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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瓷来源于生活，陶瓷的发明来源于我们的祖先用火烧烤食物时的发现，经火烧烤过后的泥土变得坚硬而密实，因此就用泥土做成容器，用火烧烤后得到最初的陶制容器，用以盛水，烧煮食物。因此陶器成为人类进步的一个标志。”（岳振《贵州牙舟陶传承与发展的思考》。）
历史就像一只“马嘘嘘”，发出的声音久远而空旷，回味而悠长。边远而多山的牙舟，历史的声音隔空传诵出来，引经据典就显得十分必要和尤为重要。
我多次去拜访牙舟陶传承人，就是想从历史的来路中，梳理出牙舟陶的历史渊源，给牙舟陶的前世今生画出一个记忆的符号。而每次深入牙舟，都会有不同的发现，生出不同的感受。在牙舟，我首先认识的是窑片，首先感受的也是窑片带来的历史沧桑。牙舟陶的历史脉络遗留下的那些窑片，在牙舟的土地上堆出了厚厚的一层。传承人刘廷芳和廖时敏带我到他们家背后的大山上，在大水冲刷出来的一条大深沟边，他们指着一层一层的堆砌碎片告诉我：“这些都是老窑址，窑片堆了几十层，这个窑址的年代肯定很久远了。”我问什么是窑片，刘师傅说：“窑片就是陶瓷焙烧后破损遗留下来的碎片，做陶人把这些碎片称为‘窑片’。”
窑片——碎片，碎片——窑片，其实意思是一样的，但是在历史的长河冲刷出来的断层里，窑片就远比碎片厚重得多了。站在断层的深沟底部，我手捧碎片，仿佛是在隔空抓一把空气，无任何感觉。而当牙舟陶传承人们告诉我，我手上抓着的是历史遗留的窑片时，手上的东西就骤然增加了份量，压得心脏一紧一紧的，有种喘不过气来的感觉。
牙舟陶的历史，被埋藏进了众多窑片堆砌的更深层土壤里。所以不管后来者怎么使劲挖掘，都挖掘不出一段确切的时间表出来。
谈到牙舟陶的久远，牙舟陶的一些老传承人，对“牙舟陶只始于明洪武年间”的记载是持怀疑态度的，他们认为牙舟陶的历史应不止于那个时候，应该还更远。汉代，贵州的制陶业就有了一定的水平。《贵州通史——远古时代的贵州》“汉代夜郎地区的社会经济”记载，“各遗址、墓葬发现的各类陶器，不但器形多样，造型生动实用，花纹繁复，而且除少量仍为手工捏制外，一般均为轮制，说明其制陶和烧窑技术也达到了一定的水平。”虽然这个时候还不能确定是否牙舟陶也在悄悄地形成，但至少可以肯定的是，贵州陶业的发展，一定会影响和促进牙舟陶的形成和发展。因为这个时候，“与制陶有密切关系的砖瓦烧造反映出来的建筑，也有了相当的发展”（《贵州通史——远古时代的贵州》）。《元史·地理志六·管番民总管》也以史志的形式，第一次将“牙舟”这个地名呈现在了众人的面前。“八番顺元等处宣慰司都元帅府建于至元二十九年（1292年），辖一个宣慰司、三个府、九个安抚司、三个长官司……其中丹竹蛮夷长官司设在牙舟……”。从这个记载看，牙舟并不是不有历史，而是因为牙舟的历史一直偏居一隅，常常被忽略，难以在统治者的志书中独立成行，得到很具体的体现。
不是还有县志吗？每当要去印证一段甚不明了的历史时，我们总是习惯于求助地方的志书，然后把地方志抬出来，做最好的证明人。认为牙舟陶的历史比县志上记载的历史还要久远一些的人说：“牙舟陶不应该只有那么区区几百年，应该有上千年的历史才对。”的确，对历史有怀疑也很正常，县志只记那么一小笔，连牙舟陶的一小块窑片都映射不出来，怎么能谈说历史的厚重呢？难怪，我在牙舟走访的时候，有些传承人跟我说：“牙舟陶的历史不止那么多年，应该还更久远。”而久远到什么年代，他们却说不出个所以然。说不出所以然，那就还是找文字记录吧，而能提供给我参考的文字记录除了县志，就什么都没有了。没有碑刻方面的文字记载，族谱上也没有制陶的记载。有人带我去看了几所据说是牙舟陶老传承人的祖坟，但坟上的碑刻都是清代以后，更是不能说明什么问题。有人还拿出了珍藏的族谱，虽说族谱的时间可上溯到南宋，但那时族谱所记载的这些人都不住在牙舟，他们都是明初才陆续搬到牙舟来的，这更不能说明什么问题。那么，还是查县志吧，县志上说：“平塘地区唐以前历史无确凿文字可考。唐、宋以后实行羁縻政策，始有羁縻州的建制。”
