在一个电子厂里上班。他的问题是思想太独特了（他说到这里表示无奈地轻叹了口气），和我们这些人想的不一样。”
建文没有应声；他没怎么把这句话听进心里。
“这世上思想是最可怕的东西，它的威力甚于人们常说的洪水猛兽。”李剑飞似乎有意发此高论，意在引建文说点什么。
“嗯。是的。”不知为什么，建文很警惕着，就像再清楚不过对方似乎有某种想撬开他心门的意图。
“你对择偶的标准是怎么样的？”李剑飞接着道，“是不是也很严？总之在各方面都要比较满意？”
“没有，不敢那样奢望，”建文很卑微地说。“因为我也十分平平，再者也快三十了，怎么能对对方要求那么严呢？只要大体过得去就行了。”他像一向回答别人问这个问题时那样说道；他不想就这问题随便和谁讨论。再者，在此之前，他也从没怎么想过他的择偶标准到底有哪些呢。他向来对这个问题想得很少。
“是的，太符合自己心意是很难得的，”李剑飞用老练的语气发表自己的见解说。“女人嘛，外貌只要大体上过得去就行了，最重要的是她要能料理家务，教养孩子，她必须是很贤惠的，能成为男人做事业的坚强后盾。别的都是其次的。我看许多人的选择往往倾向于那种‘金玉其表’的女人，但这样的女人也往往‘败絮其内’；我很少见到有几个漂亮女人是不骄傲的，是没有那种优越的、该当在家做太太的高人一等的神色。选老婆尽量还是选那些外貌普通心灵纯朴些的为好。我是过来人，我媳妇也是个很纯朴善良的人，因此我在这方面还算有发言权。”
“可是他现在最大的问题是：他根本就不思结婚，他把心思没放在这上面。”志国插嘴说。
“那放到哪里了呢？”
“放到想写作上了！我认为要先结婚，写作以后再来。”
“在上回聚会时，我向志国打听你的消息，他是说你一直爱好写作，坚持不辍，很有理想。不过现在当务之急确实是结婚！”
“你们说的都对，但是我考虑到如果结婚了，要写这本书的这件事情在以后恐怕得好几年，我为什么把在现在就能做的事推到结婚以后好几年才去做呢？”他的世故使他不愿说出更多真实的话来。
“是写什么题材的？”
“当代现实题材的。”
“不是触犯到国家政治或法律类的吧？”李剑飞故作有些小心地问，他显然对这类问题是敏感的。
“不是，很普通的现实题材。”
“为什么不写些武侠或言情之类的呢，这样的东西也好卖。现实题材的好像并不怎么好卖。”
“是的，现实题材的并不怎么好卖。武侠言情的我一直没关注，兴趣不在这里，也不屑去写这些东西。对我来说，我觉得既费自己的时间，也浪费别人的时间，是没有多大价值的。”
“你这个说法就不对了，你认为没有价值，可别人看了之后得到了娱乐和消遣，这就是价值。”
“我懂他说的价值，”刘志国插嘴说，“这个价值是真正的价值，能使人看了之后获得真正的教益，思想和灵魂得到真正的升华。”
“也谈不上吧，就是朝着这个方向努力，”建文谦虚地说。
“写这些东西是最靠思想的，”李剑飞表示赞同地说，“它可不比一般通俗消遣的小说。那你一定看过不少书吧，像中国古代典籍如《易经》、《论语》、《孟子》、《道德经》等都看过吧？”
“是的，大略看过几种。你都看过这些书？”建文极惊奇他的这一问，甚至一喜。
“我也只是大致翻看了一下。我看书很杂，什么书也看，像武侠玄幻啦，科幻推理呀，都看。我常常把那些太没价值的书看过后就当废纸卖了，因为家里不多时就积得很多，不卖掉塞地方。”
“看书杂很好么。那你也看外国书吗？”
“外国的看得很少，外国文学作品更少，我看书还是偏实用型的。我现在正打算考一个成人本科文凭，学经济学，所以经济学之类的书看得多点，比如《经济学原理》、《国富论》、《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和一些相关的专业书等。除此而外，人生励志类的和名人传记也看点，历史类的也看点；但励志类的看得也不多，就几本吧，这类书看多了也没意思。历史和名人传记倒是比那些书有价值多了。”
