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踏上长寨土地，透过历史的烟云，眺望四野，山色空蒙。历史的长寨，是牙舟陶一路前行留下的历史划痕，它的存在，象征着一个立体的、厚重的牙舟陶传承文化载体的存在，在牙舟陶的发展史上有着不可低估的史料价值。
从关口水井边俯瞰长寨，首先映入眼帘的是那一眼望不到边的稻田，山环水绕，阡陌纵横，一派和煦恬淡的田园风光。我去的时候，正是稻花飘香的季节。有风吹来，馨香的稻花在空气中飘荡，沁人肺腑，让人难忘。长寨原本是偏居一隅的，与牙舟镇政府还有一定的距离，但是自从城镇化扩展后，长寨已经进入了牙舟城镇化发展的经济圈，已经与牙舟镇政府所在地紧密联系在了一起。从现今牙舟镇政府所在的地方往长寨走，一条宽阔的公路代替了原有的小路，而长寨曾经的那些木瓦房也被新崛起的一栋栋漂亮小楼房代替了。
长寨现在已经没有人做陶，长寨的陶窑也已被湮没在沧桑的历史岁月中，那些古陶，那些曾经的坛坛罐罐，以及被孩童们把玩的马嘘嘘，都在生活的演变中远离了长寨人的生活，远离了长寨这片土地。但是，作为牙舟陶曾经的发源地，长寨在历史的来路上，遗留下来的窑片可以跟冗平媲美，某种程度上说，长寨泥土下埋藏的窑片甚至比冗平还多。走在长寨土地上，无论是屋角、树林还是耕作的田间地头，用手在泥土里一抓，都能抓出一大把窑片来。长寨的窑片不同于冗平，冗平的窑片是裸露的，它们本来也深藏在地底下，在时间的洗礼和雨水的不断冲刷下，就从地底下冒出来了，堆砌到了地上。再加上堆砌窑片的土地被开垦出来种植庄稼，窑片又被从泥土中翻犁出来，堆砌在地埂边，形成了一个一个的窑片堆。长寨的窑片没有从泥土中跑出来，至今仍在泥土下，仍然深藏在泥土的最深处。长寨居于一个狭长的山洼地，这片狭长的山洼地陶土丰富，土壤肥沃，水源充足，不光适宜制陶，还更适宜于庄稼的生长。
长寨原来只是一个自然寨的称谓，即现今的长寨村民组。现在的长寨，实际上是一个行政村，由长寨、关口、对门窑、窑上、坝脚等村民组（也是自然村寨）组成。长寨人制陶，其历史渊源的久远决不亚于已经消失了的冗盖。与冗平、新寨、高寨和小寨这些制陶地方多民族混杂居住不同的是，居住在长寨的人口都是清一色的汉族。
据家住长寨，后任职牙舟区政府的退休干部熊金尧介绍，现居住于长寨的汉族不是长寨的世居民族。长寨原来还不是村寨，只是旁边一个大寨子抵楼附近的一个狭长田湾，抵楼世居的都是清一色的苗族，这个苗族是一个大家族，姓韦。明洪武年间，朱元璋遣兵征南，汉族的罗姓家族、林姓家族、熊姓家族的祖先从河南、江西随军来到贵州，并在贵州定居。明末清初，这三姓家族的祖先分别迁居牙舟定居。这些从外地迁居过来的汉族家族，把制陶的手艺带了进来。这些家族来到牙舟长寨附近，发现长寨这个地方不光水源充沛，土壤肥沃，土地面积广，适宜生存，而且陶土很丰富，很适宜制陶，于是他们就在长寨附近定居下来，开起了制陶作坊，开始制陶贩卖，以制陶业来维持生活。
