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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人为了分割和阻隔京山东南乡、东北乡与应城、江汉平原、以及鄂东新四军之间的联系和来往，孤立豫鄂边区中共领导机关，打算修筑一条由永兴镇经石板河到罗店的公路，妄图把京皂公路与应宋公路连接起来，组成一个三角形，并在石板河东北的云塔山长期设立据点，用以监视和阻止中共及新四军游击队的活动及调动情况，对中共京北根据地进行分割包围，阻断京北与应（城）、安（陆）、天（门）、汉（川）根据地的联系。
维持会强迫老百姓上工地修路，并派了日伪军一个小队三十多人持枪督阵、警戒。为了粉碎敌人的这个修路计划，边区保安司令部，以及中共京北县委决定破坏敌人的这个修路计划，不让日本人的阴谋诡计得逞。这次行动由县委书记李蔺田、县委军事部长张泽普组织指挥，任务的具体执行交给了徐店区委书记杨秀山领导下的区、乡民兵及抗日武装组织实施，必要的时候边区保安司令部派特务营第二连前来支援。
领受任务之后，杨秀山首先派出少量民兵装扮成筑路民工，混入到筑路民工当中去，以便摸清情况，然后再制定出具体的行动方案来。大部队则埋伏于屈场乡观音岩北面的大青山上，原先“抗日十人团”里的成员石磙、碾子、扬杈等三人，现在已经成长为民兵中的绝对骨干，担任了一定的职务，他们既熟悉当地的情况，又与那些修路民工相互熟悉，很容易混进修路民工里面去。杨秀山于是就派出他们三人，并各带一个人以便相互接应，分头混进了施工队伍里去摸情况。
一开始，由于鬼子和伪军们看守得比较松懈，他们就组织大家磨洋工，出工不出力的混时间。到了吃饭的时候，先是让大家敞开肚皮地吃，然后再将吃剩下来的饭菜或是树枝、树叶、枯草等杂物全部埋进路基下面去，这样表面上看起来是把路修平了，但经过一段时间的沉降，等这些东西腐烂之后，路面上就会出现一个个的坑坑洼洼，这样还得重新来过，以往的工时就算是白废掉了；要不然就是民工们白天修路，杨秀山带领民兵晚上下山搞破坏，第二天日军来到工地上一看，新修的路基被挖得坑坑洼洼，东缺一块，西缺一块的，还得组织民工先把这些填补上，然后才能够继续施工；再加上民工们磨洋工，消极怠工等，这样一来，就致使工程进展得极其缓慢。
除了这些，民兵们还日夜打枪放炮，不是装成要进攻日伪军据点的样子，就是拦截、抢夺敌人的修路物资，弄得日伪军不是跑去支援据点，就是去追赶抢夺物资的游击队员。就这样闹去闹来的，骚扰得敌人疲于奔命，而且还得不到安宁。晚上睡不着觉，白天就无精打采的没有精神，有时候站着站着都能睡着了，民工们一见没人督促了，更是趁机磨起洋工，或是搞起破坏来了。除此之外，杨秀山他们还发动老百姓到处去收集狗屎以及死猫、死猪、死鸡、死狗，然后将这些东西一齐放置在上风头，让臭气来熏据点里的日伪军，让他们吃饭倒胃口，睡觉捂鼻子。这样换班休息和值班上岗的人，根本就没有区别，值班上岗的人能够站着打瞌睡，而在据点里休息的人跟值班的人一样的累，一样的无精打采，所以监督起民工们来，更感浑身疲软无力，就像瞌睡虫附身似的。民工们本来就不愿意来修路，他们是迫于日本人的淫威财来的，来了也是带着消极情绪来的，如此一来，也就更加地不用使劲儿地干活儿了。
由于这样修路进度慢，质量差，气得日军军官“哇啦哇啦姨妈死，新机棍（新四军）死啦死啦地！”地大叫大喊。知道这是新四军游击队在给他们使绊子后，所以就派出日本兵和伪军向观音岩山上去清剿。他们首先占领了制高点，由于民兵们得到情报后提前很快地撤走了，日本兵只得架起机枪大炮来，一会儿朝东边扫射一阵子，一会儿朝西边扫射一阵子，一会儿朝北边放上几炮，一会儿朝南边放上几炮，妄图把掩蔽在深山密林里的新四军和民兵们赶跑。并同时加强了对民工们的看守和监督，如果发现有谁再磨洋工的话，上去就拿皮鞭一顿猛抽。民工们出于对皮鞭的畏惧，只得假装地看起来像是在下力气地干起活儿来，可实际上只是在糊弄鬼子伪军们。日本人这样一来，民兵们如果再想用以前的那些手段来搞破坏的话，显然就不行了，还得另外想其他办法才行。