“我们建文是愤青的那种人，吃着打工者的饭，操着中南海的心。”
“我和愤青可不搭边。他们是太着眼时政，而我关注的显然要比他们更宽广得多。文学是超越时代的。”
“是的，搞文学的人应该视野宽广，能够洞穿整个社会人生，而它又必然不拘泥于一时一地，它的生命力是长久的。就比如《红楼梦》，它到今天也没有失去意义，依然有那么多人在读它，有学者在研究它，这就证明它里面有些永恒的东西和价值存在。我对政治是向来不感兴趣的，也从来不操那些心，它永远是那个样，无非朝代更迭不休，我有操那个心的，还不如看看科幻推理小说。”
“你看看，这才是高人！”
“我也一直想看看经济学方面的书，了解一下经济和社会发展方面的关系，只是一直也没有什么时间看。”
“那可以，那你可以看看《国富论》、《经济学原理》等书，了解一下。”
“你对我们中国传统思想文化是怎么看的？”建文感兴趣地问。他或许一直就很想问他这个问题。
“我觉得蛮好啊！”李剑飞用轻松欢愉的语气说，显然对这个话题既感兴趣也早熟思过。“它是处世哲学的典范，包含有许多对这个世界和人生的至理，这是那些西方思想文化所不能比的。我们的文化崇尚中庸，和谐，和家庭和社会和自然万物的和谐，无论是儒家思想还是道家思想，都是这样的，这是我们文化的魂。我对此反正是很赞赏和钦佩的。”
“是的，我和你的看法也一样，”建文回应道，“我们的思想文化是处世思想文化，或曰单纯的政治文化，儒家和道家同属这一思想文化的两极，一个是积极入世，一个是消极避世。但是我们的思想文化只注意到了人的生存处世，而忽略了人。到现在都是。”
“这怎么讲呢？”
“因为我们差不多没有什么个体，”建文说，“我们首先是属于家庭的，必是父亲的好儿子，是妻子的好丈夫，是儿女的好父亲；其次才是作为这个社会群体的；这样，我们作为人的个体性和作为社会或全体人类中的一员的真正社会性（或曰真正政治性）就差不多没有了。囿于家庭之爱的私爱必将大大损伤个人禀赋才能的最大发挥，和个人对于社会的贡献，甚至使他就此困死于家庭，这是非常可悲的。”
刘志国皱眉缄默着若有所思，他可能正有要发言的冲动而迅即放弃了。
“那你的意思是把家庭之爱撇到一边，而致力于发展自我和致力于发展兼及社会或你所谓的人类的博爱？”李剑飞尽量语气柔和地问，但无比讽刺，显然对于这个问题感到特别新鲜。
“我的意思是我们不能过分囿于家庭之爱——那显然是荒谬可怜的！”建文凛然道，“如果我们完全把自我丢了，或者毋宁说把对理性和善的追求因此丢了，而只是为了顾全私爱，（哪怕明知它是不对的），这难道不是件十分可怕的事情吗？无论是对自己来说，还是对社会来说。……先于私己的爱会使一个人没有真正的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他最后严肃的甚至忧心忡忡地又补了一句。
“哼，你可想得真远，”李剑飞说；“你的这个说法整个就是理想主义说法，是那些书本上的东西，你竟然也信？！古人讲，‘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人不为己，天诛地灭’，每个人为保全自己和自己家人所做的事情都是最基本的生存法则，是从来已久的尘世规律，是人之本性，是天道，这难道有什么问题吗？就是从西方思想文化来讲，它也是这样的。”
