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站用户
王小峰一家搬进西屋后，我家的老屋里一下子多出了那么多的人，正像国华爹杨正发说的，老屋更有生气了。我们这些小孩就像是河里不断流荡的活水，冲击着老屋的各个角落，让老屋活灵活现了。
老屋的半夜里很少听到老鼠放肆的打闹声了，母亲的叹气声也变得短小轻微而难以捉摸到了。母亲夜里睡得安稳，早上醒来得也早。她起床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在大厅上首点上三支香插进那只西屋翻出来的香炉里，对着上首作揖打躬，微闭双眼嘴里念念有词。母亲不再只是初一十五点香敬神，其余的日子里只要有精力顾及，她都会点香敬神。这天母亲在蒙光中点好香正往香炉里插，发现香炉被人擦亮了。母亲敬过神后，把我叫了起来，问我：“小波，香炉是你擦的？”
我一脸懵懂，心里真希望能帮母亲做点什么。习惯早起的王奶奶在一旁说：“我看见香炉上面蒙了厚厚一层灰，顺便擦了一下。”
母亲没有再说什么，把我和小涛托付给王奶奶照看两天，她要进一趟县城去找父亲，父亲已经很久没有回家了。以前母亲也偶尔去县城找父亲，都是英子过来老屋里跟我们做伴。
头天晚上母亲已经悄悄跟我说，她要去县城一趟，找父亲拿钱回来给我交学费，大队民办小学开学后我得上学了。小涛好奇地问母亲：“县城是什么样子？”
母亲想了想说：“县城不用种田，也没有这么多蚊子。”
我说：“那我也要去县城。”
母亲说：“县城在很远的地方，等你长大了认识很多字了，就能跟你爸爸一样在县城工作。”
母亲同以往那样只在县城呆了一个晚上，第二天就回来了。回来后从箱子里翻出那只小时候背我们用的布袋子，中间剪开，用其中的一边缝成一只书包。原本可以缝出两只书包的，那另一边只能派作别的用场了。母亲让我试着背一下新缝制的书包，我斜挎在肩上，抬头挺胸地走了两步。母亲看着，开心地笑了。小涛也囔着要背书包，他抢过我的书包背在肩上，直拖到地上。母亲说：“这书包是你哥的，快给还他。”
小涛不肯放手：“我也要书包。”
母亲不耐烦了：“你知道学校在哪里吗？你能自己背着书包到学校去吗！”
大队民办小学在大队部所在的上岭村，离我们村隔着一座灰色的山，小涛凭着那两条小木板凳是无法逾越那座灰色的山。
我们祥云村有两条通向外面的路，一条是村西头的马路，通向公社所在地公和墟，再通往更长更远的县城。当年母亲就是跟着父亲沿着那条路走向县城的。村里人一般也就是走到公和墟为止，国华爹杨正发去公社开会，他叔叔杨金发去墟场上的牛肉棚里喝牛肉汤等，都是走村西头的马路到公和墟。另一条出村的路是一条小路，往村东头走过长长的龙塘堤岸，然后翻过一座不高的山就到了大队所在地上岭村。再往里走就是高高的紫瑶山了。这条小路就是开学后我们村里的小伙伴每天要走过的上学之路。上岭村那个腿有点跛的年轻理发师傅发仔，每个月一次来帮我们剃头，就是沿着龙塘堤岸一摇一晃从这条路进村的。
要开学了，发仔掐着时间来村里帮我们剃头。我们村男人的头都包给发仔剃，每月来剃一次头，年底队里决算时统一付钱，比在外面剃省钱也省事。国华跑过来叫我们去剃头，发仔每次来都固定先到国华家院子里。有远远看见发仔还在龙塘堤岸往村里摇来，便互相提醒着来到国华家院子里等候。记不得大概时间的，国华国民便分头上门去叫，漏掉了只能等下个月再剃。以前国华每次来叫我们，小涛都要抢在我前面动身，用两条小木凳往国华家摆去。这次国华叫过，小涛却没有反应，躺在床上生气，死活不肯去剃头。
