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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应公路上，中共、国民党、日本人三方在这一地区争夺得非常激烈。随着抗日斗争环境的越来越艰难，日本人也越来越疯狂了，抗日的形势越来越不容乐观，敌我双方进入了相持阶段。
自从经过几个回合的敌我拉锯战以后，日本鬼子以宋（河）、应（城）公路线链，以宋河、罗店、田店、应城等驻点为锁，对中共抗日根据地实行囚笼政策，妄图阻挡、隔断根据地与根据地、根据地与日占区内的民众之间的联系，以及情报、人员的交流和物资的运送，并在沿途线路上加筑碉堡、炮楼，派驻日军及伪军，再加派铁甲战车一天来回几趟地巡逻，使这条宋、应公路成了分隔中国军队占领区与日寇占领区的封锁线，不仅阻挡了东南乡与京山腹地的人员来往，情报传递，以及物资输送，还对中共豫鄂边区及新四军五师形成了重大威胁。虽说中间隔着一条国民党军队占领的缓冲地带，但国民党军地方部队逢到日伪军“清乡”、“扫荡”时，就会默契地自动地让开一条通道，像是心领神会似的。其实日本人跟国民党军地方部队早有勾结，配合默契，有时候是放任日伪军对京北及东南乡地区进行“清乡”、“扫荡”，有时候甚至还协助日伪军清剿共产党、新四军以及地方抗日武装力量。
为了打通这条封锁线，中共鄂豫边区党委专门针对日军设立了交通站，负责传递边区文件信函，及重要情报，护送过往人员，发行边区报刊，边区首脑机关的各项指示，都要通过交通站来完成。交通站多次派出交通员侦查、试探，试图冲破这条封锁线，为传送情报，方便自己活动。可派出的侦查员以及交通员在跨越宋(河)应(城)公路敌人的封锁线时，往往大多数时候都被卡住了，不是被捕牺牲，就是被迫折返回来，所有任务不得不半途终止，这给交通站的工作造成了很大的困扰。因此，大家便不自觉地产生出了一种畏难情绪，觉得仅靠现有的交通员，是没有办法将这些大批的报纸、书籍，还有情报、人员等运送过封锁线的。眼看着边区印刷厂历经千辛万苦，已经印好的《七七报》和许多文件，都积压在交通站里，而又无法让这些精神武器发挥出它应有的作用，交通站长这时心里急得真是食不甘味，寝不安席，内心上火，嘴巴上都长出了大燎泡，痛得他整天捂着个脸，哼哼唧唧地叫唤。于是只好把这一情况向边区领导作了汇报，领导们经过慎重考虑和仔细研究之后，决心打破这种困境，决定从新四军五师特地派出一位武艺高强，胆大心细，名叫刘大庆的战士，前来支援中共地下交通站，帮忙打通封锁线两边交通站之间的联系。
这位刘大庆本人就出生在罗店一带乡下，因家里贫穷，上无片瓦遮身，下无立锥之地，参军前，曾经给本地地主家打过多年的长工，练就了一身结实的肌肉。到部队后，他又练出了一手的好本领，不管什么枪只要到了他的手上都能打得响，瞄得准；就连每打一枪都需要掰一下，以便退出子弹壳和再让子弹上膛的、由本地铁匠打造的，十分落后的所谓“撇把子”手枪，一旦到了他的手里，也都能打出连发来，足见其人手脚之快，本领之强，武艺之高超，是新四军里难得的高手。这次选派他到这一带的交通站来帮助打开局面，就是看中了他不仅是当地人的优势，而且还因为他武艺高强，心细手快，能吃苦耐劳的本领。
刘大庆是个大个子，人高马大的，穿的衣服也比一般人的较为宽松，所以如果在他身上藏带一些文件和情报，包括短枪一类的武器的话，基本上不用怎么遮挡，外人根本就很难看得出来。于是交通站就利用他的这种特殊条件，先让他携带少量的文件，到宋应公路上去侦察，并瞅准机会，把这些文件送达到日占区内的地下交通站点去，看看能不能摸索出一套运送文件和交换情报的什么好的办法，来让交通站发挥出更大的作用。出发时，刘大庆一身道地本地农民的打扮，把身上携带的文件捆绑结实，再用宽大的衣服遮挡得严严实实的，然后就出发了。白天，他混在赶集的群众中间，装作砍柴卖草的樵夫，挑了一担柴草，沿路晃晃悠悠地，随着一群赶集的人到了街上，趁敌人放松警惕之际，又跟着人群混过了封锁线。