“但是我想说，我们的思想文化太囿于生存或俗世了，它太单调了，”建文说，“而缺乏形而上学（自然科学和哲学等）的或超尘脱俗的东西在里面调和。光有生存的生存更易使我们堕入生存的苦难中不能出来，使我们更卑琐可怜，更小气，也生活得更苦难。我们的生活需要哲学或形而上学的慰藉。但是西方思想文化中是有这些东西的，他们一点也不缺乏。他们的文化中，有普罗米修斯盗火种给人类的故事，有俄狄浦斯无法摆脱自己命运的故事，有耶稣基督为人类而被钉十字架的故事，有古希腊三大数学家欧几里得、阿基米德、阿波罗尼奥斯，你简直难以想象，这些故事和这些探索自然科学的巨人将对后世产生多么不可估量的影响。也正是因此，西方总是向前进步的，向前发展的，他们的人物总是源源不断的，在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领域，他们出了那么多的科学家，文学家，艺术家，他们的进步从文艺复兴开始一直强劲的保持到现在，这期间出了多少伟大杰出的人物啊。可是你再看我们，我们的社会从周秦汉唐直到明清，差不多一直是静态的社会，我们在真正的思想成果和科学上的进步是谈不上的；当然，这里面有很大程度上的地缘因素，我们一直身处闭塞的东亚内陆，不像西方地处水陆畅达的欧亚非的中心枢纽，——如果我们在他们的地理位置我们可能和他们也一样。我们的文化中没有西方文化中自然科学和哲学这一支，也因此就没有西方文化那一种自省的理性精神，没有那一种探索宇宙和自然的科学精神，没有那一种真正崇高的信仰精神。我们显然把‘人’丢了，或在很大程度上把‘人’忽视了。人不光要面对生存和俗世，还要面对自己和这个深邃世界。在这样一种单一的不够丰富的思想文化之下，我们的生命被蒙上了一层厚厚的灰色，难以绽放原本可以无比炫烂多姿的色彩，难以尽显人的完满的力量和人本应有的光辉尊严，这是十分可悲的，也是十分可怕的。我们的这个文化到现在还强劲的影响着我们。我们要尽快改变它，冲出这个樊笼。”
“那你说我们的文化不好啰？”
“不好，起码是在这方面不好，”建文喃喃地说。
“但是根据我们的思想文化，”李剑飞说，“动不如静，阳发于阴，物壮则老的对万物和生存的思想，我们的思想未尝不是至理。你看西方，他们的思想文化可能是在繁荣发达，不断发展，在这个基础上，才有了哥伦布发现美洲大陆，布鲁诺发展了日心说，英国等国家的在海外投资和扩张经略，简而言之，才有了现在全球一体化的今天，有了高新技术，有了原子弹核武器。可是他们固然是尽量发展了个人，乃至改造了世界，可是正因为他们的文化，才有了一战二战的爆发，有了核武器，有了今天全球气候的恶化，有了全球激烈竞争的今天，整个世界都被他们搅乱了。若按我们的文化，则整个世界各个相安一隅，各安其位，都安静自在的生活，没有国与国的战争，没有侵略，这个世界没有霸主，没有西方所谓的个人英雄主义，整个世界都是和平安宁的，没有现在这么闹，这么不安宁，甚至随着军事竞争的不断升级，科学技术的不断升级，人类最终会毁于核战争或科学技术的灾难中，这个谁也说不准。如果说我们的思想文化在人性上有所限制这点不好，这造成了个人才能或人性尊严上的一定损害，这点不好，可是比起不加限制让人的欲望（或人性）自由发展所最终带来的灾害来说，可能终究还要略好些。我们道家文化讲，物壮则老，不可久持，少则多，多则少，五色令人目盲，五味令人口爽，我们的文化已经把什么都讲透了。人是需要限制的，否则会变为欲望的魔鬼。我们的老祖宗早已把这个世界解释和窥探清楚了，而西方却一直是在探索，故而他们的文化充满躁动不安的成分。我还是认为我们的文化好。”
“真理应该只在实践中。那你认为我们老祖宗传下的文化就是真理？”建文甚至有些气愤地问。
“我认为起码也接近逻辑上的真理和已从事实上可以部分实证的真理，”李剑飞突然变得了无兴趣，甚至想改换点别的话题了。“我其实对这个混沌运转的世界向来就不大感兴趣。至于你刚才说要改变它，冲出樊笼，我认为没有必要。社会永远是运动的，假以时日，以后自然慢慢会转好过来，你何必去操那份心呢，甚至往往吃力不讨好，还未见得就能见出什么功效。孔子讲：‘不在其政，不谋其位。’这不是我们这些小民百姓所操心的问题。你只管好自己的生活就是最好了。”