杨秀山于是也改变了策略，一方面是组织民兵扩大骚扰范围，夜晚不间断地袭扰沿路上的日伪据点，重点是永兴镇和罗店镇两处据点里的日伪军，因为派出看守和监督的队伍，以这两处据点里的日伪军为主。同时瞅准了机会，还要趁虚端掉一两个只有少量伪军驻守的据点，搅扰得日本鬼子和伪军们提心吊胆，日夜不得安宁。出去到工地上看守民工的日伪军，担心要回去支援据点；据点里面的日伪军，也不能够正常地休息，因为要担心出去支援监督修路，这样引起他们的疲劳而使他们放松警惕，在出兵的时候，就没有那么地及时和迅速了；二来是截断上流水源，让其施工时无水可用，和水泥找不到水，就连民工们和那些看守监督的日伪军们的饮用水，也要靠汽车专门从很远的地方运来。这么多的人如果不能及时地供应饮用水，他们就停工到处去找水喝，这样就更加地影响他们的正常施工了；三是配合边区保安司令部司令员郑绍文派出的小股正规部队，白天出击，向看守和监督施工的日伪军发起突然进攻。因为他们的人数要比游击队和民兵们的少，吓得那些日伪军们见了就跑，大喊救命，生怕一不小心就丢掉了自己的狗命，以致后来根本就不敢到工地上来。即使来了，也像是散兵游勇一般，紧张得到处寻找位置藏身保命，生怕一不小心，就做了新四军游击队和民兵们的枪下之鬼；四是驱散修路民工，引起民工们的害怕恐慌情绪，只要枪声一响，民工们便四散逃跑开去，犹如惊弓之鸟兽之散。这些来过了的民工们既然害怕了，维持会就再拉不到其他的人头，因为大家所有的人都装出一副害怕的样子来。维持会拉不到人头，修路工地上就无工可用，从而使工程拖延期限，甚至是暂时停顿了下来，修路工程一时无法进展。
这样一来，在新四军和民兵们的不断打击和袭扰之下，日本人不得不收缩防线，致使某些据点里的敌人孤悬野外，专为修路而设置的云塔山据点，由于交通不便，得不到及时支援，被迫撤回到大据点里去了，以保狗命；又由于民工们的抗拒情绪，日伪军们抓不到民夫来施工，致使工程再也无法继续进行下去；再加上新四军和民兵们的袭扰，鬼子和伪军们人心惶惶，小股东部队根本不敢出动，生怕一个不小心就丢了狗命。如果派大股部队出动的话，又害怕因为自己的后方空虚，被对方端了老巢。几个方面的因素这样地叠加起来，不仅工程进展缓慢，而且施工质量又太差，就连施工的民工也找不到了，最后不得不暂时地停了下来。驻京山城的日军警备司令山崎大佐，这时候致函小焕岭中共豫鄂边区抗日保安司令郑绍文，说：“东亚共荣，共同修路，望双方不带兵卒，作静夜之谈。”妄图花言巧语，迷惑对方，以达到己方之不可告人之目的。
郑绍文对此洞若观火，对日本人的阴谋诡计看得明明白白的，于是马上回信说道：“本军奉命作战，守土有责，你要修路到（你）日本去修，不要在我中国修。你若修（成）永、罗公路，对（我）根据地实施公路为链，据点为锁的囚笼阴谋，我们只好兵戎相见，周旋到底……惜在‘七·七’事变之前未成知交，愿于中日和平之后而为契友。”（注１）
明眼人一看，就知道这是在谴责日军修路，为了实行以公路为链，囚笼为锁，妄图分割、封锁中共抗日根据地的阴谋，什么“东亚共荣、共同修路”，这完完全全是在侮辱中国人的智商，你修此路完完全全只是在为了实施你的阴谋诡计，至于中国繁荣与你何干？“东亚共荣”更是欺人之谈。“你要修路回你日本去修，不需要你在中国的土地上修”，这是多么铿锵有力的语言，多么嫉恶如仇地回答，多么爱憎分明的表态！说白了，就是你这日本鬼子滚出我中国去，不要在这里奸淫掳掠，烧杀抢夺，奴役我中国人民！
