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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勖，原名维彬，字勉青，湖北省京山县曹武乡木梓树湾人。勖算是个生僻字，念xu,第四声，勖勉，勉励的意思。1901年(清光绪二十七年)生；1923年，考入私立武昌中华大学，这一时期，军阀混战，全国一片混乱。曹勖也是一个热血青年，毅然弃文从武，进入福建漳州学兵营学习，第二年加入国民党。（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许多共产党员都以个人名义加入了国民党，毛泽东、董必武等就是在这一时期加入国民党的。至于曹勖具体是什么情况，因为找不到这方面相关的资料，所以搞不清楚他到底是以共产党员身份加入国民党，还是怎样的情况就不得而知了。只有他在跟中共陶先生谈判时说过“我过去当过共产党”的话，共产党方面对这种说法也没有持异议，可见曹勖确实是曾经参加过共产党的。）其间因为表现出色，曹勖被推荐到黄埔军校第二期学习。1925年，毕业于黄埔陆军军官学校第二期，毕业后即参加了第一次东征广东军阀陈炯明的战役。1926年一跃成为中山舰少将党代表，中山舰当时的舰长是共产党员李之龙，他是以广州国民政府当时的海军最高指挥机构——海军局代理局长的身份，兼任中山舰舰长职务的。（1925年3月孙中山去世后，汪精卫成为了国民党党政军最高首长，压制蒋介石。蒋介石就利用“中山舰事件”调兵，来同时扳倒汪精卫和清除共产党，起到一箭双雕的作用，可见曹勖说自己“当过共产党”是有一定可信度的。此后，蒋介石借“中山舰事件”又三番五次地催促国民党内的中共军事干部脱离共产党，当时也有一批共产党人脱离了共产党，曹勖可能也是在这个时候脱党也未可知。另有说法是，曹勖在“大革命”失败后，即1924——1927年国共第一次合作期间，至1927年“宁汉合流”蒋汪联合反共为止，曹勖在天津搞“兵运”时被捕叛变，投靠了国民党。）此时曹勖刚刚进入部队才一年的时间，就升为了少将军衔，只能说明当时一方面是广东国民政府用人心切，另一方面也是人才缺乏所致。
1926年7月，以蒋介石为总司令，以国民革命军为主力的“北伐战争”开始后，曹勖担任先遣军湖北前敌总指挥兼军事秘密工作总指导员。随着长沙、武汉等地的克复，蒋介石为了约束部下，于是下令曹勖所部并入陈明枢部，受陈挟制。曹勖对于蒋介石如此削弱自己的兵权感到非常不满，毅然站在了反蒋阵营。这也是他之所以参与中共策划湖北省内各地“秋收起义”的主要原因。
1927年8月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汉口召开紧急会议（史称“八七会议”），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决定组织全国各地秋收起义。中共湖北省委根据“八七会议”的决定，制定了湖北省内各地“秋收起义”的计划。
京山县划属中共鄂中特委领导，被列为鄂中区秋收起义的县份之一。因为曹勖是京山曹武人，又是黄埔军校毕业，时任国民政府警卫团营长，率两个连驻扎在京山城内，还因为他曾经加入过中国共产党，对农民运动也持支持的态度，当时就有人主张通过曹勖发动兵变实现秋收起义的计划。但曹勖分析，通过发动兵变实现“秋收起义”是有许多不利因素的：一是当时同驻京山的国民党军营长向觉民十分反动，他在反动县长游道循的支持下，同京山南部的土豪劣绅相互勾结，反动气焰十分嚣张，如果自己贸然率部发动兵变，向觉民必定会带兵反扑，自己兵力不齐，和向部相比处于劣势，再加上向觉民还有县长的财力、物力及人力支持，兵变很难占到上风，这成为了曹勖发动兵变实现“秋收起义”的一大障碍；二是曹勖所部下级军官多是些地方土豪劣绅子弟，维护反动派的思想顽固，对本阶级利益意识比较强烈，这些人是很难争取的。所以京山境内第一次秋收起义的计划，在曹勖的犹豫不决中流产了。