我们剃完头再过两天新学期就开学了，英子跟我和小峰一样都是新生一年级，农村的女孩子上学都晚。小芹和国华，还有国民碰上国家教育革命由春季开学年，改为秋季开学，多出一个学期。所以他们都多上了一个过渡学期，等于他们一年级上了三个学期。新学期他们就都上二年级。上学第一天，村里一下子多了很多背书包的小伙伴，队伍浩浩荡荡的。我们走过一段很长的田埂路，走过长长的龙塘堤岸，再走上山路。
国华始终走在队伍的前头，令人羡慕地背着一只黄色帆布挎包，上面印着一行伟人手写体的鲜红大字：“为人民服务”。
队伍走到山上，走在前面的国华突然挥挥手停了下来，扫一眼我们的队伍郑重其事地说：“我们要选一个路队长，大家集中上下学，一个村的要团结。”
我说：“选英子姐吧，英子比我们都大。”
我见英子脸色通红地看我一眼，国华却说：“路队长应该的男的。”
小芹说：“像你爸一样，那就选你。”
国华一脸为难：“我爹当队长，我又当队长，不合适吧。”
英子说：“那就在杨小波和王小峰两个里面选一个，他们都从县城来的。”
国华看着我和小峰说：“你们两个长得就像一对双胞胎，其实选谁都一样。”
我说：“不一样，我的双胞胎弟弟叫杨小涛！”
“谁还稀罕什么队长？”小峰看一眼国华，忙说：“我说的是路队长。”
我不服气：“你以为我就稀罕！”
英子不愿意看我们争吵，说：“你们两个怎么回事啦！”
小芹说：“我看还是国华当路队长合适。”
国华不再推辞，笑着说：“那我就暂时当路队长吧。”
国华把那只印有“为人民服务”字样的黄色挎包移到了身子前面，让我们按高矮次序站好，然后紧盯着小芹宣布：“以后我们每天都要排队上学，路队长也就是我走在最前面，谁也不许掉队，谁有事都要跟路队长我说。”
上学回来，我坐在门边摊开学校新发的书和本子，摆开架势学写字。小涛不声不响的坐到我旁边，不停地翻着我的书包，也不知道他翻什么。等我写完字收拾东西的时候，他突然我问：“哥，学校好玩吗？”
“好玩。”我回答说，样子有几分得意。我刚刚上学，什么都觉得新鲜。
第二天一早国华来等我们去上学，英子也来了。小涛竟吵着也要上学，他哭着拉住英子的裤腿说：“英子姐，你带我去上学吧！”
英子正急得不知所措，母亲走过来对小涛说：“你以为你哥他们是去学校玩呀？学校苦着呢！要是学不好，回家我打他！快放手，要不他们会迟到的！”
母亲强掰开小涛的手，让我们快走。我们背起书包跑了起来，把小涛的哭声远远抛在脑后。
晚上，春婶带着英子来我家，春婶和母亲，还有王奶奶在一块唠家常。我家老屋的大厅上，靠西屋的桌上一只煤油灯下凑着小峰小芹他们一家。靠东屋的桌上的煤油灯下坐着我和英子，我做完算术，见小涛坐在一旁，手里拿着我的语文书胡乱翻着，我对母亲喊：“小涛拿了我的书！”
母亲瞪一眼小涛：“快把书给你哥！”
小涛却把我的书紧紧攥在手里，冲母亲说：“我要读书！”
我不干了，要他把书给我，母亲一把抓住他的手，要硬从他手里把书夺下来。没想到他把书攥得死死的，嘴里只有一句话：“我要读书！”
母亲火了，狠狠心拖着小涛往外走。母亲回来时是一个人，脸上、脖子上都是一条条的抓痕。我隐约听到一阵夜风中龙塘头传来小涛的呼号：“我要上学，我要上学……”
周阿姨担心地问：“会不会出什么事？”
“真出什么事倒好！”母亲看样子横下了一条心。“我这是前世作的什么孽呀！”
春婶说：“千万别这么说，他也是一条命呀。”
我天真地说：“不让他出来多好，什么都爱和我争。”
母亲叹一口气，无可奈何地说：“谁知道呀，也真是少见，我们家祖上也没听说过谁生双胞胎呀。”
母亲像是受了天大的委屈，对春婶她们说：“早知道会这样，生下小波之后我就该紧紧夹住双腿。万万没想到我费了那么大劲把小波生下来后，正想松一口气，下面突然伸出一只脚来，还有一个在后面要跟着出来。他怎么就先伸出脚来呀，那没用的脚。医生急的没办法只好给我开了一刀，把他抱了出来。”
