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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0年5月，日军发动枣（阳）宜（昌）战役，攻占襄樊、沙市、宜昌。新四军豫鄂挺进纵队主力正配合国民党军队正面战场作战，京北根据地后方出现了空虚。这时候，曹勖背信弃义，撕毁与新四军陶先生互不进犯“协议”，公然从向家冲、大小焕岭一线长驱直入，妄图进犯中共豫鄂边区首脑机关及新四军豫鄂挺进游击纵队指挥部驻地八字门，李司令立即调派挺进纵队第五、第六团进行自卫反击。
曹勖的第六纵队，是其之前在到潜江任第7纵队司令，因原司令金亦吾从中作祟，部队不受驾驭，遂请辞回到京山后，依仗其兄曹振武的势力，凭借自己的社会地位与在京山及周边地区的影响力，控制住了京山县政府，将京山及钟祥、安陆、随县等地区、乡武装和游杂部队网罗、收编，共3000余人，组建而成的，称为国民党第五战区豫鄂游击总指挥部第六游击纵队，统称为“六纵队”。
这一时期，因为其是在组建初期，队伍是七拼八凑起来的，凝聚力不强，战斗力较弱，属于力量单薄期，也是曹勖与新四军的所谓“蜜月期”。曹勖与新四军陶先生订立了“互助协议”，表示要共同抗击日寇，相互间要互相帮助，互不侵犯。曹勖口头上对陶先生表示:“我当过共产党，后来又反过共产党。现在国共合作了，就不再反了。”“我这个人是讲义气的。”表面上看起来，这曹勖不可谓不是十分地诚恳，可到了1940年，曹勖升任第五战区鄂中游击指挥部总指挥官和第六游击纵队司令，辖第五战区第5、6、7游击纵队，三个游击纵队有近万人，这时候，曹勖认为自己羽翼已丰，可以有资本跟共产党作对了。由于京山一带的日军势力进一步加强，曹勖撕毁与陶先生的协议，开始转向与日军合作，将矛头直指共产党新四军。表面上，他还是跟新四军还维持着“互助协议”，互不侵犯；而实际上，背信弃义，耍尽了两面派的阴谋手段，只要他认为有机可趁，可以浑水摸鱼的时候，就在背后下黑手做小动作，特别是他趁“枣宜战役”之机，挑衅性地将所属六纵队驻扎地由厂河、向家冲一带，移动到了大、小焕岭，向八字门我根据地逼近，并控制住制高点，大有窥视中共豫鄂边区首脑机关及新四军指挥机关之野心。寻机进犯中共根据地，制造摩擦，给新四军造成不可挽回的损失。这也成了他日后被人民政府执行枪决的重要原因之一。
1940年5月，侵华日军集中大批兵力进犯鄂西和鄂北，曹勖按照蒋介石的旨意，发动手下一万人马，趁虚进犯鄂豫边区抗日根据地，妄图趁火打劫。从向家岭、大、小焕岭长驱直入，进犯八字门。李司令派第五、第六团对曹勖部实施打击。
曹勖所队本是拼凑起来的一群乌合之众，人数虽然有近万，但战斗力明显不强，特别是经他亲手组建的六纵队，被老百姓戏称他们为“四多队”：即太太比官儿多，官儿比兵多，兵比枪多，枪比子弹多。战斗第一天，在新四军豫鄂挺进纵队地迎头打击之下，曹勖部就已感实力不支，慌忙派出一个联络参谋，直奔大洪山向驻扎在那里的国民党川军求救，刚好被向家冲中共根据地地方工作人员截获。
川军驻扎大洪山时，李司令曾亲赴大洪山，向川军宣传解释中共和新四军关于“抗日战争”的方针政策，与川军将领共商抗战大计。交往中，李司令与川系孙震部22集团军45军127师师长陈离成为了好朋友，并在这个师中住了好几天，陈师长不仅好生招待，临别时还赠送地图和一些枪支弹药，给建立不久的新四军游击纵队提供了非常难得的友谊和帮助。后来当陈师长手下的一个团在京安地区李家冲被日军包围时，李司令立即派新四军豫鄂挺近游击纵队驰援，从后面对日军实施打击，撕开了一个突破口，让友军安全突围。可见其互相支援，共同抗日承诺一言九鼎，说到做到，新四军之诚实守信。
