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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2调解纠纷。
（1）6月10日，我正在从县城回村的路上（周末时，如果镇里和村里工作不忙，我一般就要回县城换洗衣服和买菜。）还没到官舟就接到黎支书电话：十组和十一组有两起纠纷，村民催得急，希望我快点赶到。
我加大油门赶，一路上支书连连打了六七次电话催。就在思渠镇下庄村的一个急弯处，车速本身就快，恰好支书又来电话。就在我接电话的瞬间，注意力分散，左手打方向时没打到位，眼看着车像脱缰的野马往前直奔。就在六十分之一秒时，“难道就这样结束生命吗？”一个不甘心的声音唤醒我，瞬时反应过来，一脚刹车踩下，车被钉住。但那一瞬是恍惚的：自己是下了悬崖死了？还是没死？是梦还是现实？踩刹车的脚像是被摄氏度的冰点虐待了似的，抖得老高，过了两秒才想起拉起手刹。我坐在车内紧闭着双眼，努力地压制住咚咚咚跳跃的心脏，好一阵才缓过神来，才发现脸上、身上、手心全是汗水。
下车一看，前保险杠右侧被拦在路边的一墩大石头撞凹陷进去，大灯差点报废（后来在修理厂查出大灯总承被损坏），车轮只差三四公分就冲下悬崖了。也许，没有那墩石头，我的生命就就此结果了！我再次被吓出一身冷汗。站在石头边抹了一把额上的汗，对着石头念叨：“保爷，谢谢你了！”小时候听老一辈传：凡是救过你生命的物体，都应该拜它为“保爷”（相当于干爹）。这时，被我抛到副驾驶位靠车门边的角落的手机又向了，我掏了半天才掏出来，又是支书打来的。“催催催，催命唛。”我对着响铃的手机怼了一句，生气地将手机丢到副驾驶座，硬是没接，便又开着车赶。
赶到村里，车还没停下，支书老远就喊：“侯书记，后头打你几次电话，怎么不接呢？”
“我再接你电话，就没命了。”我没好气的说。
支书满脸错愕。他走近时，看到我车受损，便问：“吁——，出危险了？”
胡主任走过来：“了得唉，是在哪儿着的？”
“是哪两家纠纷啊？”我转答为问。
“周绍林和喻凤英两家。”胡主任答道。
“周绍林？就是上次我们走访时，他老伴生病了那个周绍林？”我问。
“对头，就是他。上回是他老伴，这回又是他本人哇。”支书答道。
从支书口气中听得出，这家人年月不很顺当。
上次走访，对周绍林家印象比较深刻。
那天是我驻村第三天。一大早，我和黎支书来到十组。全村除了十一组更远外，十组也是水田村较边远的组。
天空下着雨，雾大，能见度较低，路面又窄又陡、弯道特别急，一路上黎支书开着他的面包车小心翼翼地向前驶着，前面的路和景象若隐若现，看不清村庄的真实容貌，完全是走一步看一步。
周绍林家在通组公路坎下30米处的一幢三开间的木房。左边一间，没人住，房顶到处都是漏洞，外面下着大雨，屋内也下着小雨；正前面有半截墙是新的，应该是不久前砌的，有一截又是砌好后损坏的，室内满地残砖断瓦。中间是堂屋，周绍林老两口住在房子的右边，中间用木板隔开，里边半间是歇房（卧室），外边半间是灶房（厨房）。
支书介绍：左边那间是周绍林大儿子周本红名下的，村里已将其纳入危房改造。周本红想自己支配改造资金，就故意说村里统筹改造克扣了上面下拨给他这房屋的改造资金，心里有气，就毁坏了正在建的墙体，因此辍工。
周绍林在堂屋外板凳上呆坐着。他身材瘦小，约为佝偻，脸部的皮肤松软得撑不起像样的表情，木讷迟钝，眼睛浑浊，左侧内眼角挂着一串眼屎，头上戴着一顶毛线帽子，帽嵿趴在他的头上，已经立不起帽子的形状了。帽子、衣服和他的脸一样，像是被时光和生活之刃削平了应有的轮廓，陈旧古典，积满历史尘垢，整个状态失去了应有的精神头。
支书大声喊他：“老汉你今天没做哪样啊？”