“是的，”建文说，“你说的也许是对的，可是如果每个人都这样想，那有些事情就永远没有人去做，那社会的进步该多慢？况且，如果人不活在时代之中，不履行时代赋予的职责或使命，那人将何以自处，而最重要的是，人也因此丧失了他作为人的热情和许多可宝贵的东西，而这也是非常可怕的。”
“你这又是西方的那一套，”李剑飞回应说，“但是你首先要弄明白，你所为之去献身的这个社会，这个时代，是否是靠得住的。我曾经也萌生过想做一番事情的念头，但后来就不再有了。”
“靠得住是什么意思？”建文问。
“就是实实在在的，是值得去为之奋斗的，而这个值得又在哪里？”
“你难道不认为它是实在的吗？”
“既实在又虚幻，”李剑飞略加思索后说。“我所指的当然是一切的时代和社会。因为它从来如此，充满着不幸和苦难，以后也不会有多大改观，除非以后真的有可能进入马克思恩格斯所构想的共产主义社会。但到那时可能又不需要谁去牺牲自己的利益而去惠及别人了，因为共产主义差不多就是天堂了嘛！我看过《共产党宣言》和附在书后的那个《共产主义原理》。按那个原理，每个人的生存都得到了最大限度的公平保障，每个人都可以不用为生存发愁，在这里没有剥削，没有压榨，没有实质性的等级之分，没有仇恨，没有为生存而有的激烈竞争，人在这里是无忧无虑的，是心平气和的，是快乐的，人被消除了生存的恐惧就是这样的。但是在此之前，谁又能保证说人类又能真正达到那个社会呢，或者说谁又能保证得几百年才能达到呢？纵观人类社会进入到现代的这一百多年间，我们又向文明和谐迈进了多少？你看看发生了多少场战争吧，两次世界大战，朝鲜战争，越南战争，海湾战争，伊拉克战争，阿富汗战争，利比亚战争，这些战争哪场是基于公平正义和善良的原则发动的？哪场战争不是为了赤裸裸的利益，甚至还是十分邪恶的赤裸裸的利益——他自己富得几乎撑死，却还要去抢人家穷人碗里的可怜巴巴的那几颗粮食，人类几曾学会用善良和爱去生活？驱动着他们的永远是利益、贪欲；人就是为利益、贪欲而生的，正所谓中国古人所说的，‘人为财死，鸟为食亡。’这句话道破了整个世界从始至今的运转规律。”
“难道我们就因为世界是苦难不幸的就不去管它吗？”建文说，“正是因为这样我们才要去管它呀，去努力改善它呀！”
“你可能还真是偏幻想主义，”李剑飞训诫道，“对社会接触了解不深。你对新闻时事关注得多吗？你如果多关注一下身边的事情就不会这样想了。你知道在目前为止，有多少明星官员富人都移民海外了吗？他们的财富堆山塞海，也没有想到真正的去捐助那无数食不果腹的山区穷人。他们或有捐助的，也只是捐出九牛一毛，作作秀；但这样的捐助者还极少极少。他们非但不捐助，还要逃税漏税，而且已成他们的惯例。他们不嫌钱多了，反而嫌挣得不够，他们的窝还经营得不够稳固。你知道吗，有些人连造桥梁也要偷工减料，只为中饱私囊，置国家政府利益于不顾，视他人生命如草芥。有人只顾他的那点一己之私而把他的贼手冷酷的伸进那些僻处乡村的留守孤寡老人口袋中，骗取或直接窃取他们仅有的那点活命钱，他才不管他是穷是贱，是病是死呢。还有人在汶川大地震这样的大灾难中乘机发国难财，一二十万人尸骨未寒，无数家庭流离失所，哀嚎遍道，但恰恰在这样一种天地含悲的情况下，他们也能下得去手，只为敛积财富。是的，敛积财富，因为他们中许多人并非小民百姓，而多是政府官员，或某某机构和企业要人，他们本身就不缺钱，甚至大多能算有钱。而与这件事性质相近的，就是那一年三鹿奶粉事件，那些人仅仅为了获得更大利益，竟丧尽天良在奶粉中掺有毒化学原料三聚氰胺，而这些奶粉还大都是婴幼儿喝的！不仅三鹿，连带查出的奶制品中含有三聚氰胺的还有像蒙牛，伊利，光明等上十家大品牌公司。你说，面对这样一个亘古如斯的混乱苦难的世界，谁如果去过多的牺牲自己的利益试图改善它，不是显得愚不可及吗，也同时是没有多大意义的。你应该多关注一下现实。”
