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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代了很长时间的课，才知道，这代课，是要记工分的。
这记工分，是人民公社化以来，社员上工应得报酬的分数，相当于后来的工资。早晨太阳还没出来、早饭后、晌午后，他们村里的生产队长，会准时站在饲养棚前，敲响那个挂在树上的大钟。那钟声，有一种天然的吸引力。钟声一响，社员们就一窝蜂似的把生产队长围起来，按队长的分配去干活了。这个大钟旁，饲养棚的院里，有两间土房，是生产队的队部。这队部的墙上，贴满了每个月份公示的工分帐单。白天这里是会计算账、队委会开会的地方。队委会很少开会，只是白天经常听到会计噼里啪啦的算盘声，清脆，响亮，又悦耳。那个会计，能左右手同时打两把算盘，打出来的数从来不出错。晚上这里是记工分的地方。月亮刚刚升起来，大人孩子都挤进这个土屋子，肩挨着肩，脸贴着脸，身子挤着身子，把桌前手忙脚乱记分的会计，围在中间，大声地报着工：我，一天，八分，我娘，一天，十分，我爸，一天，十分，我哥，一天，十分，我姐，一天，十分….队长只是站在一边听着核实着。会计个子不高，被压得受不了，站起来，前后左右晃动着胖呼呼的小身子，大声地喊叫着：“兄弟爷们，你们不要挤啊，可怜可怜我吧。快把我压死了！”记完工的人们走出那个人堆，相互贫嘴，聊闲篇，开玩笑，说笑话。满屋子，满院子，都是哈哈的笑声，那笑声能飞上房顶，飞上树梢，飞到天上的云彩里。
刘东来就回刘家寨去找支书说记工分的事了。
这刘家寨是一个古老的村子。据说，从前，刘家是最早搬到这个村子的大户人家，他们家在村南，有一个很大的场院，每到夏秋收获的季节，那场院里就热闹非凡，上百匹的骡马牛驴拉着碌碡，一圈圈地跑，人喊声，马啸声，驴叫声，碌碡的咕噜声，响得震天动地。地下也能发出和地上一样奇怪的响声。所以人们都管这个场院叫响场。更奇特的是：每到拂晓，太阳公公的眼睛还没有睁开，人们就能看到这个场院里一百只金黄的鸡，扑拉着翅膀，又飞又跳，那只最大的雄鸡，突然伸长脖子，直立两腿，抖动身子，高挺红冠，仰天长鸣，发出第一声的报晓，其它的鸡，也跟着叫起来。哏哏哏----！！！哏哏哏----！！！一百只金鸡的叫声，汇成了一个声音，这是一种巨大的，神奇的，震撼心灵的交响乐。这就是后来他们村流传至今的“金鸡报晓”。“金鸡报晓”是他们祖祖辈辈的刘家寨人新的一天的开始。有个风水先生说，刘家寨人，心眼好，心底善，风水更好，总有一天，刘家寨会有奇人出现。
现在，刘东来沿着到处是一堆堆的土，一堆堆的牲口粪的河西街，走向北头，拐了一个弯，就到了小河旁。在村子中间的这条河，把他们的村子分为两部分，所以西半部分就叫河西，东半部分就叫河东。河面上有一个小桥，过了这个小桥，顺着这条大道，再走一段路，就来到河东。
刘东来低着头，顺着河东的大街往南走，向着河东偏南的这几间最破的土房走去。街上没有人，一条狗一只鸡也没有。他一步挪不半步地往前走，不停地踢着地下的柴草和土坷垃，也不知道走了多长时间，才到了支书的房前。
这是支书住了多少年的老房子了。一人多高的墙头，土坯垒的，墙皮已经脱落，经过长久风化雨淋的大门，裂出一个大纹。
刘东来的手放在这个大门上，没有推。想起那么好心的支书，他怎么再忍心给人家添麻烦呀。可是村里不记工分，就等于已经到手的饭碗子，掉在地下，重新打碎的。
他这样胡乱地想着，放在大门的手，又滑落下来，在自己的裤子上，不知所措胡乱地摸了一会儿，又在门前转了几圈。
听到院子里有了一点动静，接着是支书咳嗽的声音，吐痰的声音，拿东西的声音，哗哗啦啦地扫院子的声音。
刘东来终于硬着头皮，推开了这个大门。
见刘东来进来，支书放下手里那把秃扫帚，很客气地和他说话：“哎呀，是东来呀。别在院子站着，到屋里去吧。”
刘东来说：“不……不到屋里去了。”
支书说：“有什么事吗？”
刘东来很不自然地说：“章哥，就是代课教师的事。现在我已经在中学代课了。”
支书说：“太好了。”
刘东来不想再绕弯子了，就说：“章哥，这几天才知道，县里有规定，代课教师，还要在村里记工分的。”
支书说：“还记工分呀。这个事不好办了。”
刘东来说：“怎么不好办？”
支书说：“你到公社的中学去教书，那是为公社出力，不是为咱村的大人孩子、兄弟爷们出力，咱村凭什么给你记工分？”
刘东来说：“咱村里的孩子，不是也有在公社中学上学的吗？”
支书瞪着那双黑白分明的眼睛说：“有是有，可那所学校没有你，咱村的孩子不是照样在那里上学吗？你去代课，关系到你的前程。哥是明白人，不能拦你。可是你到外边给公社出力，却在咱村记工分，这算什么？这是白从咱村兄弟爷们的锅里舀饭吃。这叫白吃大伙的，白拿大伙的。不合理呀。除非是公社能给咱村补贴。”
刘东来一着急，就说：“不管怎么说，章哥，这个忙，你得帮，这工分，你得给记。”
支书说：“这个忙，不能帮。我说记不了，就是记不了的。”
刘东来知道支书说出来的话，就是板上钉钉。他已经不知道怎么应对了，说：“章哥，这事就不能商量了吗？”
“不能！”支书的脸上，透着坚定和固执。见刘东来满脸的不高兴，又说：“我知道，你是一个好孩子，所以村里才两次推荐你去上学。办事都有个规矩，有个尺度，有个制度。办事，都要往理上说。什么是理？老百姓的心就是理，老百姓心里那杆称就是理。做事要公平，要公正，不能冷了老百姓的心。我不能因为你是好孩子，就做违心的事，就做不合理的事。”
刘东来的头低下去了。这个时候，他已经没有话说。支书说得对，老百姓们拿咱当个人，父老乡亲们拿咱当个人，支书拿咱当个人，才推荐咱去上学。如今咱回来了，却伸手到亲人们的干粮篮子里拿馍吃，伸手到亲人们的饭碗里舀饭吃。不应该呀。可是刘东来还是在心里说：“不记工分，就不记，县里一个月有几元的生活补助费，也饿不死我！就是不记工分，我也得争这口气：这个代课教师，我当定了！”
这样想着，他说：“章哥，你说的在理，我再去找找公社吧，看能不能按政策规定，让公社给村里补贴。如果公社不给村里补贴，这公分，我就不要了。”
支书说：“我没看错人，知道你是个通情达理的人。”
走出支书的大门，刘东来又回过头来，看了一眼这个大门，看了一眼大门旁，站在那儿目送他的支书。支书手里还拿着那个破扫帚，挂着满脸的尘土，衣服的肩上明显的两个大补丁。刘东来心里想，我一定要好好干，不能对不起亲爱的章哥呀！
还没等刘东来到公社找这事，他班上的学生就出了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