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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一片土地，只有不断地发展改变，这片土地才会更具有活力，更具有旺盛的生命力，更具有诱人的生存魅力。
站在公路边，对着一片茂盛的庄稼，我有些不知所措。庄稼太茂盛了，茂盛得我的目光完全看不到远处那个庄稼地中的陶瓷厂。那是两个湖南人开的厂，一个叫邹志华，一个叫刘志胜。他们不是牙舟陶的传人，他们不远千里跑到牙舟来做陶，其目的就是为了来亲近牙舟这片得天独厚的陶土。他们在湖南做过陶，到江西景德镇学习过制陶手艺。他们把学到的那份手艺带到牙舟来，就是为了想在牙舟闯出一片天地，更是为了给古老的牙舟陶注入更多的新理念。我想去他们的厂里看看，但是下了车却找不到路。路在很远的地方，要绕一个大圈，我不想绕路，就想从庄稼地中穿过。
其实，我更想近距离地看看这片庄稼，看看这些生长庄稼的田土。这些田土下都埋藏着一层厚厚的陶土，是制作牙舟陶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原料。生长庄稼的季节，牙舟人在田土里种上庄稼，庄稼茂茂盛盛地长出来，生长出牙舟人的希望和依靠。收获了庄稼，牙舟人就会把庄稼地里表皮的肥土移往一边，把最下边的陶土掏出来，堆放在屋檐下，经过一冬的存放后，来年春天就可以做陶了，而田地里，又照样可以生长出庄稼了。
牙舟人年年做陶，年年种庄稼，而这些庄稼地里的土，年年被采挖，却年年不见减少。这种神奇的循环往复，让我对这片土地充满了好奇。而对这片土地充满好奇的，还有黔南师院大三的学生小田，她因为一个与牙舟陶有关的课题来到牙舟，我们俩就不约而同地碰到了一起。我们顺着一条田埂往庄稼林的纵深处走去，茂盛的庄稼一下子就淹没了我们的身影。那是一片长得比人还高的薏仁米苗，伸展的叶片遮盖住狭窄的田埂，在田与田之间做着相互的交流和沟通。我们的身影让这些叶片暂时不情愿地分开，但是却又时不时地在我们的手上、脸上划过，划出热辣辣的疼痛。
我们之所以要从这些庄稼地中穿过，是因为在这片田土上，这些庄稼已经是最后一季了。来时在公路边，我们注意到了一张规划图。因为城镇的扩展需要，收完这季庄稼，这片田土就被规划成城镇了。到时就看不到庄稼了，就只能看到房屋和街道了。不知为什么，看到这样的规划我有些失落，有些难过，更是替这片肥沃的田园和茂盛的庄稼们惋惜。但仅仅只是一瞬间，我又生出了让自己高兴的理由。牙舟需要发展，城镇需要扩大，牙舟陶更是需要一片崭新的天地来展示美姿。所以从另一个角度看，规划了一片土地，放弃一些传统的东西，也是为了牙舟的未来更繁荣，牙舟陶的前景更光明。
我从身边的田地里抠出一把土，紧紧抓在手里，然后在田埂边的沟渠里湿了一点水，不断地揉捏着，慢慢就揉出了一种滋味。这滋味仿佛从远古的洪荒中迸发而来，带着历史残存的余韵，不断地撞击我的心房，我的心久久不能平静。这就是牙舟陶土啊！略带糍性的粘稠感，紧紧依附着我的手掌心。我做不了陶，所以泥土在我的手里就只能是泥土，无论我怎么揉捏，泥土始终聚拢不出我想要的图象。而年轻的小田则比我机灵，同样的一把泥土，她想让它变成一只羊，在揉捏了若干次都无法成型后，她去请教一位制陶师傅。在制陶师傅的传授下，她手上的泥土就变成了一只羊。她手捧着那只羊在我面前展示的时候，我不光看到了她成功后的满足，还看到了一片灿烂的阳光。