迁居长寨的汉族家族，开始并不是住在现今长寨这个地方，而是与一直在此居住的世居苗族混居在距今天长寨三百余米的“抵楼大寨”。初来乍到，各民族间相处还十分融洽，汉族制陶，苗族种庄家。虽然互相有所防备，但双方井水不犯河水，一段时间都相安无事。但由于当时条件所限，加上贫困和缺医少药，常有人因病因饥饿夭亡，且匪盗横行，偷抢时有发生，再加人口增多后，环境资源遭到了严重破坏，土地和自然资源逐渐走向匮乏，抵楼已不再适应生存和发展。后来，有位地理先生经过此地，汉族家族就去请他帮看，看了山形后地理先生就告诉他们，抵楼这个地方原本应该是阴宅（埋葬死人的地方），不适合人居住，力劝他们搬迁，不搬迁村子就得不到宁静，死人的事还要经常发生。于是，汉族家族就听从地理先生的劝诫，搬迁到了今天长寨这个地方。本来，汉族家族和苗族家族间混居在一起，原本是无事的，但时间一长，随着人口增长，矛盾就出来了。再后来，双方因为土地资源、水源的争夺，小矛盾慢慢发展为大矛盾。为了搬迁，汉族家族和韦姓苗族家族间的矛盾更加尖锐。汉族家族从抵楼搬迁出来，抢占了条件好易于生存的长寨。眼看在抵楼已经生存不下去了，长寨又被汉族家族抢先占据，搬迁又找不到好地方，迫于无奈，居住于抵楼的苗族韦姓家族，只好放弃抵楼，放弃长寨，举族迁往定番州（即现在的惠水县）摆金定居，完全离开了牙舟，离开了长寨。汉族罗、林、熊加上后来迁居过来的田姓，四大家族在长寨的居住权稳固下来了，他们不但在长寨发展农耕，自给自足，还发展壮大了陶瓷的生产。
长寨是一个狭长的洼地，两边各倚一个大坡，分别叫大坡、大菩萨。大坡坡势缓平而悠长，大菩萨的悬崖就像一颗大石头，高耸霸蛮、长势威武，两面坡一东一西，护卫着中间一长溜田坝。从抵楼搬迁过来的住户们，分别背倚大坡和大菩萨两面坡脚建造房屋，共同在田坝里耕种劳作，种植庄稼。在种植庄稼的同时，仍把牙舟陶的制作当成他们农闲的“副业”，并在附近建窑制陶。他们建窑的地方，就被称为“窑上”、“对门窑”。后来，随着人口的增长，加上不断有外来者迁入，长寨有限的地方无法容纳更多人居住，就有一部分人干脆住到他们制陶烧陶的地方，慢慢地就形成了今天的“窑上寨”，“对门窑寨”，“坡脚寨”。
在长寨，我碰到了一位姓罗的老人，他告诉我，其实，他们的祖上开始并不是做陶，祖上搬到牙舟长寨后，在其他别的家族影响下，祖上的个别人才开始涉足制陶业，才开始学习做陶。在他看来，牙舟陶在长寨的起源并不是从罗家这里开始的，牙舟陶在长寨的发展，应该是从林家和熊家开始的，他们的祖上一直就在做陶卖。这位罗姓老人说，罗家的祖上昌富公当官带兵，是在明太祖时奉调带兵征南时来到贵州的。在都匀居住后生下了五个儿子，五个儿子长大后，就派他们带兵到各地去镇守，其中一个叫宝仁公的世袭了祖上的指挥之职，带兵镇守兔场。后来出现叛匪，叛匪杀死了宝仁公，宝仁公的夫人吴氏携两个儿子逃出兔场，重回都匀凯口居住。宝仁公的二儿子神宝成年成家后，领着家人，从都匀凯口迁居牙舟抵楼，先是在抵楼繁衍生息，后来从抵楼迁至长寨，其后代就一直在长寨居住至今。现在，在长寨居住的汉族人口，仍以罗姓居多，而罗姓的后人们，在长寨主要是以种田为生，很少涉足制陶行业。