到了敌占区内，为免被鬼子发现，他就只能隐身坟地，或是荆棘刺丛之中。天黑以后，遇到了日伪的巡逻队，他就学起鸟儿啼叫，模仿野兽爬行，算是骗了过去。他就这样躲躲藏藏、摸爬滚打地经过几天的努力，终于突过了日伪军的封锁线，然后将文件送达到了日伪占领区内的地下交通站点。但是，当他返回来的时候，又要重复上次的动作。因为他在来回两次通过敌人的封锁线时，都要滚陡坡、钻刺林，哪儿人少往哪儿走，哪儿路难行就往哪儿行。这样他身上被荆棘、刺丛扎得遍体鳞伤。还因为一路上忍饥挨饿，渴了找个水坑捧水喝；饿了就到老百姓的地里刨个红苕来吃，根本吃不上什么正经的饭菜，造成浑身上下已经没有了一点儿力气，几乎虚脱，就像是遭受过敌人的严刑拷打一样，整个人都脱了形。虽然基本上算是完成了这次任务，但他的这种送情报的方式方法，是通过他个人坚忍的意志，和高强的武艺才得以完成的，一般人是没有办法去模仿他的。且不说别人没有他那种高强的武艺，如果光是像他这样忍饥挨饿地累得浑身上下没有了一点儿力气，要是碰上了敌人那该怎么对付得了呢？再说他也不可能长期地在这里帮忙，因为部队里也很需要他，不久后那是要回到部队里去的；还有，依靠这种方式，也不可能完得成更多更大的如情报传送，以及人员往来等任务，即使能够完成，如果他走了以后的任务又该靠谁去完成？又怎么能够完成呢？所以这还得另想办法。
交通站的领导于是去找长期在本地工作，对本地情况十分熟悉，而且足智多谋的徐店区委书记杨秀山，来一起研究方案，以便摸索出一个行之有效，而又稳妥安全的递送情报，人员来往，以及物资运送的方式和方法来。
杨秀山首先来到罗店镇上来了解一下具体情况，当他看到附近的农民们到罗店镇上来赶集，双方谈好价钱，可是由于买家没有带装东西的箩筐来，就没有办法将卖方箩筐里的红苕、土豆等东西拿回去，于是卖方为了做成这笔生意，就主动地提出说要让买方把自己的箩筐先挑回去，并约好下次赶集的时候带来还给对方。反正大家都是罗店镇周围的人，彼此以前也是认识的，再加上大家都讲究一个“诚”和“信”字，所以能放心地把自己的箩筐借给对方使用。这给杨秀山一个很大的启发，于是他便计上心来。经过跟大伙儿一起研究，他决定先让石磙、碾子、扬叉三人打扮成赶集群众的样子，然后如法炮制。可关键是要想方设法地弄到《良民证》，有了日本人颁发的《良民证》，才能大摇大摆地到占领区去。于是他一个人率先赶到了集市上去，目的是想找一些原来就熟悉的从西边日占区过来赶集的农民攀谈一下。这一方面是想从他们口中知道一些关于宋应公路两侧被封锁后的情况，因为自从被封锁后，他还没有亲自到公路线上来看过，也不清楚封锁线两边现在是什么具体情况；另一方面是想要找到一个稳妥的人，看看有没有可能跟对方借用一下《良民证》，如果没有日本人发的《良民证》，任何人都别想进得了日占区。在集市上，杨秀山经过与多人的交谈和试探，终于找到了一个先前就认识，也愿意帮忙借《良民证》一用的老乡，要他帮忙让自己的兄弟到敌占区去一趟，老乡一听，就知道他们是新四军游击队想要到日占区去执行任务，于是就连忙答应了他，并跟着他来到一个僻静的地点去跟石磙见面。
不一会儿，石磙按照跟杨秀山的约定，也来到了集市上，到了那个街角僻静的地点，跟他们见了面，于是石磙就跟那位老乡攀谈了起来，以便进一步地了解日占区内的具体情况，好做应对准备，杨秀山则在一边观察警戒。石磙说是自己想到对方所在的地区去找个亲戚，因为家里出了点儿急事，得马上去告诉对方一声，问能不能让他帮个忙，把他的《良民证》暂时地借用一下，他要不了几个时辰就会赶回来还给他的。这一交谈，才发现对方也是一个具有民族气节的人，并对日本鬼子惨无人道、奸淫烧杀、霸道横行，奴役中国人民，阻止本来就是乡里乡亲的本地人自由来往，造成的不便等罪恶痛恨不已。听石磙这样一说，马上答应道；“与人方便，就是与己方便。何况你还是有‘急事’要去办呢？行，你就拿上我的《良民证》快去快回吧。反正今天我有事儿要在街上多逗留一会儿，没事，给你吧。”然后悄声地又对他说道：“我知道你们是干什么的，一定是这个吧？”那人伸出四个手指头晃了晃，就像在谈生意出价钱似的。
