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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黎已经知道我已知道那晚事情了。
除却无聊开场白和看似关心的话，陶黎直奔了主题。我没想到自己会那么冷静听到最后。陶黎说，一定要我相信，她从来没想过跟那公子哥能有什么关系。我嘴角想翘，却忍住了，点头，示意她说下去。她说刚开始她真很讨厌那油嘴滑舌名声也不佳公子哥，所以当他请她吃饭、看电影时，她毫不犹豫拒绝了。直到有天，她们办公室在外面聚餐。那天聚餐她本来不想去的，毕竟不善于应酬，而且身体还有些不舒服，可最后还是到场了。聚餐时，气氛似乎还很融洽，办公室主任端着酒杯没放下过，说了很多话，工作的，生活的，然后大家轮番敬酒，不喝酒的以茶代酒。一个同事给她“敬酒”时，大家注意力都转移到当晚没太讲话的她这里。大家都问她，怎么了。她红着脸，不知道怎么说。这时汪滨却出来挡驾了。她只坐在那努力地礼貌性微笑。汪滨看了她几眼，没再说什么。随后汪滨站起来喝了自罚酒，说忘了件很重要事情，就先回去了，领导笑着挥手作别。汪滨话锋一转说，正好顺路，就先带陶黎回去了。领导更是点头了。那时她根本不想跟这公子哥走，可想到刚才汪滨替自己挡驾不要意思拒绝了，何况当着领导的面，犹豫再三还是坐上了汪滨摩托车。
一阵轰鸣后，汪滨在一家商店停下，说要买点东西。她以为他要买点东西回家，直到他提着两包红糖和一包什么东西递给她，说知道她快撑不住了，回去切点姜片泡点红糖水喝了应会好很多，赶紧回去吧，还说既然不舒服这聚会她就不该来的。她没想到汪滨竟看出了自己不舒服，更没想到他会买这些，但那时心里并不想要，只是在大街上，两个人拉拉扯扯不太好，便决定收下，回头再说。她说那天她跟我说过身体不是特别舒服的，我跟她说，才来就不参加同事聚会不太好，早去早回。我想起了，的确说过，那时自己上中班，还说很晚了就去接她，那天下班她已回来了。她说，其实，当时多想我能在她身边。
回去路上，她坐在摩托车上就想，这公子哥还不是太公子哥，也许做个朋友还是可以的。陶黎告诉我，那时她想的真只跟他做个朋友，最多普通朋友。但她自己都不知道，事情改变恰恰就是从这时开始的。陶黎说，那时她虽知道汪滨这公子哥花言巧语，那些话多是虚假，若在以前只感觉厌恶，可后来也就不觉得的了。后来汪滨还时不时邀请她吃饭、看电影、逛商场等等，那时她还是都委婉拒绝了他。不过，后来被他缠得紧了，她也答应了他一次吃饭。之后很长时间，她都没再跟他单独见面。直到那天周末，他说是他生日，诚心邀请她参加。陶黎悄悄问了办公室姐妹，都说这事倒没假，她想反正生日派对，不光她自己的。可那天她到了才知道，他生日真只有她自己。后来他带她去了游乐园。陶黎说，这是她第一次去游乐园。门票价格，让她这个出身镇子上的小商贩家庭都吃了一惊。那天她开心极了。
在紧张刺激过山车下，汪滨猛地扣住了她的头，强行吻了她。陶黎说，那时她心里说不出的感觉，又惊讶又激动，不知是不是过山车作用，还有愤慨。她好多天都没理他，即便他说尽了好话。可最让她吃惊的是，有时夜深人静，或跟我在一块时，总忍不住想起那个突然起来的吻，多想，我也会给她个突如其来的，吻，停顿，期待，最后却什么都没有，过后又是惭愧和懊悔，一遍遍骂自己怎能这样，也一遍遍质疑，难道自己真喜欢上那个花花公子了？她告诉自己不能这样，不能对不起我。一边恼悔同时，一边更忍不住想起那个吻。于是在这种情绪里，反复。陶黎说，她跟他在一起的感觉，真跟我在一起不一样。她说，她跟他在一起时，完全不用想话题，那人总会想起一大堆有趣的事，逗她开心；她跟他在一起时，也从没感到过沉闷。陶黎说，事情到了这，她还是没想跟他怎么样。直到那天晚上。陶黎看着我眼睛，小心翼翼说出这几个字，我还是嗯嗯哈哈，点头，让她说。
