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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娘这一哭差点把我吓住了。不过，我娘能哭出来总比不哭好。有一瞬间我也有些心疼老娘。一瞬间也只是一瞬间。这件事过后，我却没改，仍然喜欢往城里跑。
因为那时我被黄菊彻底迷住了。尤其上次黄菊见我赏给她十多文，她甜甜地喊了声，花四少爷，扭头慌忙走开。最是那一转头的微笑……被发觉偷钱那天，我偷了几文钱其实也是给黄菊打赏。她端着簸箕又来到我面前，我从兜里拿出那些铜钱，示意她伸手。她伸出红酥红酥的手想要接时，我顺势拧了下她手心。她半是嗔怒半是害羞地低头走开了。这刻我忽然开窍了，觉得自己已经彻底喜欢上了黄菊，真俊，越看越俊。
老娘苦口婆心想让我在家待着，有黄菊在城里，我怎么会听她的。即便老娘把小匣子零钱都揣到身上，我没钱可偷。就算没钱，什么都不买，去县城看看，去看看黄菊儿也好。很快我这个聪明脑瓜就想出了一种弄钱法子。
地主家没钱，难道还没粮食吗。钱少了一眼就看出来了，可粮食弄出去一两袋根本不上眼。我就变成了偷粮食小老鼠，只要没钱，就偷袋小米，没钱了，就偷扛了两袋麦子，换成钱，出去继续胡混。世上就没不透风的墙。后来老娘也发觉我在偷粮，便对我又打又骂。不知打了我多少次，打坏了多少笤帚，可都不管用。我娘那么有手段的人，对我却没了法子。大家都说恶人自有恶人磨。我就是她奈何不了的软肋。最后老娘只是哭，唠叨地哭，说要是小三子在家就好了，日子就不会过得这样难。又是这话。
说实话，除却那年闹租子，我并没有感到没有爹的日子有多难过，我们家已是十里八村大地主，周围街坊，十有七八都是我家佃户。每到春天，我家照常耕作；到了秋天，照常收租。街上那些佃户照例交租。我家跟佃农约定是，五五分。十里八村地主，没有比我家仁慈的了，别人都是四六或三七，地主拿六或七。这比例在我太爷爷那时就定下了。我娘还是按这比例让大家伙交粮食。我家也没用大小不同斗来欺骗街坊——佃农交租或还粮时用大斗，借粮时却用小斗。交上来粮食，刘叔和王叔，帮忙晾晒、收藏、转卖。每年年底时，我娘都会多给他们五斗粮食，算是给他们俩额外奖赏。只有我爹当初亲自种下的那十亩地收成少了。我们家还是能从小钱换成大钱，从大钱换成银子，由银子换成金子。除却母亲每天都踮着小脚打水，每次只能打半桶；母亲在磨盘里，颤巍巍推磨，看起来有些不容易。我家那头老牛，也有人喂养，还是刘叔和王叔。他们两家也还指望这头牛干活。我们花家土地，到这时，并没扩张，可也没有减少。日子照常过下去。我出门来，别人一直板板正正喊一声，花四少爷。
当然没有老爹日子到底还是有些不同的。比如王疤瘌眼就常来我家了。王疤瘌眼常来我家磨粮食，常来我家帮忙铡草，还很热心帮忙给老娘挑水。王疤瘌眼不管白天还是夜晚，总常晃荡在我花家门口，而他那烂红眼睛似乎也没有离开过老娘身子。