1989年3月下旬，我陪同《贵州日报》的一个记者到牙舟采写牙舟陶，与一些传承人座谈，一位姓刘的师傅告诉我们，之前他的师傅宋仕和讲了这样一个故事：以前牙舟这个地方，世居的人们都是靠种庄稼为生，根本不知道什么是陶，也不会做陶，更不知道庄稼地下面的土还能做出陶器来。有一天，几个小孩在田坝中间玩泥巴，他们用泥巴捏成一个“碗”，做好后就放到太阳底下去曝晒。随后，一个小孩就把这个“碗”拿回家，拿回家后怕大人责备，就放到了屋檐下。第二天，这个小孩的母亲在外边要东西，找不到装东西的家什，正好看到屋檐下的这个“碗”，就用“碗”把东西装回了家……这就是牙舟陶的由来。
这是我首次听到有事实质感、又充满演绎的牙舟陶传说故事。在听多了牙舟陶的正史演绎后，突然听到这样一个故事，让我感到惊讶的同时，也感到特别的新鲜。孩子是牙舟陶的发现者，制造者，孩子的聪明和想象力，也同时铸就了牙舟陶的发展希望。这是多么富有寓意的传说故事啊。此后我再没听过这样有强烈现实感的演绎故事，包括牙舟陶的一些野史的故事，除了上边提到的神话传说，基本没再听人讲过。可惜的是，我关注牙舟陶时，宋仕和老人早已于上世纪的1984年就去世了，未能与这样一位传奇的牙舟陶传承人谋上一面，让我倍感遗憾。
我和小田行走在一眼望不到边的陶土上，陶土上生长着郁郁葱葱、恣意汪洋的薏仁米。也许知道是最后一季庄稼了，这些薏仁米苗才长得这么茂盛，这么高大，以至于我们一走进去，身影就完全被薏仁米吞没。我们碰到了一位来给庄稼喷洒农药的中年人，他告诉我们：“这坝田种薏仁米已经有三年了，今年是长势最好的。前两年（长得）都没这么高，今年估计是雨水充足，它们才会生长得这么好，这么高大。”我相信他说得很有道理，但在潜意识的内心深处，我还是这么认为：这些庄稼今年再不好好茂盛地生长一次，以后再想生长，肯定是没这个机会了。
屋檐下的土还能够制多少陶呢？如果有一天屋檐下的泥土用完了，没有地方可取土了，牙舟陶还会存在吗？我不敢想象。但是牙舟陶传承人们告诉我，牙舟的陶土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田坝里没有陶土，他们可以到山上去取，周围附近几座大山上的土都可以用来制陶，牙舟陶的土是不会枯竭的，这才打消了我的疑虑。
随着社会的开放和经济建设的需要，更多的投资者看上了牙舟丰富的陶泥，也把目光瞄向了牙舟陶。这些年，外来投资者在平塘的土地上，建起了多个有一定规模的陶瓷厂，把原来手工作坊生产的牙舟陶，变成了工厂车间生产，把原来的手工制陶扩展成了了机械化流水线制陶。生产规模扩大了，生产成本降低了，产品产量增加了，陶器的品种也多样化了。而这样的发展态势，也令牙舟陶的传承人们感到恐慌和不安了。特别是一些老传承人，他们看到一些厂子生产出来的牙舟陶，已经完全脱离了他们经历的牙舟陶原有的本质，完全脱胎成了另外一种新的产品或者一种新的器具。特别是一些厂家生产的牙舟陶，因为只顾去追求产量，而忽略了质量上的保证，偶然出现了质量上的问题，这就越来越让这些老传承人感到不安和害怕了。
