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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洪武年间，江西人杨正真入黔，在平塘地区建立平舟长官司六洞分司衙署世守以后，社会秩序安定，江西迁居平塘地区者日众。生活用品（包括陶瓷）生产工艺相继传入，从那时算起，至今已有五、六百年。”（《平塘政协文史资料》，郑大源、孙钟逊《牙舟陶器》）
我一直想到史料中再找一找杨正真这个人，因为他来到平塘后，才把陶瓷的生产工艺带到平塘，然后才有了牙舟陶。但遗憾的是我查阅了许多资料，除了上边那简单的记载，我再没查到更多关于杨正真这个人的资料了。由于边地身份的局限，史料记载的平塘历史并不多，所以查阅平塘的历史就比较费劲。找不到更多的史料，平塘这片土地，在穿越历史的时间隧道里，其留下的身影就变得有些模糊不清了。杨正真作为一个历史人物，在历史延伸的轨迹中，因为牙舟陶，才留下了一个名字，如果没有牙舟陶，恐怕连这不起眼的姓名，都会被遗忘在历史的长河中。
明洪武十四年九月，明太祖朱元璋命颖川侯傅友德和西平侯沐英率师三十万人，从四川、湖南兵分两路，经贵州南征云南，杨正真是不是那个时候跟着大军来到平塘的呢？当然，历史是不能假设的，但我想，那个时候，即使没有杨正真，路过的大军来到贵州，就会有一大批后勤给养的人跟着来，给军队提供保障，是不是这些人把制陶手艺传带到牙舟的也未可知。明洪武年间，贵州的边地少数民族，已从封闭走向开放，已经开始对外交流，接纳来自中原汉文化的熏陶了，开放的典型当属黔西北的彝族领袖奢香夫人。以奢香夫人为代表的各少数民族上层人士，为了民族的发展，都用开放的眼光，来推动本民族的生产和生活向汉文化靠拢。奢香夫人多方结识中原内地的才人学士，聘迎汉儒到贵州兴办宣慰司学，传播汉文化。同时还招来能工巧匠，传播先进的耕织技术，开置农田，发展生产。甚至倡导彝汉融和，安居乐业。那么，偏居一隅的平塘，那个时候也是不是因受这种大环境的影响，实行对外开放，而后引进更多的人才，牙舟陶的制造业也才逐步兴旺起来呢？因为无史料可查，很多东西都只能在猜想中去多方寻证。
由此，我们可不可以这样推论，明初，为了消灭云南残余的元朝势力，朱元璋大量屯兵进驻贵州。在寻访牙舟陶的一段时间里，我同时也在距牙舟不到三十公里的通州、不到六十公里的塘边、克度一带发现了好几个被当地人称为“营盘”的军营遗址。据当地的老人们介绍，这些营盘都修建于明洪武年间，所以推断出这应该是朱元璋遣军西出云南，取道贵州时的杰作。这些遗址的存在跟牙舟陶的出现，应该不是一种巧合，应该有着某种史书没有记载下来的内在联系。因为这种专以屯兵而留存下来的古营盘所代表的古文化遗址，除了一个政治集团在军事行动中留下的历史划痕外，也还呈现着与当地文化交往共存的生存景象。
军人远离家乡来到贵州屯兵驻守，在长时间攻与守的胶着、血与火的洗礼过后，难免需要一个稳定的环境和心灵安放的寓所，这也许就促成了外来的军人和当地人的婚姻结合，从而产生了一种共融的兴盛文化。当时，在牙舟一带居住的都是世居的布依族，军营里的军人与布依族人通婚，就渐融入当地的布依族，学习当地的布依族文化。而与军人联姻的布依族家庭，在接纳一个外来的汉族军人时，也在慢慢地接纳这个军人所带来的中原文化，学习中原文化，让自己的民族文化与中原文化交融共存。在长期的不断学习、不断借鉴和交融发展中，催生出与当地自然资源相结合的先进生产力出来，从而改变传统的生产和生活方式。牙舟陶技艺应该就是在这个时候发展起来的，中原制陶的手艺，加上当地丰富的陶土资源和独特的制釉原料，再融合浓郁的布依族传统文化色彩，通过不断的发展和壮大，就逐渐形成了独具特色的牙舟陶技艺。