山崎大佐接到回信，明白这是中国人坚决不让他修这条路的意思。路修不成了，自己的目的没有达到，他气得七窍生烟，恼羞成怒地连忙调兵遣将，对中共八字门根据地实施“扫荡”，以发泄自己心中那股欲罢不能的怨气。为了报复中共对日本人修路计划的破坏，日本鬼子从应城、汤池、以及京山县城出动了大批日伪军，联合宋河及罗店等处的日伪军，对小焕岭、向家冲一带实施“清剿”、“扫荡”。中共豫鄂边区党委对此早有准备，立即将所有机关、学校、医院、报社等安全转移，并派出新四军第五师四十三团，在李家冲、蚕丝岭一带迎头痛击日伪军，打死打伤日伪军三十多人。
眼看讨不到任何便宜，关键是找不到新四军大部队决战，以达到消灭新四军的罪恶目的。虽然占领了原先中共的很大的一块地盘，因为这里山高林密，却又不敢在山中久留，尤其害怕新四军游击队神出鬼没、出其不意地搞突然袭击，这样又还分散了日军部队，更害怕新四军各个击破，得不偿失，最后日本鬼子烧毁了石板河、丁家冲、八字门的多间民房后才退回到原先的据点里去了。山崎大佐回到京山县城以后，为了保住自己的面子，只得自我解嘲地对人说道：“郑司令的办公室椅子我这次也坐了坐。”这种语气中，表面上是在张扬日军所取得的“伟大胜利”，其内心里却是充满了无比的沮丧和无可奈何。
中共鄂豫边区书记陈大姐在其所写的《全边区人民武装起来》一文中，称赞这次破坏日军修路计划时说道：“京山东南乡游击小组之活动，使敌人京（京山永兴）、石（板河）（公）路修筑计划完全破产。”（注２）
前面说过，破坏修路计划和拔除日伪军孤立据点是杨秀山带领民兵瞅准机会同时进行的。
整个京山地区可以说是被三条公路分割开来的，以应城为起点，从东北到西南，依次是应（城）、宋（河）公路，中间是应（城）、皂（市）、京（山）、钟（祥）、荆（门）公路，南边是应（城）、皂（市）、京（山）、当（阳）公路，三条公路呈放射状辐射，所以京山被分割成了四大块，北边是大洪山，南边是江汉平原，中间是丘陵地带。除此之外，北边还由安陆、平坝、三阳、厂河到钟祥客店镇也有一条简易公路，但这条公路不仅十分简陋，而且地处深山密林，考虑到不仅战备物资运输困难，还容易受到伏击拦截，所以非常不宜设置据点。所以日本人来了之后，就沿着前面三条公路布设有各种大小不等的据点。至于北边，因为大洪山周围驻扎有国民党的大部队，再往南就是中共豫鄂边区及新四军第五师根据地，西北边及随（县）、枣（阳）以南地区，山峦相连，人烟稀少，所以京山境内北边至西边，除了三阳、宋河、平坝等镇上驻有日本人之外，就再没有其他的据点了。再往西就是襄樊、钟祥、潜江，由于有汉江作为水上通道，日本人沿汉江一线驻有大部队，新四军如果要向京山南边，及鄂中和江汉平原地区发展，这首先就得打破境内封锁，以及三条公路沿线的这些据点组成的封锁链。
这三条公路上，除了几个主要的大据点是由日军驻守以外，有些小据点里派驻的都只是一些“黄伪军”。宋河到京山也有一条非常简易的公路，天王寺就坐落在这条简易公路的中间段，由于这里山高林密，人烟稀少，西北边是小焕岭、八字门，那是中共豫鄂边区党委和新四军司令部的驻地，往东南就是鄂中特委和新四军京应游击队的驻地丁家冲，这两处都是共产党新四军的根据地，天王寺夹在中间，既是为了扼守宋河到京山县城的这条唯一通道，也是为了监视八字门和丁家冲这两处共产党、新四军之间的来往活动，为此，日本人只是指派了一个小队的“黄伪军”在天王寺驻守。这里曾经在日军经应城、罗店往北，占领宋河镇之后，有过从宋河经天王寺南下直取京山县城的意图，由此，新四军游击队在这里与日军发生过几次激烈的战斗。