再后来，国民党川军在蒋介石顽固派的压力之下，曾向驻扎在大山头的新四军发起进攻，为争取川军抗日，李司令向该部致函，讲明“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以及团结抗日的道理，呼吁组成统一战线，共同对日。并对不听劝告的部分川军顽固派实施打击，川军后撤后，新四军挺进纵队按有理、有利、有节的自卫原则，没有继续追击。与此同时，还对川军俘获人员晓之以理，动之以情，进行教育后予以释放，因此许多川军官兵对新四军抱有好感，虽然川系第22、第29集团军重兵集结于大洪山区，与中共京北根据地紧密相连，却极少发生摩擦。
这次曹勖向川军求援，却迟迟不见川军动静，反而还让新四军得到了曹勖部准确的撤退时间和路线等情报。战斗打响第二天，李司令命令部队向曹顽六纵队发起总攻，队伍在厂河附近设埋伏，六团攻其正面和右侧，五团经火垱直插小焕岭，断其退路。经新四军一阵猛攻，曹勖六纵遭此打击，只得慌忙经杨林垭、桐子岭、五台向厂河方向溃逃，退回至六房咀一带原地。至此，由曹勖六纵挑起的第一次鄂中反共摩擦终以失败而告终。
1941年3月，“皖南事变”发生，国民党蒋介石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第二次反共高潮。三月，国民党调集新二军一个师，加上曹勖的六纵队，兵分三路，其中一路沿向家冲左右两翼高山，左翼由绿木岭至小焕岭一线，右翼由天门关至小焕岭一线，向鄂豫边区首脑机关驻地小焕岭八字门地区发动进攻。
新四军五师第十团二营是由京钟游击大队改编而成的，这支活跃在京北地区的人民武装力量，全是一些土生土长的本地战士，他们充分利用熟悉本地地理环境、以及人熟路熟的有利优势，在抗击顽军的战斗中如鱼得水，灵活机动。他们迂回穿插于高山密林之间，掩蔽于茅草河流之畔，出其不意，攻其不备地打击敌人，阻击顽军。同时，中共京北县委组织群众坚壁清野，避其锋芒，转移隐蔽。第二营的战士们深入顽军背后，袭扰顽军后方，发动当地各民间游击小组，区乡民兵等武装自卫组织，配合新四军主力，开展游击战，麻雀战。
顽军虽然来势汹汹，却找不到新四军第五师的主力决战，反而在新四军游击队及地方武装的英勇抗击之下，提心吊胆，风声鹤唳，草木皆兵，惶惶不可终日，不敢走山冲山洼中的大路，只能沿着山脊线推进，盲目地开枪放炮，借以壮胆。从绿木岭到万家垴才几十里路的距离，顽军竟耗费了三天的时间，而且还一无所获，自己却死伤多人，被缴枪十余支。
当三路顽军进至向家冲，驻小焕岭中共豫鄂边区党委机关、学校、后勤已经安全转移到了八字门一带。顽军经过一番搜索，什么也没有找到，最后还是在伪乡长胡楚俊的带领下，趁新四军转移之机，袭击掩蔽在深山沟里的新四军《七七报》社，恼羞成怒地顽军们，打死了三名还未来得及转移的印刷工人，捣毁了部分印刷设备。
顽军占领大、小焕岭及向家冲之后，新四军第十团二营又组织力量反向穿插入杨家集一线，侧击国民党新二军，同时，还组织精干小分队回返向家冲袭扰顽军，破坏敌交通线、电话线等，捕捉流散顽匪。当地区、乡民兵配合主力部队，在青崖寨一带击溃了国民党伪顽乡公所一个中队，以及国民党郭耀庭第二支队。
