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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一本关于牙舟陶的书，用文学的形式记录牙舟陶的发展史，这是我从认知牙舟陶以来就想做的一件事情。1999年3月，在宣传部门工作的我，陪同《贵州日报》的一位记者到牙舟去采访，第一次真实地了解到牙舟陶的历史发展脉络，感受和聆听到牙舟陶历史的繁荣，又在牙舟陶传承人的带领下，亲眼目睹到牙舟陶这样一个传统手工艺品，因受社会发展和经济文化的影响，正逐步走向衰落的过程。那次采访中，牙舟陶传承人告诉我，他们的陶艺不光是一种手工艺品，生活用品，还是汉文化和一直居住在牙舟本土的布依文化融合的历史见证资料。六百多年前，明王朝大量屯兵贵州，在牙舟一带的屯军与当地布依族通婚后，发现牙舟一带有丰富的陶土资源，就将制陈陶工艺传给了当地的布依族，在经年的不断演变中形成了独具特色的牙舟陶艺。有了这个打算后，我陆陆续续写了一些有关牙舟陶的介绍文章，但都仅限于在资料的搜集、整理和发现上，没有系统地形成象样的文学篇章。后来几次想动笔做一篇大文章，由于生活体验不够，开篇了很多次都不满意。特别是近年来，牙舟陶艺不断地引起许多专家学者的注意，到牙舟去研究牙舟陶艺和书写牙舟陶的人越来越多，各种各样的文字版本也在不断地出现，这也为我的创作增加了难度。纵观这些描写牙舟陶的文字，我发现很多都只是在牙舟陶的来路上记录，没有在去往牙舟陶沉淀的历史脉络中寻根，于是我决定在牙舟陶的“根”上做文章，用纪实散文的形式，写一部有别于其他作品的牙舟陶文字。这个命题在征得牙舟陶传承人们的首肯后，增加了我的信心。
2014年，我获得中国作协的体验生活扶持，到牙舟去体验生活。从2014年的7月至今，我来来回回往返牙舟不下五十次，每次去多则三五天，少则一天，花在路上的车费，在牙舟吃住的生活费，中国作协补助的一万元钱早就花光了。这部原本应该在2015年完成的书稿，在写了三万多字后，不得不停下来。原因是我原来的写作路径和杨俊、杨正勇合著的《贵州牙舟陶》撞了车。看到他们出版的书籍后，我不得不停笔重新思考，重新开劈路径，这样，写作的步伐和成书的时间不得不推迟。
此后，为了真正还原牙舟陶历史，写出牙舟陶传承历史一路走来的心路历程，我索性停笔，再次深入牙舟体验走访。我在牙舟继续录音、记录、整理归纳，感受牙舟陶传承人们的工作过程。除此，还寻着他们的讲述和回忆，在牙舟镇子四周附近的深山、荒原、田野、山洞去寻找和探索许多牙舟陶的遗址。每到一处，牙舟陶传承人都会挖出一些陶的碎片（他们称为窑片），用树叶擦干净泥土，向我介绍这些窑片工艺形成的年代，窑址存在的年代以及被废弃的时间，不断向我讲述着每一个窑址所具有的辉煌，把我的思维带向那远古工艺制作的热闹场景，窥视民族文化的博大精深，再现民族团结和民族文化交融的历史画面。2017年7月14日，我最后一次在牙舟陶传承人钟成雄家，和钟成雄、张禄麒等传承人，以及每次我去都不辞辛苦来陪伴我、给我讲述牙舟陶发展心路历程的退休干部熊金尧老人等一起吃饭，饭间他们和我约定：即在他们牙舟陶窑又一批陶器烧制出窑时，我书写牙舟陶的书稿也要争取在那个时间出来，与牙舟陶的又一批新作品一起面世。但是我失信了，这一失信就拖了两年多时间。
《窑片》要出书了，我却一点都高兴不起来。在整理书稿、整理图片的时候，我一直都在思考一个问题：出书干什么呢，放在家中堆着等以后卖废纸吗？一想到书的结局，就有种喘不过气来的感觉。出一本书太难了，哪怕这本书是对一种即将消失的民族传承文化的记录，也一样难于面世。在此之前，我为《窑片》设想了很多出版方案，我甚至还想把《窑片》作为本土教材，与教育部门沟通，希望获得他们的支持，但未果。原也想找牙舟陶所在地的当地党委、政府，希望他们能够支持，仍未果。想自己花钱出书，经济实力又不允许，现在出一本像样一点的书，没有几大万是行不通的。就在我几乎陷入绝境时，《窑片》幸运地被列入2019年“黔南州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七十周年”优秀文艺作品，提上了出版日程。
在此，我要特别感谢张禄麒等牙舟陶传承人们的精彩奉献，感谢中共黔南州委宣传部对我创作《窑片》的鼓励和扶持，感谢钟成雄、熊金尧、廖时敏、刘廷芳等人对我在牙舟深入走访时的陪同和照顾，感谢徐先文、张虎、雷远方、杨帮贤等朋友对我深入牙舟走访的不吝帮助，感谢杨俊、杨正勇先生，他们的《贵州牙舟陶》为我的创作提供了很多史料上的佐证。
牙舟陶翻过了一页，《窑片》在历史的来路上上升了一层。由于社会的发展前进，民族地区的许多传承文化却在没落和衰退。假如没有记录，不久的将来，我们将看不到这些曾经的传承所应有的路径和辉煌。在此，我希望能有更多的文字工作者都来关注民族传统文化，记录这些文化的传承历史。同时也希望各级政府能够挤出资金，支持和鼓励更多的文字工作者投身这项工作，为我们的子孙后代留下一份尊贵的文化遗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