她说，那天他们真在加班。同事陆续都走了，她没注意，就在合上文件夹也准备走时，办公室灯突然灭了，随即一抱玫瑰花出现在她面前，伴随着柔和月光，是那么突然和惊喜。她说，她不知道汪滨是怎么将这些花藏在办公室一天都没让她发现的。那时她看到这些曾期待的花，多想是我送的，等汪滨靠过来时，她感觉自己像是着了魔，脑海里放起了烟花，不由自主……她还说，那次她问我是不是吃醋了，又问知道如果是汪滨会怎么回答吗？我摇头。她说，他会说，亲爱的，是的，就是吃醋了，全世界醋都灌下肚了。很腻歪吧，可每个女孩子其实都不会太讨厌这种腻歪的。
如此种种，陶黎说了许多许多。但我终于知道了答案，知道了一句话，总之，陶黎跟他比跟我这闷葫芦快乐。快乐。我从没感觉到这词是如此可恶。仅仅因为快乐吗。呵。一头野兽在冲撞，咆哮，嘶吼，说七年相识的点点滴滴难道就抵不过七个月快乐？其实连七个月都没有。爱情，爱情，又是什么东西。爱情原来不是个东西。我从来都没对这两字感到如此轻蔑。野兽咆哮又发笑。仿佛看透了这一切，这大概就是所谓爱情本来模样。我揪住野兽的头，终于将它摁在地上。我知道陶黎说这些是让我不要记恨她，是让她心里好过些，让他们以后过得好些。在这场洗脱的自述般的对话里，我终于意识到我们俩的确有太多不合适地方。我们俩或许从开始就是错的。只是在那年华里太枯燥和寂寞。其实，陶黎从来到我们公司那刻，我已注定败了。为什么。他比我会说话，比我体贴，比我家境好，比我大方，比我会哄姑娘。他为什么会？我为什么不会，一时找不到答案。反正不是汪滨，还有王滨，张滨或李滨的。
陶黎终究还是逃离了。
那天那场谈话，最后我说了四个字，我说，祝、你、幸、福。
三年后我终于出狱了。没人知道，监狱里的日子是怎么熬过来的。出了监狱我才发现，天早已变了。我拿着那协议去公司。公司里的生面孔告诉我说，原来那老总已退休了，现在老总根本不知这件事，说了很多很多，意思很明了，就是这协议跟谁签的你就去找谁吧。回来再找，生面孔说，我已出来了，以后每月工资不再发了。
公司里除老板和几个小头目还在，都已有了巨大改变。汪滨和陶黎早已从公司辞职。汪副总也去了分公司当老总了。原本跟我关系最好的胡主任，在我出来后，问了才知，胡主任已从分公司辞职，据说去了南方。整个公司都没有可以听我说话的人。原来岗位我也回不去了，因为已有其他人替代了。公司已把我除名。我没想到，背了三年的锅，最后落得这样下场。这就是赤裸裸卸磨杀驴。去找公司大老板？人家根本不止这一个公司，在职那几年，我都从来没见过，找报社或媒体帮忙？这种事本来就上不了台面的。没有法子，只能打掉了牙往肚子里咽。现实终究给我上了最最沉重的一课。
如果只这样，那还罢了。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问题最严重的是，我已上了化工行业黑名单，每次去别家招聘，看到我工作的公司，基本都知道那件事，继而也都知道我了，所以每次应聘人家都说，回去等通知吧，回去等通知意思就很明白了，我也想过隐瞒自己工作经历，可在警局都有案底，那年头公司对招聘还是很严格的，不像后来那样随便，一旦被人发现隐瞒更麻烦。从此我只能转行了，三百六十行，却不知干哪行。那些年出租车渐渐火了，我想学，后来才知道即便学了驾照，出租车公司也不要有案底的司机，最后只能作罢。那时我只能像农民工一样，在社会干些杂散工作，刷盘子洗碗，蹬三蹦子，扛大包，甚至去劳务市场干劳务。所以我特别能感受花长在那些感受。只有经历过的人才会感同身受。一个大专生最后落到这地步，我心里那头野兽，时时在怒吼。但我还没放弃，心里好像总憋着一股莫名的气，不服输，不相信自己人生就这样输了，毕竟自己才二十九岁。那时我想，这些都是暂时的，先糊住口攒些钱，然后再去学些技术，比如学个电焊什么的。只要勤劳肯干，以后也不会太差的。
可技术没学成，这样日子混了一年多，我就只能回故乡了。因为妹妹来信说，父亲病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