同时，在大山头地区，新四军第五师第五团，与随营军校及京安县地方武装力量相互配合，避实就虚，巧妙地打击敌人，致使国民党顽军“围剿”京北地区中共机关及新四军指挥机关的计划完全落空。
此时，日军见大批国民党军队占据了大、小焕岭及大山头一带，唯恐对京钟、宋应的日军构成威胁，于是，从大洪山以南、以西、以北三面，向大洪山地区进行大举“扫荡”，国民党新二军见日军来势汹汹，慌忙退出了大、小焕岭及大山头地区，临走时，还配合日军在大、小焕岭及向家冲一带全线纵火，烧毁村庄及房屋无数。
日军“扫荡”部队因为远离交通线及据点后，由于交通不便，给养和武器弹药得不到及时补充，也不敢在山区久留，不久即撤防缩回据点里去了。
日军一走，边区党政机关及新四军指挥机构便马上返回小焕岭，及八字门、大山头根据地。至此，顽军什么也没有捞到，反而还损失了不少武器装备及人员。这就是他们反共反人民的罪恶下场。
1942年三月，蒋介石电令国民党第五战区，在短期内占领中共鄂豫边区根据地，歼灭新四军第五师，从而掀起了第三次以剿灭华中地区的中共及新四军为目的的“反共”高潮。曹勖的六纵队配合国民党第四十五军大举进攻京北地区，国民党顽固派对这次军事进攻进行了周密部署，曹勖暗中联络日军，要求日军在战斗打响之后予以配合。当时日本人的气焰十分嚣张，鄂中主要城镇大部分被其占领，正思谋如何吃掉共产党新四军，曹勖的要求正中下怀，岂有不配合之理？国民党蒋介石也疯狂叫嚷：“攘外必先安内”，欲将中共及其武装力量除之而后快，曹勖于是告诫其部下：“投敌（日本人）不要紧，可如果要当新四军是要杀头的！”由此可见，曹勖就是一个紧随蒋介石反动派“假抗日、真反共”的投机分子。
这一时期，曹勖的六纵队渐成气候，当时的新四军第五师还十分弱小，于是曹勖多次率领手下部队进攻中共豫鄂边区根据地，给共产党新四军部队造成了巨大的损失。
1942年6月，曹勖部在国民党顽暂一师配合下,第三次大举进攻中共京北根据地，并策动日军配合“进剿”新四军第五师。在大举进攻之前，曹勖策划了一整套“进剿”方案：首先要求与其有关系的曹武街、永兴镇等地老基础也一起配合他的部队行动，并暗中派出爪牙汪瑞连、王稽山、邓明理等带领百余匪徒，先行到曹武街一带活动，勾结日寇准备出击新四军，捣乱后方秩序。曹勖密令邓明理找汤池、永兴镇日伪接头，密令杨之茂、李邦清等找宋河三阳店日伪接头。密令赵安之到罗店与日伪接头，跟到应城投日的马筱甫约定:一是要马筱甫勾结应城日军配合曹勖部夹击新四军;二是引诱京应游击队赵德安、许有强率部拖枪叛逃加入曹部，或者回罗店许家坝去当土匪，总之就是不要再在新四军游击队里干了，其用心真是何其险恶，何其毒也。还对赵德安、许有强封官许愿，如果拖枪并带队伍来投，可保官升一级，原来当中队长的，可以升为大队长，原来当小队长的，可以升为中队长。曹勖现在完完全全撕下了先前要与新四军“互助合作”、“互不侵犯”、“共同抗日”的那副假面孔，在随县均川五里庙公开宣布:“我们中日合作，解决新四军。”欲与日本侵略者合作，彻底消灭华中地区的共产党、新四军。其“反共”面目此时已经暴露无遗。
面对如此险恶的斗争形势，中共豫鄂边区党委书记陈大姐决定避其锋芒，率领边区党政机关撤离驻扎了三年之久的小焕岭，转移到平汉路东边的大悟山。京山的西北乡、东南乡等大部分地区被曹勖及其顽军占领。各区乡中共组织，也只得转入地下坚持活动。杨秀山及其带领下的民兵中队，也不得不化整为零，等待时机。