我跟着牙舟陶传承人钟成雄等人来到冗盖，他们要带我来这里寻找最早的窑片。据他们说，冗盖是牙舟陶的发源地，是牙舟最早制陶并形成规模的地方。而如今，放眼望去，这里却只是一片荒坡和稀落的几块庄稼地。除了杂草就是庄稼，没有作坊，没有陶窑，更没有忙碌的工人，甚至于连一间能够证明昔日繁华的遗址都找不到。可是当我蹲下身子，抓一把乱草在手上，用力拔出来，看到乱草根里夹杂着许多大大小小的窑片，这么多的窑片让我震惊。而随便翻开一小片庄稼地里的土，映入眼帘的也是层层叠叠、密密麻麻的窑片。
冗盖，原名耸寨，曾是一个很大的寨子，是最早生产牙舟陶的地方。除了窑片，我还在草丛里发现了一块清道光年间立的“告白碑”。那么，在道光年间，冗盖应该是一个很庞大很繁华的村落，用牙舟陶传承人的话说：“上下两个寨子，有好几百户人家。听老人们讲，每天都要杀两头猪才勉强够供应市场。如果哪家稍去晚一点，猪肉就卖完了，就买不到了。”居住在冗盖的人，不是一个姓，而是多姓，姓氏与姓氏之间和睦相处，共同经营着牙舟陶的生产和买卖，共同靠牙舟陶致富。除了制陶卖陶，冗盖还发展了其他贸易，有了丝绸、食盐、粮食、百货大小不等的商行。逢年过节，冗盖还开展娱乐活动，还建有“跑马场”，供年轻人们跑马比赛，娱乐玩耍。就是到了今天，当年冗盖的富庶也是牙舟人津津乐道，百谈不厌的。在牙舟走访的时候，就有人告诉我：“听老辈人讲，以前冗盖有一户钟姓的生意人家，聘下了雷打坡一个大户人家的姑娘来做媳妇。接亲那天，钟家用丝绸铺路，一直从冗盖铺到雷打坡。五里多路，不晓得要拿好多丝绸才铺到。嫁姑娘的那家也不甘落后，也用一挑一挑的谷子铺路，从雷打坡一直铺到冗盖。”由此可见，当时冗盖的的丝绸之多，牙舟的粮食之富，已经足可以称得上是富甲一方了。而从另外一个层面也可看出，在牙舟陶生产和贸易的带动下，牙舟的商贸繁华，也应该是有相当的规模了。
冗盖的村寨是如何消失的，而且消失得连房屋的遗迹都很难找到，只留下一地绵延不绝的窑片，很值得人深究。而关于冗盖村寨的消失，传承人们也所知不多，就是只言片语的道听途说，他们也不愿意多说，而后我就再也问不出更多的东西了。至今一些居住在冗平街的牙舟陶传承人，他们的祖先就曾在冗盖居住过，在冗盖做过陶，有些还做过别的生意。
时间已经无从复原冗盖的繁华了。呈扇面形延伸的冗盖坡，其满坡满岭的窑片，在牙舟陶的历史遗留物中，连同丛生的杂草和一些庄稼，在风雨的侵蚀下，掩盖了冗盖昔日的繁华，成就了今天冗盖的衰落，让人不免唏嘘。今天，重踏冗盖坡，重拾那些不知遗落了多少年的窑片，冗盖的历史，冗盖的传说，已经无足轻重了。窑片散布多远，窑片埋藏多深，都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牙舟陶的历史，离开了冗盖，还在不断地延续，不断地传承。
离开冗盖，我们又到裴家坳去看了一颗墓碑，是宋氏祖坟的墓碑。在我看来，这颗立于民国三十四年的墓碑并没有什么特别之处。但是他们告诉我，这碑的主人是牙舟宋氏的老祖公，很早很早就居住在牙舟了，他生活的年代应该是牙舟最早的历史，也应该是牙舟繁华的见证。透过已经风化了的墓碑，我依稀看到了这样的文字：“宋公廷杰，建生牙邑，龄九失怙，惟祖妣是依，至于成年。君承祖业，数仅区区。初为人作嫁，继跋涉风尘，茹苦含辛，衣食聊备……”碑文的很多字已经模糊不清，难以辨认了。之后我在杨俊和杨正勇合著的《贵州牙舟陶》里读到了对这段碑文进行解释的这样一段文字：“由是推演，‘牙邑’之称，一定意义上足以显示出牙舟曾经的辉煌。‘邑’者，上为‘口’，表疆域，下为‘跪着的人形’，表人口，合起来即城邑，泛指城镇。可见，在很久很久以前，牙舟就已经聚集了相当规模的人烟。”对于牙舟的商贸规模和集市的繁华，杨俊和杨正勇合著的《贵州牙舟陶》还做了诸多的描述，在此就不一一赘述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