曹勖眼见在京山发动兵变实现“秋收起义”的计划很难实现，就将部队带到了邻近的应城。9月中旬，中共鄂中（北）特委书记唐方九到京山指导秋收起义的具体工作，又一次指示曹勖带动应城石膏矿场工人武装实现秋收起义。但应城矿工组织个别负责人有狭隘地方主义观念，不愿将本来属于应城的武装力量交给一个京山人来指挥。没有了曹勖所率部队的参与，致使“秋收起义”的计划再一次地流产。在这种情况之下，曹勖只得离开应城，返回省城复命，这次鄂中京山“秋收起义”的计划最终只得被迫取消。
曹勖返回武汉后，由于参与了中共的“秋收起义”计划，再加上“宁汉合流”，蒋、汪同时缉捕共产党人，曹勖曾经又参加过共产党，所以遭到了蒋介石南京政府的通缉，遂改名曹攻我，逃往天津，蛰伏一段时间之后，通过熟人关系出任天津市公安局政治训练员。并在已有原配黄氏夫人的情况下，仍与来自天津郊区翟家庄的翟佩青再次结为了夫妻，是为二夫人。
1929年，蒋介石在查清他没有实质上参与中共“秋收起义”的行动以后，取消了对曹勖的通缉令，他于是得以从天津返回到了湖北，又一次地在思想上彻底转向，先后出任国民党军襄河“剿匪”司令部参谋长，“清乡”第七区总团长等职。1931年，任湖北“绥靖”公署上校参谋。1933年，入庐山军官训练团受训两个月；同年10月，任江西星子县中央特别训练班上校营长。1934年，调任军事委员会别动队第四大队大队长。1935年，调湖北罗田任第二十五路军军官教导团少将教育长兼第八十二师副师长。在这期间，曾参加过国民党军对中共中央苏区和鄂豫皖苏区的几次“围剿”。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曹勖所部整编，其便改任第一九三师副师长，该师在阳新半壁山一带与日军作战，打出了中国军人的威风。1938年9月20日，为了攻克无名高地，第193师调集3个营组建成“奋勇队”。所有队员脱去上衣，拿起大刀一鼓作气冲上山头，黑暗中混战在一起，难分敌我，于是碰到穿上衣者，默不作声上去便砍。一场厮杀下来，阵地上竟然留下了500多具日军尸体。
此战役的中后期，日军在海军和空军方面的压倒性优势逐渐显现。在日军的毒气弹和飞机舰炮的轰炸之下，中国军队损失严重，阵地上硝烟弥漫，厮杀声响彻山谷，血肉横飞，鲜血染红了大地。此战疫共歼灭日军近9000人，但中国军队也付出了惨重代价，伤亡达1.7万人，是“武汉会战”期间最惨烈的一役。尽管兵力悬殊，但中国守军将士浴血奋战，重创了日军的锐气，消灭了敌人有生力量，保证了武汉物资、人员得以有序撤离，运往宜昌。
1939年5月，曹勖被派到潜江任第7纵队司令。因原司令金亦吾作祟，部队不受其驾驭，遂请辞回到京山，将京山各地区乡武装和游杂部队收编，共3000余人，组成国民党第6游击纵队。当时的京山存在着三股势力，即中共与国民党及反动派的两种势力（金亦吾与曹勖两大派系）。由于中共豫鄂边区的京（山）东、应（城）北抗日武装力量在京山东南乡一带得到了很大的发展，于是曹勖的六纵队就在京北的新一区和旧二区活动。