在曹勖指挥下，皂市以西，汉宜路以北，日伪顽相互配合，任意肆虐。伪顽占领京北和京安地区之后，疯狂报复根据地的抗日干部和群众。边区党政机关原小焕岭驻地遭到了顽军的疯狂洗劫。伪顽诬称发动群众，积极支援抗日的巴家冲为“新匪窝子”，并进行反复搜剿，烧毁房屋，群众被赶出冲内自家房屋，集中到刘家祠堂居住，冲内不准有人烟。一位行动不便的老婆婆被顽军当活靶子打死；一位盲人被拉挑夫嫌行走太慢而枪杀；一个姓邓的哑巴，被顽军说成是装聋作哑，暴刑打死在彭家台。仅巴家冲一处就有十多名无辜群众被顽伪军杀害掉了。这还不算，顽伪军还肆意拉夫派款，搜刮民财，与土匪无异，京北地区人民群众生活在一片白色恐怖之中。
曹勖曾亲赴丁家冲石板河根据地与陶先生作抵足长谈，慷慨激昂地表示:“我曹某人保证不打新四军！”还说:“我头可大可小，红帽子蓝帽子全都戴得上。”可他却是两幅面孔，背转身来判若两人，大骂新四军破坏行政，不听国民党政府的话，拦截国军枪支，要求派兵去攻打新四军。
六纵进攻大、小焕岭、八字门，身为六纵队司令的曹勖却说自己不在家；引来新二军进攻向家冲，也说:“这不是我干的。”
还暗地里勾连京应游击队赵德安，许有强，鼓动他们拖枪叛变，或是去当土匪，都比干新四军游击队，吃苦受累地要强。这是想从内部来搞垮新四军游击队，充分地暴露了其“反共”、反人民的反动派嘴脸，难怪即使参加了起义投诚，最后还是逃不脱人民对他的惩罚。
曹勖六纵队还替日本人开路，日军从南京调来一个师团，此次“扫荡”非比寻常，足足一个月之久。日军将八字门分为三个区域，分区清剿，每占领一个地区，先在山区严密搜索，夜间就地搭帐篷宿营，点燃篝火，以防新四军袭击。
哪知新四军边区党政机关早已跳出了敌人布下的包围圈，在敌人的背后兜圈子，打游击，敌人至此一无所获，反而死伤了一百多人。
为了报复，日军大烧大杀七天七夜，从石板河到八字门五十多里的范围内，民房全成瓦砾，粮食及生活用品全被抢光。八字门有一家老小十多口人，躲在一个山洞中，被鬼子发现后，一把火全烧死了。这是日本鬼子又一次欠下的中国人民的血债。
曹勖于是在群众中大造其谣，说新四军被日军全部消灭光了。还趁火打劫，趁日军“大扫荡”之机，曹勖对中共边区实行封锁。有天晚上，转移到山上的新四军五师医院的两位护士做伴去丁家冲取药，她俩刚下山，曹勖的部队就摸到医院去了，翻箱倒柜，见有用的东西，如粮食、蔬菜、药品、器械等就抢，对他们没用的书籍、旧衣服等，就撕得稀巴烂。幸亏那里只有一些伤病员，已经失去了抵抗力，因此就没有拿他们怎么样，但是把他们身上的钱等有用物品也洗劫一空了，然后逼问他们说:“那几个护士姑娘躲到哪里去了？”那意思如果她们在的话，就要对她们毫不客气地动手了。那些伤病员们只能如实地回答道:“她们下山去了。”
这两个女护士虽然逃过了一劫，但是被她们藏在山洞里，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弄到手的一点儿药品和器械，却被国民党顽军全部抢劫搜刮跑了，致使新四军伤病员无药可用。
边区保安司令郑绍文在《重返鄂豫边区》一文中为曹勖画像:“他虽然是个黄埔军校毕业的学生，但他却完完全全是国民党的一个反共党棍，而绝对不像一个统帅部队的将军的样子。”丝毫没有民族正义之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