石磙只是眨了眨眼睛，那人便马上掏出《良民证》来交给了石磙。恰在这时，只见碾子和扬叉一人挑了一对里面装满了当地土特产品的箩筐来赶集了，三人就像其他赶集的农民一样，讨价还价了一番，石磙就把对方箩筐里的东西，一人一只地连同箩筐一起要了过来。因为印好的《七七报》和宣传品，为了安全起见，是分开混装在两人的箩筐里面的，而且只有一只箩筐里装有文件，另一只箩筐里则没有，那是为了应付日本人的检查，如果碰到日本人上来检查，他们就主动地伸出那只没装文件的箩筐给他看，日本人对这些赶集的老乡一般都只是随便翻翻就放行的。这就是“为了瞒过敌人，就先去寻找敌人”的瞒天过海的情报运送方法，就这样在他们的手上诞生了。
石磙挑起分别从俩人手上要过来的一对箩筐，手里拿着那个借来的《良民证》，在日本人的眼皮子底下，大摇大摆地把文件运送到了日占区里的一个地下交通站，顺利地完成了任务。
这次顺利地完成任务，给了杨秀山他们和交通站很大的信心。在他们摸索出的用这种方法运送文件的基础上，两边的交通员也化装出发了，他们就在集市上跟对方交换文件、情报，一般是三人一个小组，行动时前后拉开距离。具体分工是，第一个人走在前面“望风”，也就是侦察情况，观察敌情；第二个人身上则揣着文件或挑着担子，装成普通的赶集或者是赶路的群众；第三个人则在身上藏着武器跟在后面做掩护。当第一个人发现情况不对时，立即用约定的暗号通知第二个人马上隐蔽或是撤退，如果情况紧急，来不及掩蔽或是撤退时，便迅速地将文件烧毁掉或是暗藏在石洞、石缝中，等敌人过去后再去取出来继续运送；第三个人立即接应，或是掩护前面的人安全脱险，或是引开敌人，不惜自己作出牺牲，以保证文件和情报不落入敌手，从而保证让己方好不容易摸索出来的交通线不致遭到敌人的破坏。
杨秀山他们费尽心机创造出来的这种运送情报的方法，虽然可以缓解日军对根据地封锁的压力，但也潜藏着巨大的风险，一旦暴露，不仅任务难得完成，如果人员被抓牺牲，情报落入敌手，那损失就太大了。最稳妥的办法，应该就是端掉封锁线上的部分日军据点，在封锁线上打开一个缺口，让日军的封锁链连接不起来，那样己方活动起来就方便得多，也安全得多了。
端掉日军的据点，那可不比端掉像天王寺那样孤立的，只有伪军把守的据点那样容易了，难度那是要大很多的。因为一是新四军建制部队分散在各地执行任务，况且如果调动部队，就很容易引起日军的警惕不说，还有可能趁虚而入，让新四军失去原有的根据地；二是本地游击队和民兵手上都只有一些轻武器，而且质量也不是太好，火力上比日军差得太多，如果想要攻下日军严密把守，武器先进，火力强大，并有坚固碉堡炮楼的据点，那几乎就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正在杨秀山和交通站的同志们寻找良策的时候，由于一队国民党正规部队的不寻常调动，因为他们对本地情况也不是十分的熟悉，而误打误撞地无意中帮助交通站解决了这道大难题。
原来为缓解宜昌、老河口一线日军向西进攻的压力，国民党军第九十四军一二一师奉命渡过襄河开到随县、应城一带阻击日寇的兵力转运、后勤供给等任务，以牵制日军西进，减轻守军压力。三六三团作为先头部队首先渡河，该团第三营前卫部队，为避开日军的阻拦，部队经过三天三夜连续的急行军，到达了京山县的徐店附近。当时的徐店已被日军占领，这里属于日占区，由于部队是连续急行军，日军一时难以组织起优势兵力，进行有效的拦截和阻击，只能龟缩在据点里方几下冷枪，然后任其活动。部队经过三昼夜的急行军之后，真是人困马乏，有的士兵边走路边打起了瞌睡。那天的行军次序是：七连在前做先锋，机枪连在第七连之后，机枪连后面是第八连，再往后是营炮排，营部、九连、团直属部队、团部及第一、第二营断后。部队通过徐店后不久，大约是夜间十点多钟的时候，忽然后面传来了一阵叫喊声：“后面部队没有来啊！这是怎么搞的呢？”走在前面的七连得到这个消息后，部队立即停止了继续前进，并派出通信兵去与后面的部队联系。一个多钟头之后，派出的通信兵回来报告说：“联络不上，不知道后面的部队到哪里去了。我们后面根本就没有任何的部队。”