人人都说人小鬼大。别看我那时才八九岁，早就明白王疤瘌眼意思了。我娘，瓜子脸，杏仁眼，樱桃小口，嘴边两个酒窝，虽已生过我哥四个，脸上有些皱纹，可到底还是不到四十岁女人，长得还挺好看。我不明白，当年爹爹怎么娶到了当年必定比现在还漂亮十倍的老娘的。我娘长年穿一身黑色衣服，不是棉袄就是褂子，还是掩盖不住老娘白净净皮肤。偶尔我也担心，哪天老娘给我找了个后爹来。不过，真到那时候，也没办法。但我心里实在瞧不上王疤瘌眼，觉得，随便是谁都比王疤瘌眼强，我娘闭上眼睛再找个男人都不能找他。真的。王疤瘌眼，右眼生了疤瘌，眼皮上翻，露出红红的肉，一副要吃人模样。关键他还不爱换洗，一个季节都不换衣服，身上常常散发出一股馊味。每每隔条街，我闻着味就知道，王疤瘌眼又要来我们家了。难以想象，将来我后爹会是这样子。在我心里，觉得王疤瘌眼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于是，每次王疤瘌眼来家里，避开我娘眼，我总朝他吐吐沫：“我呸！”
王疤瘌眼不急也不恼，偶尔回头狠狠瞪我一眼，然后跟什么也没发生一样，照常来我家。那时我不知听谁说的，王疤瘌眼的眼睛有传染性，只要被他瞪一眼，就能被传染上，所以从那以后，我也不敢明着朝他吐吐沫了。我看老娘对王疤瘌眼爱答不理，便放下心了。他愿意来挑水、推磨，那就来呗，反正家里也缺个牲口，我甚至恶狠狠想：累死他狗日的。
老娘管不住我，我就更加猖狂了，一袋袋倒腾着往外卖粮食，直到粮食钱花光，再回家踅摸。我一天天朝城里跑，一天天变成无所事事二流子。每次从城里回来，遇到人问我干嘛去了，我就学着城里人腔调，扬起大拇指，朝背后县城一指字正腔圆地说，当然去泗水啦，咱又去逛了半宿。后来那些人只要看到我从县城方向来，就操着土话问，又去寺（泗）匪（水）啦，花四少爷？每次我回家，我娘就如临大敌，目不转睛盯着我，别无他法。
别人一定以为我从此学会了吃喝嫖赌，就把花家败光了。其实哪那么容易把家败光，如果再给我些时间的话，也不是没可能。只是吃喝有了，嫖还没开头，事情就出现了意外。先说我和黄菊的事。
每次我去黄家班见黄菊时，总借打赏名义，对她拉拉扯扯。黄菊刚开始都默不作声。我也以为她看上了自己。她有什么理由看不上，我可是花家四少爷。后来我娘把粮食看得越发紧了，我手头上钱也就越发少了。吃喝玩乐一番，打赏黄菊铜钱自然越来越少。于是，黄菊对我态度就变了。她不再用媚眼看我。只是干巴巴喊我句花四少爷。再到后来，礼貌性地道个谢。对此我有些急眼。有天，我打赏了她两文钱，见她端着簸箕像没看见那般没任何回应后，等到散场，凑个没人处，突然跑出来抱住她，一口口亲她。我没想，黄菊竟一巴掌打在我脸上，骂得很难听，最后还把我那两文钱扔出来。
后来我就看明白了，果然戏子无义婊子无情，黄菊看我手上没钱了，就不再对我热乎了，以前那些热乎也只是冲我手里的钱。她无情我还不稀罕了。从此我再也没有找过黄菊。
转眼我十五岁了，完全知道了那号事秒处。受了黄菊打击，我就更明白了，说来说去不就是那号事吗，扯什么情什么爱，那么啰嗦，直接点不就完了吗。于是后来我从家里偷粮食卖，攒下不少钱，就跟吴少爷进了翠香楼。
翠香楼里并没有传说中的花红柳绿，大概是因为大家都说解放军要来了吧，里面人数稀少，人人都蹙着眉头，一副有心思样子。老妈妈给我安排了翠花。吴少爷闪身去了老相好那。刚进门时，我还有点害羞和忐忑，可进了门，看到翠花模样就来了精神。翠花漫长脸尖下巴，说实话长得并不太好看，脸颊有些凹，不过皮肤很白，大概擦了什么东西，看着二十七八样子，房间里也有股特殊味道。她慵懒地坐在床边，不知刚坐下还是刚起来，死皮耷拉眼的，打量了我，冷冷地问，来这里干什么。我大了胆子，指了她说，老子要干她。这时翠花才笑了出来，吃吃地笑，问我下面毛长齐了吗，毛蛋孩子。我脱了裤子，露出下面，翠花看了很惊讶，才不笑了，知道我是认真的。