“那照你的意思，就无异于否定了人的生存的价值了，”建文说，“人除了如何很好生存就什么也没有；但这又和动物何异？我却不这样想，我认为人的价值是可以超越于任何时代任何社会环境之上的 ，这不同于我们中国处世哲学思想那一套，那就是：人在任何环境下都不应该丧失对于真理和正义的追求，对于真善美的追求，对于为了群体人类谋福利的信仰追求。我相信这才是裁定一个人的价值的唯一标准。人如果把热情和勇气丢了，把涌动于心中的善丢了，把追求理性和希望的精神丢了，也就丢了一切。这是十分可悲的，也甚至可以说是十分可怕的。我的价值更多是针对人本体的，而非偏向人所处的这个外部世界。……我还是欣赏西方思想文化中的那种理想精神，那种挣脱个人生死厉害的超脱与博爱的精神。我们的文化缺乏形而上学的调剂；缺乏一种崇高的广义的宗教信仰精神。我常记得爱因斯坦说过：‘一个人生命的价值不在于你在这个世界上获取了什么，而在于你对这个世界贡献了什么。’我也总忘不了达尔文在他的自传里挚情无比地说过：‘我相信，在我将自己的一生稳固而持续地奉献给科学事业的过程里，自己的所做算得上正直。但一次又一次令我感到遗憾的是：我的所做没能使人类得到更直接的好处。’你们看看，这里面有着怎样激动人心的崇高思想啊！我还是更喜欢他们的文化！人是应该要向往崇高的；也许只有这样人类才是更有希望的。”
“你看看，我没说错吧，”志国得意地叫道，“他就是个愤青！他已经被西方思想文化洗脑了，而且洗得不轻！”
“我只能说你真是个理想主义者。我们是所见不同啊！”李剑飞无奈地感慨说。
“可能是吧，”建文憨厚谦虚地微笑回答。
“其实我们的思想文化当中也讲济世思想，”李剑飞说，“‘达则兼济天下’，‘修身治国平天下’，‘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等等，这样的人物也不计其数，每个朝代都有。你是中西思想文化兼而有之啊。”
“是的，”建文赞同说，“你说的一点也不错。可是我们的文化不纯粹，济世和处世并存，相互纠缠；最重要的是，我们的文化本质上是家文化，世俗文化，它使更多更广大的人早折腰于家庭或这种家文化当中；而中国浓厚的礼仪观念又禁锢人太深，损伤人的性灵，直到现在也是如此。我愤恨的就是其中必须要加以扬弃的和好的思想相冲突相矛盾的东西，还有那历史遗留太深的礼仪世故。”
“你既然那样想，你对名是怎么看的？”李剑飞挺有兴趣地问，眨巴了一下机敏的眼皮，“你立意写作总也有出于对于名声的追求吧？”
“我憎恨名，”建文说。“这个名是针对外界来说的，如果是这样，那这个名往往会带有世俗的恶，或者说我们的名在很大程度上难免是迎合世俗的，这样很不好。中国人向来求名，名的观念很重，我不愿堕入那种名里。我愿我所追求的名是超越世俗之上的，是追求理性和善的名，是追慕真理和神的名。”
“你一谈就谈玄了，别人要不知道的，还以为你神经有问题呢，”刘志国插嘴斥责道。
“你真有点那种狂热信仰主义分子的味，”李剑飞说。“如果在古代，你很可能就是那种著名的忠臣，就像商朝的比干，明知死谏必死还要死谏，最后果遭纣王剖心而死。这样很可能会搭进自己，也连累家人。”他甚至同情忧虑地望着建文，建文口中没有作答，只是用细微的表情肯定的回答了这个问题，但是他脸色沉重苦涩，显然内心中经过深沉的思维活动，他的心被这句话给深深击中了。
“如果国家再次遭遇战争，需要有人应征入伍，你也会去吧？”李剑飞以一种半开玩笑的略带讽刺的口吻试探地问。
“如果国家有难，遭到强国侵害，我自然会去。”
“我却不会去，让他们打去吧。战争很快就会过去，这个世界又会如常运转，但个人的生命却只有一次。”
“我们和他是谈不拢的，正所谓‘道不同，不相为谋’，”志国用风凉的腔调说。“他属于‘正人君子’类型的人，脑子里只有一根筋；但是这个世界却全不是他所幻想的那么美好，或能够那么美好。他还没有多多吃够这个世界的苦，等到吃够这个世界的苦了，也许就不这样想了。”