与此同时曹勖还联络天门伪军曾凡涛、倪寿山等部，跟他们做各种交易，曹勖用枪和曾凡涛、倪寿山换金子、布匹、棉花、香烟、照相材料等物资，然后他再拿这些物资去跟另一拨人做交易，以赚取更大的利润，来壮大自己的队伍。金亦吾与曹勖钩心斗角，经常发生冲突，于是曹勖派人去做金亦吾部下向先觉、高华廷等人的分化、离间工作，致使二人与金亦吾之间造成了很深的误会与矛盾，致使金亦吾在京山站不住脚了，就这样被曹勖赶出了京山境内。同年11月，曹勖任第五战区鄂中游击纵队指挥部指挥官和第六游击纵队司令，辖第五战区第5、6、7游击纵队，三个游击纵队合起来有近万人。这一时期，也是曹勖与新四军的所谓“蜜月期”，曹勖与新四军订立了“互助协议”，共同抗击日寇。到了1940年，由于京山一带的日军势力进一步加强，曹勖慑于淫威，开始转向与日军合作，将矛头直指新四军。表面上，他跟新四军订有“互助协议”，互不侵犯；而实际上，他在暗地里认为自己羽翼已丰，有机可乘，挑衅性地将所属六纵队本来的驻扎地由厂河、向家冲，移动到了大小焕岭，逼近我根据地八字门，并控制制高点，窥视中共豫鄂边区首脑机关及新四军指挥机关，以寻机进犯中共根据地，制造摩擦。每当遇有这样的摩擦发生的时候，如果中共方面质问起来，曹勖总是以“不知道”、“我不在家”等作为借口，推脱自身责任，实则是在搞两面派的阴谋诡计。
1940年5月，侵华日军集中大批兵力进犯鄂西和鄂北，曹勖按照蒋介石的旨意，也趁虚进犯鄂豫边区中共抗日根据地。此后，还多次指挥所部进犯边区根据地，制造摩擦，以实行“剿共”、“限共”之目的。
当时日本人的气焰十分嚣张，暗地里与国民党相互勾结，蒋介石也叫嚷“攘外必先安内”，曹勖于是告诫其手下说：“投敌（日本人）不要紧，可当新四军是要杀头的！”由此可见，曹勖就是一个紧随蒋介石反动派“假抗日、真反共”的投机分子。这一时期，曹勖还多次率领部队进攻还十分弱小的，活动在京山北部的新四军独立游击纵队，给共产党新四军游击队造成了巨大的损失。
1942年2月24日，因剿共有功，曹勖调任湖北省第三区行政督察专员兼保安司令，和鄂中招募处处长等职务，每任一职，都有“剿共”、“限共”之举动。1944年8月10日去除所兼各种职务，带着太太小姐，到上海去做寓公享清福去了。抗战胜利后，1946年春，曹勖奉命到鄂中地区，将国民党挺进军第3、6、9纵队整编为第16总队，开赴新疆充实“国军”。在新疆干了约一年多的时间，后来又重回湖北，驻扎在随县。
1947年春，任国民党湖北军管区兵役督导专员；秋，逼迫原京山县长高启调任襄阳县长，原因是曹勖自己想当这个京山县长。当时曹勖是湖北军管区兵役督导专员，怎么会放着大官不做去而偏要做这个小官呢？其目的何在?他的目的就是为了帮助其兄曹振武竞选“国大代表”。于是通过关系谋得了京山县长之职，只是为其胞兄曹振武竞选国大代表之目的。
其兄曹振武（1892-1964）别字士洁，别名曲旦，湖北京山曹武乡人，国民党党员，江苏讲武堂第一期步科毕业。早年加入科学补习所及日知会，后入清朝新军四十一标三营当兵。1906年加入孙中山同盟会，1910年考取江苏讲武堂。1911年参与辛亥武昌首义、阳夏保卫战等诸战役，后任鄂军都督府参议，同盟会湖北分盟干事，1912年参加护法、护国运动及湖口讨伐袁世凯之役。讨袁失败，系狱南京，险遭不测，在狱八年，后以假释出狱。1922年10月到广州，任东路讨贼军前敌总指挥部警卫队长，驻粤鄂军总指挥部参议、兼炮兵营上校营长。1925年出席国民党一届二次会议，同年任驻粤鄂军讲武学校教育长。不久该校并入黄埔军校，任战术教官，兼建国鄂军总指挥部党代表，参加第二次东征广东军阀陈炯明的战争。