说话时，母亲大概想着那刻骨铭心的一刀，一脸痛苦的样子，苦出了满脸皱褶。
过了一会儿，母亲走了出去，从黑暗中背着小涛回来了，他在母亲背上睡着了。母亲把他放在床上，帮他脱了衣服，擦洗身子。
开学大概有一个多星期了，一天放学回家，小涛悄悄对我说：“国华每天都来喊你们上学，其实是来等小芹姐的。”
小涛自从我上学后就不怎么理我，我说：“别乱讲，国华是我们的路队长。”
小涛说：“他跟他爹一样也是队长呀。”
小峰听了说：“谁稀罕呢。”
小涛说：“队长可厉害了，村里哪个孩子不听话，就用哨子吹他。”
我闻到小涛头上散发出来的一股怪味，看他用手不停地抓头。小涛错过了一次剃头，他的头发长得比我们快，不长个光长头发，天热顶着一头蓬乱的厚发，像戴着一顶棉帽子。母亲忙得没有时间帮他洗，他的头发散发出一股怪味。我不愿跟他睡一头，宁愿睡在另一头闻摆在房间墙角上的尿桶里散发出来的尿骚味。他晚上总是不停地抓头，蚊帐被他扯动着，飘散着一股腥臭味。搞得我的头也是痒痒的，夜里还做梦头上爬满了毛茸茸的虫子。我早上起来后，见睡在另一头的小涛没有一点动静，靠头的蚊帐上涂满了脓血。我连忙喊母亲，母亲从床上一把抱起昏睡着的小涛，看着他那颗不断留着脓血的脏乱的头。母亲要我喊来春婶帮忙，她抱住小涛，春婶动手用剪刀帮小涛剪光了头发。头发里全是虱子，春婶说是长虱疮。小涛的后脑勺完全腐烂了，烂出一个洞，里面蠕动着两只蛆一样的虫子。两只虫子被杨涛身上的精血养得白白胖胖的，在一起缠绵着，打开了小涛的脑洞。看着那蠕动的虫子，我感觉自己的脑袋也被钻动，仿佛要开窍。我说：“小涛把这两只虫子养得这么肥。”
母亲说：“瞎说！只有养鸡养狗，哪有养蛆虫的！”
母亲把那两只蛆虫夹出来往地上摔去，虫子还在空中翻着跟头就被一只大公鸡叼走了。母亲用清水仔细洗干净小涛那颗狗咬般的头，从王奶奶手里接过紫药水涂在小涛头上。整个过程小涛像死去了一般，直到最后母亲搽完了药水把他放了下来，他才睁开眼睛。
国华每天早早过来等我们上学，比他爹杨正发催社员上工的哨子声还早。想到杨正发的哨子，我每天都起得很早，积极地催小芹小峰快些出门，一路上我还帮着国华召集村里其他上学的小伙伴，我悄悄对国华说：“哪天把你爹的哨子拿来吹一下。”
国华露出为难的神色：“我爹的哨子每天都要吹，除非晚上睡着了。”
他爹杨正发那只铁皮哨子确实没有离开过脖子，等他睡了，恐怕我们也早就在床上做过好几个梦了。我打消了想吹哨子的念头，心里却想着国华哪天会主动提出避嫌不当路队长。看他每天背着“为人民服务”的黄色挎包走在上学队伍的最前面，一副雄赳赳气昂昂的样子，一点也没有让贤的意思。眼睁睁看着一个学期就过去了。
放假那天我们回家时，王奶奶坐在老屋门口，戴着老花眼镜在缝补一双破袜子。远远地向小峰伸出一只枯枝般的手：“快给奶奶看看，小峰拿的什么？哦，是奖状。”
王奶奶小心展开奖状，一字一句念道：“奖状，王小峰同学，荣获本学期三好学生。特发此状，以资鼓励。”
王奶奶笑着取下老花眼镜，擦一下眼睛，嘴里连说：“好，好，小峰拿到奖状了。”
正收工回来的王伯和周阿姨，从王奶奶手里接过奖状，轮流看着，奖状在几个大人手里转了一圈。周阿姨冲王伯喊：“王二麻子，快把奖状贴起来。”
母亲回来时见大厅正壁上多了一张鲜亮的奖状，正要夸我，坐在门边的小涛抢着说：“奖状是小峰拿回来的。”
母亲仔细一看，奖状上的姓名确实不对，明明写着“王小峰”，而不是“杨小波”。母亲的脸陡地一沉，说：“我家的正壁上怎么能乱贴东西呢？”
母亲点上三支香，对着上首作揖打躬，嘴里默念着什么，然后把香插进香炉里。大中午的母亲竟然也点香敬神，这可是破天荒。我感觉事情有些严重，跟在母亲身后走进厨房要帮她烧火做饭。母亲叹一口气问我：“他哪三好了？你哪一点没他好？”