他两只细小而浑浊的眼睛游离着，好像在看我们，又好像不是，好半天才对着支书说：“你来了？”显然，他没听见支书喊。声音微弱，听起来感觉严重的内气不足。
支书提高嗓门跟他说话，他用手捧着耳背，凑过来问：“你说哪样啊？”
我也学着他用手捧着嘴巴，对着他的耳门喊：“老人家，你好多岁了？”
“我69岁了，耳朵听不到嘎！”这回他倒是听见了。
尽管我们说话的音量分贝不断增高，但他还是答非所问，交流很困难。只好询问在灶房一张破旧的床上躺着的他重病的妻子张桂英，68岁。
室内一股霉馊味。床上衣服、杂物满铺，张桂英躺在杂物中，瘦得只剩骨架，声音微弱得我们只能贴到床沿才能听清，看样子只有一线游丝般的气掉着命，还好的是她耳朵还灵敏。当我问及怎么不去医院治疗时，那两只深陷的眼窝像两口接近干涸的深井，因为一颗石子的介入（我们的问候），那潭浑浊的浅水，泛起无奈而又充满渴望的涟漪。
“我晕车坐不得车，也没人送我去，只有三儿媳送过一些吃的来……”她断断续续的讲。看她说话极度费力，就没忍心多问。
我们从邻居那里了解了她家的情况——张桂英开始只是重感冒，由于三个儿子相互推诿，没有送去医院治疗，时间拖长了严重了。
大儿子周本红是建档立卡贫困户，妻子已故多年，一个人带三个孩子，又有些拈轻怕重好吃懒做，家里很穷，住在另一栋旧房里；二儿子周本奇在官舟街上做生意，并修了栋房子，相对富裕；三儿子周本军在外务工，家庭不富裕，但也不贫困，对父母相对较孝顺，住在自建的砖房里；外嫁的女儿也很少回来看父母，谈不上孝顺。平时除了在家的三儿媳偶尔去看看老两口外，大儿子、二儿子儿媳都从来不过问。俩老人生病，三儿子提出商量如何治疗时，不但得不到老大老二的响应，反而受他们质疑，说他得了俩老人的好处。
我让邻居转告她几个儿子，如果不送其母亲去医院治疗，老人出了问题，我们会请相关部门追究他仨的法律责任。
当时看到张桂英的样子，还以为她活不了多久了，没想后来奇迹般地康复了。
这还不到两月，周绍林又得了脑中风，三儿媳以为周绍林不行了，通知在外务工的丈夫回来准备后事。周本军回来将病重的父亲送到德江医院治疗，老大老二仍是全然不过问。
“走哇，处理纠纷去。”我喊。
没顾得上吃中午饭，说是中午饭，其实我早饭都没吃，就和黎支书、胡主任、冉劲松（镇驻村干部）赶到周绍林家。
调解是在周绍林家堂屋内，现场除了我们四人，还有周本红、周本奇、周本军妻子杨碧霞，周本军在医院护理周绍林。
他们三个人都还不是我想象中的穷到邋遢、衣冠不整。特别是周本奇，衣着算是讲究了，里面一件酒红色毛衣，外边一件加绒的蓝色夹克，一条笔挺的牛仔裤，一双发亮的黑色皮鞋，虽然谈不上衣冠楚楚，但是他的装着在这间破旧的房屋内还是显得突兀。周本红和杨碧霞，衣着也算整洁。我第一感觉：整个环境和空间与在场的人的装束及其矛盾。
黎支书先把在场的人一个个介绍后，又介绍了纠纷情况：周绍林七天前生病，周本军从外地回来，前天将父亲送往德江县医院诊疗，医院诊断为脑中风。而周本红和周本奇一直不过问，杨碧霞上门与他们商量父亲治疗费用问题时，不但没有得到两个哥哥的支持，反而遭到质疑和挨骂，三个家庭因此事闹得不可开交。杨碧霞昨天找到村两委，要求处理因其公公生病，周本红和周本奇既不出钱治疗，也不去医院护理，而产生的纠纷；她希望通过调解，父亲的治疗费用和护理，三兄弟共同承担。村两委昨天给周本奇和周本红电话，约好今天上午到周绍林家处理该纠纷。
我让周本红和周本奇谈谈不出钱治疗和护理其父亲的理由和想法。
开始谁都不说话，胡波主任说：“不说话，你们这矛盾怎么处理？再不讲我们就走下一家喽。”
见仍然没人说，我就直接点名：“周本奇你说一下想法。”
“老人不公平，偏爱老三，他们自己拿出的治病的钱，非说是老三拿的，老三必须说清楚，否则我不会出钱。”周本奇愤愤地说。