1926年参加北伐战争，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特派湖北先遣第一路少将司令，第九军副官长，新编第四师骑兵团长，讨逆军第三军少将特务团长，军事委员会驻鄂绥靖公署少将副官处长。1937年9月授陆军少将，任军委会武汉行营总务处长，军法执行总监部中将监察官及军风军纪第二巡察团委员，军事委员会中将参议等。1947年与其弟曹勖相勾结，兄弟俩人狼狈为奸，沆瀣一气，用尽手腕，终于当选第一届国民大会代表，后任广州卫戍总司令部中将参议。
曹勖为了其兄曹振武能够当选第一届国民大会代表，辞去湖北军管区兵役督导专员的大官不当，却去当一个京山县长，可这京山县长也不是谁想当就能当的，其间确实费了不少的周折，动了不少的心思。首先，他必须说通国民党的省府主席万耀煌。万耀煌（1891-1977），名万奇，字武樵，迪奇，晚年自号砚山老人，湖北黄冈人，国民党陆军二级上将。十七岁肄业两湖师范附小，投笔从戎。先后考入湖北陆军小学堂、陆军第三中学、陆军兵官学堂、陆军大学，接受完整的新式军事教育。求学期间参加日知会、同盟会、国民党，参加了辛亥革命、反袁运动、荆襄自主之役。毕业后任驻湘鄂军参谋长。1926年之后参加北伐、讨逆、抗日战争等，由副师长、师长、军长、军团长积功至上将。“抗战”期间转任陆军大学、中央军官学校教育长。“抗战”胜利后出任湖北省政府主席，后调任国民党中央训练团教育长。
说动万耀煌这一关是由曹勖之兄曹振武、好友前省民政厅厅长罗贯华两人出面去疏通的，万耀煌出于顺手人情自然满口应允。其次，主要是要疏通省民政厅长邓翔海，因为民政厅主管全省选政，所以这很关键。但如果要主管全省选举事务的民政厅长官，来替一个候选人安排棋子，一旦被新闻记者捕捉到后在报纸上揭露，说他插手县长安排，破坏民主选举，恐怕连他这个当厅长的官位都要保不住，只有滚蛋的份儿了。邓翔海是从蒋介石侍从室第三处出来的，他为保自己的地位和威信，决不会贸然应允以犯众怒，尽管万耀煌省长对邓翔海已有过隐晦的示意，可邓翔海却依仗曾为蒋介石侍从，迟迟不肯作表态，这让曹勖内心里非常地着急，想来想去，只有花大价钱又是宴请，又是送“黄鱼儿”的办法，大有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姿态。
一日，曹勖在公馆设宴，请谢珈航（曾为留美学生，研究经济学，湖北省立汉阳高级中学教师，抗战期间曾任湖北某县县长）和陈良屏（当时任国民党湖北省党部委员）吃饭，要两人帮忙出主意。几天后，曹勖即拉着谢珈航一起去拜见邓翔海厅长，邓厅长以专员调动是省主席的事，一言来推脱。曹勖又以谢珈航曾是邓翔海的学生为由，再次要求谢珈航出面恳求邓翔海。谢珈航颇感为难，只得献策说:“邓翔海一般人油盐难进，唯独只对老厅长朱怀冰很尊敬，你去怀公那里走一趟求求看，如果他能帮你出面的话，事情应有八九成之把握。”
朱怀冰（1892—1968），湖北黄冈人，保定军校毕业。曾加入同盟会，参加辛亥革命。后曾任军事委员会参谋厅第二局长，湖北省政府委员兼武汉警备旅旅长，湖北省民政厅长，冀察战区政治部主任，抗日战争第六战区政治部主任等职。乳名四伢，亦名怪中。黄冈阳逻朱棋杆湾（今属武汉新洲）人。幼时家贫，受塾师周先生启蒙和资助就读于私立湖北法政学堂，逢辛亥武昌起义，遂参加学生军。1914年考入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第四期步科，1917年毕业后随湖北同乡、晋军师长兼晋北镇守使孔庚奔走于晋、豫、黔、蜀之间，组织护国讨袁义师，参与“鄂人治鄂”、驱逐军阀王占元的斗争。