我老老实实说：“张老师说语文、算术都考优秀了就是三好学生。我的语文只得了‘良好’。”
母亲问：“你做错了题？”
我说：“老师说我书写不整洁要扣分。”
我想对母亲解释什么，她对我说：“你以后一定要认真写，拿奖回来！”
我问母亲：“我以后要是拿奖状回来，也不能往正壁上面贴吗？”
母亲说：“你的当然可以，旁人的怎么能往我家正壁上贴呢？”
我像是明白了什么，跑进大厅爬到桌上要把小峰刚贴上去的奖状撕下来。小峰不肯，可也没办法拦我。正壁是我家的，我理直气壮。我本想把奖状完整地撕下来交回给小峰，没想到奖状是王伯刚刚用米汤粘上去的，撕下来就是碎片了。小峰见状大哭起来，王奶奶在一旁劝：“小峰乖，撕了我们下学期再拿新的。”
我们放假了不用上学了，最开心的可能还是小涛。他想和我一起玩，见我总是不开心，问我：“你怎么总像个大人一样，想什么呀？”
我说：“我没有拿到奖状，妈不开心。”
他说：“你干脆也别去上学，和我一起在家算了。”
我不想理他：“瞎说，怎么能不上学呢！”
他说：“妈以前也是一个很大的学生，还有麻哥上了那么多学，还不是呆在家里种田。”
我没有想到小涛能说出这种话来，他把母亲上共大说成很大的学生，母亲要是能把共大读完就不可能回老家。母亲上过学，至少不像春婶连自己名字都不认识。麻哥是英子的哥哥杨文兵，我说：“麻哥不上那么多学，他能看那么书会讲那么多的故事？他能拉那么好听的二胡！”
我话音刚落，麻哥的二胡声就响了起来。听英子说，她哥哥小时候出麻疹时脸上留下的几颗麻子。村里的大人叫他麻子，我们便喊他麻哥。我们喜欢听他讲故事，他脑子里的故事比他脸上的麻子还多。听春婶和母亲聊天时说过，麻哥上学时成绩一直很好，春婶拼死拼活拉扯他上到高中。就在他高中要毕业那年，国家突然取消了高考。不能考大学了，只能在家种田。麻哥分明又不安心，不知道从哪里弄来蛇皮、马尾、松香等东西，自己动手做了一把二胡。他上工回来，一有空就坐在房间里拉二胡，一把自做的二胡拉得有板有眼。反反复复就拉着两首曲子，像在对人重复着一个永远说不完的故事。
麻哥那二胡声听得我小小年纪满腹心事，想对人诉说。我跑到麻哥家，他家就在我家隔壁，我从小就爱往他家跑。没想到小峰也在麻哥这里。麻哥拉完一曲，伸出那长长的手指弹弹琴弦，摸摸弓毛。见他一脸陶醉的样子，我忍不住问：“麻哥，你拉的什么歌曲这么好听？”
麻哥调调弦，得意地说：“革命歌曲，《渔家姑娘在海边》。”
小峰在一旁抢着说：“还有一首叫《九九艳阳天》。”
我不满地瞪他一眼：“又没问你！”
麻哥没工夫搭理我们，放下二胡就往外走，他要利用生产队上工前的时间帮家里干些活。我见小峰跟着他走，便也紧紧跟在麻哥身边。我们来到了龙塘边，麻哥在塘边铲草，我和小峰在一旁玩泥巴。阳光把龙塘水面照射得发出耀眼的光芒。几只白鹭立在塘头裸露的石块上。麻哥一边铲草一边问：“你们听过龙塘的故事吗？”
小峰忙说：“没听过。”
我急不可耐地说：“麻哥快讲给我们听吧。”
我们停下了手里的玩活，准备听麻哥讲故事。麻哥却只顾忙手里的活儿，一脸微笑。任凭我和小峰怎样纠缠，他就是不开口。我灵机一动，说：“麻哥，你讲故事，我们帮你干活。”
麻哥笑了：“还在捡鸡屎吃的人，会干什么活呀？”
我不服气地去抢麻哥手里的铲子，一使劲，差一点被长长的铲柄反弹得掉进龙塘。吓得麻哥一只手连忙将我扶住，问：“你们会游泳吗？”
我和小峰异口同声：“不会！”
麻哥说：“龙塘边长大的，不会游泳怎么行？等哪天你们学会游泳了，我再讲龙塘的故事你们听。”
麻哥不再理睬我们。远处传来国华爹队长杨正发的哨子声和那中气十足的叫喊：“开工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