这就是说，这支部队成了孤军深入，这是非常危险的情况，如果被日军发现了这一情况，就有被“包饺子”的危险，因此大家一下子都着起急来了。为了确保安全，行军队伍马上靠拢聚集在了一起，在星光下一清点，这才发现，原先跟在机枪连后面的八连、营部、九连，以及大部队不知去向，而跟在八连后面的营炮排、团卫生队、担架排、工兵班等非作战部队，却穿插到前面来了。这些对战争来说必不可少的辅助单位，一旦真正地打起仗来，由于他们的设备物资笨重，行动缓慢等原因，就成了有些碍手碍脚的负担了，而且还要分散和影响部队的战斗力来保护他们。“这可怎么办呢？”尤其是团卫生队的军医孙主任，感到格外地着急。孙军医抗战前原是上海一家大医院里的大夫，上海沦陷后，由于他不愿意当“亡国奴”，就只身逃到后方，参军到了部队里。因为他医术比较高明，就当上了军医主任。他既没有受过军事训练，又没有真正地参与打过仗，胆子还特别的小。行军途中突然遇到这种情况，简直像要吓掉了魂似的，急得抓耳挠腮，然后抓住机枪连长的肩背急忙喊道：“罗连长，怎么办，罗连长，怎么办啊！”
好在机枪连罗连长比其他的人在部队上多干了一段时间，曾经还负责训练过全团的机枪连，以及全师的机枪连，对作战也比较有经验，于是他一下子就成了这些人的主心骨。
罗连长向四周看了看，发现现在是夜间，地形不熟悉，又是在敌人的后方，周围都有敌人的据点，大部队的去向又不明了，再加上没有无线电联络，这些都是不利的因素。倘若被日军发现了，包了饺子，这损失可就大了，怎么办呢？碰到这种情况，即使是有着丰富的战场经验的人，也不免会有些惊慌失措的。罗连长想，只有用枪声联络的办法，才能够与后面的大部队取得联系了。但是附近就是日军的据点，如果开抢的话，那枪声日军也是会听得见的。但要取得联系，又不能让日军知道自己部队的真实情况和行踪，唯一的办法，只有打一场小仗，采取突然袭击的方法，打得日军晕头转向，又不致使己方受到损失，还能够让枪声传得远远的，用这种方法来跟大部队联系上，这就叫着先下手为强。仗一打响，后面的大部队听到了枪声，就会判断是前头的部队遭遇上了敌人，马上就会派人顺着枪声寻找过来了。但是，环境不熟，情况不明，这仗怎么打呢？如果盲目地打起来，周围的日军当然也会听得见枪声，要是惊动了周围的日军前来增援，那么自己这点儿人马，又以非战斗人员居多，那就非常的危险了。怎么样才能做到既要控制战斗规模，又不能让战场失控，使己方受损，这可是需要有很大的学问的，而且弹药很珍贵，枪也不能白放，一定要找一个有把握的目标去打，让这些弹药起到一些杀敌的作用，那么付出的代价也就是值得的了。想到这里，罗连长说：“先找附近的老百姓问问，摸清楚了周围日伪军的情况再说吧。”
这时的夜晚，天上虽然没月亮，可是还有一点儿星光可以照亮。星光下虽然能见度看不太远，但还看得见右前方一带的小丘陵上，黑魆魆的一片好像是个村子。罗连长就对七连长说道：“你马上带领全连向那个地方搜索一下，如果是村庄，即用打游击的战术，首先包围封锁住那个村子，只准人进，不准人出，以防坏人汉奸走漏了我方消息。然后我让这些非作战部队的人员到村子里去隐蔽起来，尽量地减少战斗部队的负担。”
七连去了之后不久，派人来报告说：“前面是个约有五、六十户人家的村庄，我们连长说，已经包围好了，请你们大家马上过去。”