我指了红木雕花的床说，躺在上面。翠花换了副模样，像只小猫，很温顺地躺在上面。我又说，脱掉衣服。翠花又窸窸窣窣脱了衣服，一丝不挂。我看傻了眼，到底年纪小，面红耳赤，最后吭吭哧哧说，劈开，腿。翠花又照做，眼神迷离地看我。我又兴奋又紧张，又啃又咬，总不得法子，随后翠花下手指导我，刚要进入正题，门就被踹开了。
进来的是满头大汗王狗子。他说，我们家地没了，快回家看看吧。老子裤子都脱了，就跟老子说这？当时别提我有多恼，根本不明白，土地又不会跑，就在那，怎会没了。我还是被王狗子拉扯回去了。原来解放军真来了。解放军到临县了。村里有人嚷嚷着，要打土豪分田地。我娘派王狗子找我回家。我娘把家里钱藏起来，不觉放心，拿出来，又藏到另个地方，一遍遍折腾。见我回来，老娘也没了之前严厉，一次次问我，解放军来了，是不是要打土豪，斗地主，分田地，还要分财产？这些我怎么知道，心里只想着白花花翠花以后还在翠香楼吗。
那段时间风声果然紧了，时不时就听到解放军节节胜利消息。听说临县被解放了，成立县政府，已闹哄哄分田了，有的地主被打倒了，甚至还有被枪毙了，又有人说解放军去其他县了，地主还没斗，土地还没来得及分，但肯定要分，要秋后算账等等。一切都乱糟糟的。我只好待在家里不敢乱跑了。后来听说我们县也被解放了。我和老娘忐忑了好多天，也不见分地分财产，以为没事时，村里却突然来了土改工作队。
土改工作队很有经验地在我们村开展什么访苦、引苦、诉苦算账等活动。诉苦大会对其他人来说是诉苦，对我们家来说就是开批斗大会。我没想到的是，老贫农陈福这时摇身一变成了诉苦典型，他嘶声竭力地在大会上痛数这些年来被我们家如何如何“压迫”，怎样怎样被我娘“剥削”。王狗子的爹王山和刘满囤爹刘一水也被引出来，他俩声泪俱下讲述怎么从小在我们家熬长工，又受到怎样非人待遇，一把鼻涕一把泪。从没想到，平时恭恭敬敬和气邻居们，怎么都换了模样，变成了不认识面孔。诉苦大会开得锣鼓喧天，我和老娘被绑在台子上真有些吓傻了，我们以为他们就要把我们枪毙了。批斗大会，开了一次又一次，土地都被分了，其中最好的“二十五亩”地也只留下一亩，家里总共剩下四亩多地；粮食也被搬出来分掉了，只留下我们娘俩一年粗粮，我娘自以为藏得严实铜钱和碎银子也被挖出，充了公；看谷场房子成了陈亚南家的。到底是“孤儿寡母”，除却开批斗大会被绑得难受，党和国家还是给我们娘俩留了余地。他们叫我们自食其力，自己种田养活自己。不死就好。
土地和财产被分后，回过魂的老娘就开始心疼了，心疼得她三天没吃没喝，一遍遍念叨，几辈人攒下的家业彻底没了，早知道还不如叫小混蛋，叫老混蛋吸烟败光也好，败光了成分就不会被划成地主了。小混蛋当然是说我。老混蛋是我爹。这时我才知道，原来我爹当年不止喜欢抽旱烟，抽水烟，后来慢慢喜欢上了鼻烟，甚至最后开始抽一种叫福寿膏的烟。那年头有不少人都喜欢抽福寿膏。我娘说，我爹抽福寿膏到了疯魔程度，怎么说都不听，若不是后来我爹突然得了疾病，说不定花家早就被他败了。我听着老娘说出的这段故事，突然想笑，嘿，原来自己混蛋，也是有传承的。
我们花家就此败了。我娘一夜之间也变了，头发白了很多，变得更絮叨了，变得没有以前那么凶了，变得像个妇女了。我娘又时常开始絮叨，从十七岁嫁入我们花家絮叨到我爹去世。絮叨，我娘也只敢在家里小声絮叨。其实我娘说错了，就算土地和家产当初都被我爹挥霍光，我们家恐怕也会戴上一顶地主帽子。用当时话说，那是政治需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