经过几番暗中勾连和交易，曹勖终于如愿以偿地当上了京山县长。曹勖弃大就小不仅有些逆向操作的味道，而且上任的方式也与众人不同。当时的《京山周报》一九四七年七月三十一日载：“本县新任县长曹勖，预定于月底回县，刻曹氏已派蔡痴人先行回县。蔡氏于前（二十九）日中午回县，各机关首长均前往欢迎，蔡氏下车后，下榻县党部，并接见各方友好。据悉，蔡氏此行系代理曹县长先行接收，并将于县府任秘书职务，曹县长亦将于八月一日正式视事云。”
曹勖在任京山县长期间，政务全部委托给秘书蔡增耀去处理。蔡增耀（1904—1950），又名痴人、治人，原籍京山永兴蔡家岭人。1926年黄埔军校第4期经理科2队毕业生，1928年毕业于南京军官团第一期步兵科，曾任湖北省七区教育讲习会训育主任、军事教官、保安17团团长、武汉行辕清乡督办处第4组少将组长等职。1938年任鹤峰县长，兼国民兵壮丁总队队长，1939年兼任该县军法官，后因故去职。此时他回到京山，屈尊任曹勖的秘书，鞍前马后，尽力操持，为曹勖效犬马之劳，充任曹勖当县长时期的秘书之职，就是为了待曹勖走人之后自己接任该县长之职，他知道曹勖这次回京山任县长，只不过是权宜之计，任职绝不会太久。曹勖走后，蔡增耀果然接替他当了县长。
曹勖当县长期间，县里政务全部委托给秘书蔡增耀去处理了，曹勖本人则专事收买人心，安插亲信，操纵选举，以帮助其兄曹振武参选“国大代表”。一俟曹振武“国大代表”桂冠到手，他抬脚就走，连来连去，不满百日。11月，复任湖北省第三区行政督察专员兼保安司令，驻防随县。
1948年1月7日，人民解放军攻克随县南下，随县宣告解放，当时曹勖非常惊恐，他马上逃离驻扎地随县前往应城，组织一大批地方武装，抓住京山和应城等地地方武装，驻守应城、皂市和长江埠一线，企图据城而守。不过，当时解放军并未有攻打应城的计划，只在观望等待之中，这更加地让曹勖感到非常的忐忑不安，在应城勉强坚持了半年之后，11月，由于他对局势越来越担心，深恐自己会成为解放军的俘虏，于是托病，主动辞去官职，离开了应城。月底，中共方面有人至信曹妻，指出明路，曹有所触动，但徘徊不决，希望抓点实力，以为资本；几经周折，一无所获。俟后，曹勖抵达香港，见到了同乡聂绀弩（京山人，共产党员，表面脱党，实际上是为做国民党兵运工作），聂劝曹"早点回去，抓点实力，做点贡献。"经过努力，于1949年9月，曹勖一路逃到了湖北恩施，担任湖北“绥靖”公署副总司令。他明白这只不过是一个虚职，根本没有实权，于是不久曹勖索性再次离开恩施，前往重庆避难，并为自己找寻出路。经中共派往四川做地下工作的郭曙南介绍，到国民党西南战区副司令长官王缵绪总部任中将高参，积极参与第3兵团朱鼎卿部起义联络事宜。12月24日，跟随王缵绪和第3兵团司令朱鼎卿在四川金堂正式通电起义。起义后，进入解放军第18兵团高研班，后转重庆西南军政大学学习，毕业后，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高级步校教员。
新中国成立后，曹勖在解放军第2步校当教员。1951年，“镇反”运动爆发后，由于曹勖当年给新四军造成过巨大损失，旧账新算，后被政府逮捕，押回原籍京山，京山县人民政府以反革命战犯罪将其判处死刑。于7月7日在县城枪决。
自此，曹勖结束了自己的一生。至于80年代为其平反，承认其起义人员身份，那又是后话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