“谁是君子？谁是小人？”李剑飞用发表高论的口吻说，“那都是哄人的说法！每个人都既是君子又是小人！谁要是认为哪个是绝对的小人或君子，那只能说明他十分无知。人是可以完全相信的吗？什么流芳千古，什么遗臭万年，历史也常常遭篡改，并非绝对的能还原其那个历史的真实，这里面一定漏掉了难以计数的微渺个人的历史，这里面当然既有品行崇高的好人也有无恶不作的歹人。人在时间的长河中的意义是十分渺小的，甚至大可以忽略不计。这个世界的存在的意义在哪里？人的存在的意义又到底在哪里？是不是一切都是空？一切都是如梦一场？若干年以后，我们的地球肯定会不可幸免的毁灭，乃至在遥远的某一天，这整个宇宙最终也必归于毁灭，那时什么也没有，什么也不会留下。谁能回答我这些答案，谁能说他给出的答案就一定是正确的，是能让每个人都能信服的？这可能都是不解之谜。生存是不易的，我们不要再给自己自找包袱背。逍遥洒脱些也许是我们难得的生存状态。道家所言：‘思多使人瘦’，这里面估计有些至理。”
“我赞同！”志国兴奋的附和道，“人毕竟是动物，他不是神，所以他有动物性的局限性是必然的，也是很正常的。我不倾向于张建文的那种近乎不切实际的理想主义说法，我想绝大多数人也不倾向于他的理想主义说法，也许甚至只是一种一厢情愿的理想主义说法，而非能代表什么真理的说法，正像你刚刚说的，谁能对你的那些发问给出绝对正确的说法呢？”
“我没有什么高尚的为国为民的理想，”李剑飞平静地用轻轻的语气说；“我只想把我自己的生活过好，这一直是我的目标。我想最好能在我四十岁的时候或最多五十岁的时候把钱挣足，那时我就什么也不干，也不去管孩子们那些闲事了，他也已经成年了，我只是闲下来，四处旅旅游，看看这个世界，做点自己感兴趣的事情，细细享受品尝生活。我想在武汉也有一套房，在农村老家也有一栋房，当然是别墅楼那种，这样我妈想在武汉住住就住住，想在农村家里住住就住住，既方便照顾了她，也同样我们也得了方便。当然，我那时要有那个能力，也一并把周边亲人们一个个拉一把，使他们也过上物质优越的生活，这当然是我应该做的。这就是我目前的理想。我对别的没有想太多。”
“我觉得你应该多想想那些实际的事情，不要总想着那些虚泛的东西，这可能是你还没谈朋友结婚的缘故吧！”志国不无自豪得意地说，似乎把刚才的烦恼全忘到了九霄云外。建文看到这样，感到一种不可理解的不适。他不做声。
“‘人不为己，天诛地灭’，这是一条至理啊，也是最符合人性的，”李剑飞说。
“是的，你说的是对的，”建文微笑应诺着，不想就此问题再置辩什么。
“古人讲，”李剑飞不动声色地接着说，“‘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徒’，孔子也讲，‘君子不器’，我认为这是对生存法则最好的诠释，谁如果硬要坚持那种极端的理想主义生存观，一定会得到惨重的教训，甚至是血的生命的教训也一点不稀奇；但是这样做值得吗？！”他边说着最后那句话边斜斜撇过脸去，淡淡望向一边，显然他大凡说到为他所不屑和鄙夷的话题时为了加强说服力就常用这个动作，虽然他自己习以为常，并不觉得。
“行了，说点别的吧，”刘志国说，“我听你们谈这个都已经听得耳朵发麻了！你还是再谈谈你追你老婆的故事吧。你和你老婆到底是怎么认识和交往下来的，你是真的喜欢她才跟她结婚的吗？我刚才还听得不很清楚。”他狡黠而极有兴味地两眼盯着李剑飞，分明很想知道这个问题的确切答案。
“这点你可别想歪了，”李剑飞说，“我们的结合是真正爱情的结合；不掺杂太多物质的因素，我是确实很爱她，甚至被她深深吸引了，虽然她的优点从功利主义的观点看也正是非常诱人的，正中他们的下怀，但我那时那么年轻，我还很纯洁，我和功利主义思想还基本上不大搭边。”
“那你就再细讲讲你和你老婆的故事吧；刚才听得模模糊糊的，我想再听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