张福高及几个年近八十的老传承人，把牙舟陶的名声看得比自己的声誉还重。他们得知一个浙江来的投资人，在邻近的通州工业园区投资了一个陶瓷厂，从牙舟把陶泥运过去进行生产，生产的陶器也叫“牙舟陶”，于是老传承人们就表现出了十二分的不高兴。他们认为离了牙舟这块土地的陶，都不能称为“牙舟陶”。浙江人的陶瓷厂，虽然用的也是牙舟挖出来的陶土制陶，但离开了牙舟，就不能再打“牙舟陶”的名片了。牙舟陶只属于牙舟，不属于牙舟以外的地方。一谈到这件事，老人们就表现得义愤填膺，无论年轻一代的传承人怎么开导，怎么说服，怎么阐明牙舟陶借船发展、借地出山的重要性，他们都不认同，都表现得很固执。以至于我应年轻传承人的要求，跟他们交流，跟他们谈到了这种借地出山的重要性和好处，希望他们看在牙舟陶需要扩大发展，需要方方面面的共同努力，才能把牙舟陶做大做强的好处上，给予政府的新决策和外来投资者大力支持。然而还没有等我把话说完，他们就立马拂袖而去。连我恳请他们留下来陪我吃一顿饭，在饭桌上继续交流，他们都不答应。
小田的羊断了一只角，她很心疼，我安慰她，叫她再去抓一把陶土，请制陶师傅再教教她，重新捏一只羊，她想了想，说还是算了。她站在邹志华和刘志胜的厂房面前，说：“没想到厂房这么小，不注意还真找不到。”
邹志华和刘志胜来到牙舟三年了。他们在庄稼地中间，租下原牙舟粮管所的几间房子，开办了一个陶瓷厂。他们的生产方式与当地的牙舟陶传承人完全不同，他们不是手工生产，完全是机械化生产，以灌模的形式生产产品，速度就比传统的拉坯生产快得多。他们主要生产酒瓶，产品和那些传承人生产的产品也完全不同。除了使用同样的陶土，他们和传承人之间，也就不存在产品竞争的矛盾。但个别的牙舟陶传承人却不认同他们生产的是牙舟陶，认为他们只是使用了牙舟陶泥，生产出另外一种产品。邹志华和刘志胜一直想把从外边学到的新理念带到牙舟来，在牙舟好好干一场，改变牙舟陶的生产理念，使用机械化生产加快生产速度，提高产品产量，减少生产时间。但是到这里后他们才发现，传统牙舟陶的工艺，通过机械化是做不出来的，必须要通过手工加工，细致打磨后，才显出其独有的特性。
这片土地规划后，邹志华和刘志胜的陶瓷厂也开不下去了。生产完这一季，他们就将搬迁往另外的地方。邹志华对这片土地有些恋恋不舍，他说：“牙舟的陶泥的确好，挖出来不用再做更多的加工，就可以上架制陶了。可减少很多成本和工序，生产出来的产品质量也比较上乘，很受客户欢迎。”
2017年8月，我再次来到牙舟，再次走进邹志华和刘志胜的陶瓷厂，在牙舟日新月异的发展变化中，在周围崭新漂亮的民居楼房衬托下，他们的厂区更显得陈旧和简陋了。虽然他们的厂房还没有被拆掉，但已经被征用了，他们也已经不再生产了。邹志华回了老家，只有刘志胜留了下来，他在平塘县城开了一家牙舟陶主题酒店，一边经营酒店，一边坚持做陶。在刘志胜的眼里，牙舟陶的确是个好东西，在长期的生产中基本保留了传统工艺的特点——陶瓷生产一直更注重传统工艺，这一点牙舟陶在传承中做得相当好。但是，陶瓷的生存环境是在不断的发展变化中，是要根据市场来发展的，没有变化，没有市场，再好的陶，都会失去生存的价值和地位。牙舟陶也一直在努力以市场为导向来寻示发展之路，但是长期形成的一些传统生产观念却很难得到改变，特别是思维、设计和生产方式，使生产出来的很多产品都大同小异，没有特点。刘志胜说：“牙舟陶要发展，而且要多方面的发展，不能是单一的发展。特别是在传承传统工艺的基础上，要实现产业化发展，只有这样，才能形成牙舟陶的品牌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