在今天看来，长寨的陶瓷业发展应该跟住在“窑上”、“对门窑”的林家有着很密切的关系。首先，林家居住的这两个地方的寨名都有一个“窑”字，特别是窑上，居住的基本上都是林姓家族的人，其次，林家的族谱记载，他们的祖上是从江西迁徙过来的。而牙舟陶的发展史，在有限的资料记载中，也谈到牙舟陶的制作工艺是江西人带进来的。那么，长寨的牙舟陶制作工艺，会不会也是林姓家族从江西带进来的呢？林家的族谱记载，林家祖上都是习武之人，世代均为平民百姓。明末，一位叫林维标的先祖，带着妻子刁氏从江西南昌府岩脚寨迁入贵州，一路辗转来到牙舟。先是在一个叫麻冲的山窝窝居住，子孙繁衍壮大后，到清康熙年间才从山窝窝麻冲搬迁出来，住到今天的长寨这个地方。
住在现今关口这个地方的熊家，是从河南新郑县迁徙到贵州的。明末迁入贵州后，熊家先祖先是在贵州的石迁境内居住，清康熙年间从石迁迁到大塘县的通州，清雍正初年，才从通州迁到今天的居住地长寨关口。据熊氏家族的老人们介绍，他们的祖上很少参与牙舟陶的制作，但却在牙舟陶的运输和买卖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过去，罗家、熊家，包括后来搬迁过来的田家，都出过“窑货头”，即挑着焙烧出来的牙舟陶器，走村串寨叫卖，或者串集赶场，售卖牙舟陶器。
按照我在长寨碰到的罗姓老人和退休干部熊金尧老人的介绍，居住在长寨的罗、林、熊、田四大姓氏家族是比较团结的，从抵楼搬迁至长寨的时候，就是因为四大家族团结一致，才迫使苗族韦姓家族搬离长寨，搬到外地居住。清雍正至民国初，长寨是牙舟一带比较富裕的村寨，常受到匪患的袭扰。为了躲避匪患，四大家族又共同出资，在长寨修建了一个大碉楼，用来防备匪患。
据熊金尧老人介绍，长寨也曾经是牙舟陶集市贸易最繁华的地方，牙舟陶的生产和销售规模相当大，并形成了定期的贸易时间，定点的贸易场所。为了配合集市贸易的发展，长寨寨子中间还修建了一个大大的牙舟陶仓库，存放牙舟陶成品，客商到来后即可进行交易。在长寨，我还去看了很多古窑址的遗迹，这些古窑址分别位于长寨、窑上、对门窑。分布古窑址的地方，窑片都很丰富，挖掘出来的窑址上，窑片堆砌得很深、很广。除此之外，那些百年老屋的屋基下，以及田地间、树林里，都能够挖掘到一堆堆埋藏在泥土中的窑片。可见，当时长寨的制陶业已经具备了很大的规模，已经发展到了一个很兴盛的时期。至于长寨的制陶业是如何萧条下去的，据熊金尧老人说，长寨牙舟陶市场的萧条，是随着冗平集市贸易繁荣起来后逐步衰落下去的。当时因为冗平靠近牙舟街上，又在古驿道的路边，比较顺路，再加上搬迁到冗平的制陶人更新了市场观念，实现了陶的品种多样化，抢占了市场，长寨就慢慢衰落了，从此后就没再振作起来。
回首长寨，焕然一新的村容村貌里，早已看不到昔日的作坊和古窑。追古思今，巨大的时空反差，让人顿感历史的无情与无奈。历史的踪迹是如此的模糊，当年人来人往的交易市场、制陶烧陶的宏大场面，就这样被历史隐匿得无影无踪，连一丁点儿痕迹都不在岁月的来路上留下，剩下的只是一腔苍茫远去的记忆，让人不免唏嘘。从牙舟陶的发展史上走过来的长寨，在历史的发展中，由于没能够跟上历史的步伐，就慢慢淡出了牙舟陶的发展视线，从此后一蹶不振。直到今天，长寨再没出现过制作牙舟陶的作坊，更是没有出现过烧陶的新窑。长寨远去了，远离了牙舟制陶业的视线，所有对于牙舟陶的记忆，就只能残存在历史的来路中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