杨碧霞解释：“送去医院时，母亲自己拿出3000元，我们拿了4000元。我也不晓得母亲没给你们讲他们自己拿出3000元。”
“哼哼，谁晓得你说的是真还是假，哪个晓得你们拿没拿钱出来呢？”周本奇往左侧撇过脸，显得不屑。
“我们没拿钱，赌咒都要得。”杨碧霞被周本奇呛急了眼，“俩老人难道就只生了周本军一个人？你们是从石头缝里蹦出来的？”
周本奇也被杨碧霞骂得瞪绿了眼，声音愈来愈大：“周本军是他们生的，那你们就一哈负责下来噻，找我们干哪样？得了好处还卖乖，我们拿钱等你们赚……”
周本红也附和着。
……
双方互不相让，调解现场硝烟越来越浓烈。
“好了，不要吵了。”我吼了一声，然后，转向周本奇：“你家有几个孩子？”
“两个”周本奇一脸诧异地答道。
“那你养孩子幸苦吗？”
周本奇听出了我问话的意思，顿了好一会儿才说：“养孩子是幸苦哇，问题是他们不是只养我一个人噻。”
“对啊，他们不是只生养周本军一个人噻，怎么就只有他一个人带父亲去医院呢？”
“我在官舟，不晓得，又没人跟我说。”周本奇撇过脸嘟哝着，狡辩的声音很低。
“这不是你不出钱为父亲治病的理由。你比他们两兄弟家都要宽裕，你父母生病的医疗费全归你出都是在情理中，也应该；按老祖宗的说法：孝父母是各孝各得，怎么能推给别人呢？”
“我有钱是我自己幸苦挣来的，又没得那个帮我，也没得那个给我……”
“周本红你说一下理由”我喊一直在对面站着，双手操在胸前，显得事不关己的样子的周本红。
“我没钱，我自己的生活都成问题。”周本红回答的声音虽然有点低，但也能听出他的理直气壮。
“你没钱，有力气噻，怎么不主动去护理父亲呢？”我被他的理直气壮激得有点生气。
……
在和他们的对话中，我了解了他们的想法：周本奇认为，自己现在的生活是通过双手辛苦创造的，父母没有帮过、没支持过，所以父母的事他也不想管；周本红则认为，自己穷、没钱，父母的事都与自己无关。
“好了，你们的想法我都听出来了。”我制止他们的狡辩：“从道德角度讲，你们这不尊不孝是有违道德、败坏社会风气，是不被现实社会容忍，招人唾骂和不耻；打个比方，如果你们的仔仔，在你们老了、生病了也不管你们，不给你们治病，你们会怎么想？你们现在的行为是在教孩子以后也不孝你们，也不赡养你们，作为父母你们伤心不？心寒不？失败不？从法律角度讲，赡养父母既是子女应尽的义务，也是责任，这是《老年人权益保障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民法通则》中规定的，如果你们两兄弟不管不顾父母，他们病了，也不给他们治病，就要受到法律追究，等着坐牢吧；再说，你坐牢了，你档案上有犯罪的记录，又要影响你以后几代人；如果你们执意不为父亲治病，我们可以请法律部门根据相关法律来处理，你们自己掂量掂量……”
我用举例子、打比方、摆事实、讲道理等方法说服教育，费了两个多小时的口舌，讲得口干舌燥，总算作通了两兄弟的工作。
三人一致同意我提出的处理方案：明天，周本奇、周本红各带4000元钱到德江医院为父亲治疗，如果治疗费不够，大家再拿出等额资金，待出院后，根据新农合报销金额算账平摊，然后三兄弟再协商赡养事宜。
只是，周本红在最后，不再是事不关己的神态了。他仿佛那一刻才从混沌的状态中清醒过来，低下头，脸上挂着两行泪水，打着哭腔道：“该我出多少我出，我没得办法，只有去借咁！”声音和语气显得及没底气和无赖。
那次三兄弟按我说的方案，治愈了父亲，但是周绍林出院后没多久又旧病复发而逝。
后来又接到杨碧霞电话：周本红、周本奇两家不赡养母亲张桂英，要求村里出面调处。我和村里干部就他们三兄弟不赡养父母的事，就调解过好几次了，看到是周本军两口子的电话，心里就想连手机都甩得老远老远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