那是在1938年12月，新四军京应游击队还刚刚在丁家冲整编结束，部队刚刚建立不久，其战斗力还非常的弱小，日军从宋河经天王寺向京山县城进攻，还是担心新四军游击队会截断他们的后路，以及端他们在宋河的老巢，于是决定首先向丁家冲游击队驻地发起进攻，准备拿下这支刚刚组建不久的新四军游击队的根据地，以绝后患。由于这里山高林密，日军恐在山林里迷路，只得一面前进，一面留下一些白布条来为自己撤退时好当做路标使用。当一队日军来到天王寺附近的一个小山村里坐下休息的时候，正好被游击队派出的侦查员发现了。游击队得到情报，立即出动，排兵布阵，他们首先占领了这个村子周围的制高点，然后居高临下地向日军猛烈射击。日军被这突如其来的袭击打得晕头转向，因为还不知道向他们发起进攻的是哪支部队，也不知道他们有多少人，装备情况如何，为避免更大的损失，连忙拖着死伤的日军撤回到宋河去了。
日本鬼子第一次经天王寺向京山县城进攻的图谋失败以后，并不死心，过了没几天，又第二次发起了向京山县城的进攻。这次鬼子们是有备而来，不仅调派了大部队和重型武器装备，而且还在凌晨就悄悄出动，拂晓时发起进攻。这时的新四军游击队也预料到了日军决不会善罢甘休，甘心失败，可能还会再次发动进攻，于是也调派了刚刚接受整编的国民党地方武装李又唐部，前出天王寺迎击日军，并诱敌深入，其余部队则占领了周围的有利地形，准备实施对日军的反围攻。
战斗刚刚打响，由于日军火力强大，进攻猛烈，李又唐部由于刚刚接受改编不久，战斗意志和战斗力都比较薄弱，抵挡不住日军的进攻，只得仓皇往后撤退。日军见状，连忙派出一个小队，企图包围夹击李又唐部，游击队发现情况不妙后，只得改变原作战计划，阻击日军，来为这支部队解围。
这支新四军游击队的队员们，虽然也是刚刚参军不久，但他们都是应城盐矿和石膏矿上的工人，以及附近的穷苦农民，他们全都属于无产者，所以不仅参军踊跃，打起仗来也是敢打、敢冲、敢拼，他们不仅为李又唐部解了围，还全歼了企图包围夹击李又唐的那股日军。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也部分地达到了歼灭日军的设想。
日军见这次损失比上次损失更加惨重，不得不再次撤退回到宋河据点里去了。自此，日本人妄图从宋河发起的两次进攻京山县城的计划，全告失败不说，还被新四军游击队打乱了他们的进攻部署，迟滞了日军进攻京山县城的计划。到后来只得改变进攻计划，重新从皂市方向，在飞机大炮的配合下才攻占了京山县城。
自从日军占领京山县城以后，为了把京山县城跟宋河连接起来，日军又在天王寺建起了碉堡炮楼，并且派驻了一个小队的“黄伪军”在此驻扎。由于这些“黄伪军”的战斗力不强，新四军游击队因此就决定，趁日军主要精力放在东边的永（兴）、罗（店）公路修建之机，在杨秀山带领民兵扰乱修路计划的间隙，瞅机会顺手拔掉天王寺这个孤悬在外，又妨碍了丁家冲与小焕岭八字门之间联络通道的据点。像这样的“黄伪军”据点，不仅替日本人把守交通线，另一个最主要的任务就是替日军充当耳目，收集当地抗日武装力量的情报。对抗日武装是一种巨大的威胁，拔掉这个据点，既可以断其耳目，又可以打开通道，可谓一箭双雕。
这天晚上，驻天王寺据点的伪军小队长因为外出，到他相好的女人家里过夜去了。据点里的伪军也放松了警惕，杨秀山带领民兵们，以突然袭击的方式不声不响地端掉了这个据点，打死了四名伪军，活捉了十多名伪军，其余的伪军闻风而逃。他们还在一个伪军的带领下，来到附近那户妇人家里，活捉住了这个伪军小队长。从此天王寺不再设据点，没有了“黄伪军”做耳目，日本人就成了聋子、瞎子，也更有利于新四军游击队在这一带的活动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