说牙舟陶久远的人，他们也不是靠臆想和凭空捏造的，也是根据平塘建置设置推论出来的。他们认为，查平塘的历史沿革，平塘早在唐之前就有建置了，有建置，历史的脉络就应该很清晰了。而到后来，元二十九年在牙舟设长官司，说明牙舟那个时候应该是繁华之地了。有了建置，生产生活等的社会活动就正常开展了。开展生产生活活动，就需要生活用具，而这个时候使用的生活器皿，除了青铜器外，大都以陶为主，而古代青铜器，别说是在小小的牙舟，就是在整个平塘地区，都几乎没有出土发现过。这个时候的陶具不可能都靠从中原运送过来，一来成本过高，难以大量运输；二来陶是易碎品，而贵州特别是平塘一带，山高沟深，行路艰难，运输过来容易破碎，得不偿失。那么，生产生活中所用的陶具，只能就地寻找，就地取村。这推理还真有一定道理，还别说，就有一些人半信半疑了。特别是那些老传承人，他们根据研究那些窑片得出的经验推断，认为牙舟陶的历史比文字记载的还要更久远，至于久远到什么时候，大家就说不清楚了。
消失了的历史往往都是被民间忽略不记的，历史的延续和消亡，都不会成为一个永恒的话题。而关于牙舟陶的历史，人们也只是在茶余饭后议议，争论争论，除了史学家，谁都不会在历史的时间上较真，谁也不愿把时间浪费在历史这个虚无飘渺的记忆上。长期以来，书写历史的文字都没有认认真真地记录下民间议论历史的声音，以至于历史的大事和历史的时间都由官方说了算，民间的声音就无声无息地被淹没了。
唐以前没有文字记载，尚可做一些推论，做一些假设。但是唐、宋以后有记载了，没有把牙舟陶记载上去，就不能再去做假设的推论了，只能根据文字的记载来陈述其存在的历史了。这一点，我在和几个牙舟陶的老传承人进行座谈的时候，他们是不同意的。我们一边喝酒，一边就历史传承的时间进行探讨，就讨论得比较激烈，而席间的几个年轻传承人却不发言，只是在老人们争论得有些过于太激烈时，才放下碗阻止两句。在他们看来，历史与现实，就是两块永不相连的窑片，一片碎了，另外一片也碎了，都粘连不起来了，再去把它们硬粘连在一起，有这个必要吗？
老人们说“有这个必要”。这一次，我站在了老人们一边，认为也有这个必要。我向年轻的传承人们解释说，我们争论的目的，就是要好好地捋一捋历史，给牙舟陶一个确切的时间记载，让牙舟陶“出有源头，传承有依据。”
有那么一刻，我对县志的记载也产生过怀疑，但最终我还是相信了县志上的记载，那是白纸黑字的东西，是最有力的证据，是口头传说所不能更改的。我陪着老传承人们站在满是窑片的陶窑废墟上，随手抓起一把破损得体无完肤的窑片，轻轻地在手上摩挲着，希望能摩挲出我需要的答案。我失望了，这些窑片和我不亲近，在我手里，它们只是一些废弃的东西。
一层窑片就是一个陶窑的历史。假设一代人拥有一个陶窑，那么一层窑片就是一代人留下的历史了。而这些层迭厚实的窑片山里，得有多少代人遗留的历史堆砌下来，才垒出这么厚厚的窑片。站在厚实的窑片堆上，我的思绪就变得有些恍惚了。历史的演绎与猜想，绝不是孤立的绵延，无论是在空间意义上还是在时间的累积上，沉淀为史而引起后人关注的，都是值得推敲的东西。
所以说，时间只是过眼烟云，历史更只是微波涟漪，只有实实在在的东西，才最吸引人眼球，最引起人关注。而在牙舟，最吸引人眼球，最引起人关注的，就是实实在在的牙舟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