罗连长当即率领部队进入到了村子里，命令各部在村内自己找地方隐蔽休息，准备煮饭充饥。然后他自己去叫开了一户人家的大门，找到了一个老乡，说明自己是国军，是来打鬼子的。请他帮忙代买一些柴火和小菜等，因为部队在急行军，有十多个小时没有吃过饭了，大家现在所剩体力不多，不利于行军打仗。如果打起仗来，这个样子己方是要吃亏的。那个老乡一见来了一群穿军服的军人，开始由于不辨真伪，还有点儿畏缩不前、惶恐不安的样子，后来听这位军官说是来打鬼子的国军，又看了看屋檐下边安静地在地上一堆一堆坐着不动，遵守纪律休息的军人们，并没有打扰老百姓的意思，知道这是有纪律的部队，不像那些散兵游勇一样扰民害民，于是便渐渐地热情了起来。他又去叫开了几家老乡的门，找了几个老乡去帮部队买了一些柴火和青菜回来，并报告了自己所知道的附近的敌情。罗连长于是得知村南五百多米远处，靠公路的小高地上，有一个日寇的据点，并构筑有战壕、铁丝网、碉堡等工事。据点内驻有三四十名鬼子，并架设有电话，此处距离应城县城只有五十多里，不远处就是徐店街，而且有公路相通，如果一旦开打起来，增援部队很快就可以到达这里了。
知道了这些情况以后，罗连长及时地作出了相应的部署：“七连派出一个排，机枪连派出一个排和炮排一起暂时组成为一个连，由机枪连廖排长指挥，在拂晓前，向敌据点发起攻击。敌军在黑夜中，听到有轻重机枪和炮声，一定判断我们不是新四军的游击队，因为新四军游击队武器较差，一般是不会进攻这种较坚固的由日军把守的据点的。我们在人数上占有绝对优势，又有机枪大炮，估计敌人知道打不过我们，就一定会龟缩在据点里不敢出动，只能是打电话到应城去求援。战斗打响以后，工兵班立即去把通往应城的电话线切断，使他不能通话联络。应城日军听到枪声后，一定会派部队前来增援。如果来的部队不太多，所有人员就联合起来干掉他，如果来得太多了，就阻挡住他们前进的速度，干掉据点里的鬼子后，进攻部队立即撤退。而且，来增援的鬼子部队一定是用汽车运输的，恐怕汽车挡板上装有装甲，机枪连要多准备点钢心弹，以摧毁装甲。总之，这次的战略战术就是：以围点为辅，以打援为主，围点和打援相结合，能借机端掉鬼子的炮楼最好，不能端掉就要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使其毫无还手之力。最主要的是与我大部队取得联系，这才是我们的真正目的。”
战斗打响后，工兵班回来报告说，已经将敌电话线切断了，并说右前方山麓上有一个村庄，村子前有一条小河，那儿有条通往应城的公路，河上有木料搭的公路桥一座。为了防止据点里的日军逃跑，也为了阻挡住日军汽车顺利地到达，命令工兵班去将这座桥梁炸毁了。
战斗进行到了天亮，终于看清了部队所处的位置是在绵延很长的一个小丘陵上，山上杂草丛生，山下六、七十米远出，就是一条与山平行的公路，公路对面是一片七、八十亩的水田。小村子紧靠在公路边上，村外不远处有一块小坟地，高地东南面七、八十米处，有一个小山坳，公路就在山坳那儿拐了个弯，这里真是个打伏击的好地形。
再向应城方向瞭望过去，战斗已经打响了一个多小时了，可是增援的日军还迟迟地没有赶来。真是既盼望日军快来，来了好打，打了就能联系上大部队了；但又希望他不要来，那就一心一意地端掉据点，这样会更有把握一些。时间一分钟、一分钟地过去了，真有点儿让人忍耐不住的感觉，心里禁不住地躁动起来了。不知过了多久，终于看见远处扬起了一阵阵的灰尘来，这一定是日军增援部队的汽车出动了，让人心里顿时一阵阵地紧张了起来。几分钟后，七、八百米远的山坳处，出现了敌人的汽车，一辆，接着是第二辆、第三辆，一共有六辆，看来日军至少来了一个中队，在战斗力上已经超过了国军。现在是打困难比较大，撤是已经来不及了，只盼望大部队听到枪声后，能够及时赶到这里来支援，那样就可以优势兵力来对付日军了。眼看着运载日军的汽车一辆接一辆地急驶而来，大家的心也一阵紧张过一阵，那日本鬼子也是非常的狡猾，每一辆车的距离，都拉开得比较远。被炸毁的小桥那儿，日军的工兵马上又修好了一条简易路，看来他们是有备而来，早吃过被打伏击的亏了，汽车沿着这条简易路，相互间的距离拉得有四、五十米远，伏击部队不好发挥火力。眼看着第一辆车已经进入伏击圈了，却不能就打，一打就要惊动后面车上的鬼子，如果日军原地停车，然后再来一个反包围，那损失就大了。只能放第一辆车过去，让后面的汽车过来，然后再打中间，让他首尾不能相顾，再好各个击破。第一辆汽车驶过了机枪阵地，第二辆汽车又驶了过来，就在第三辆汽车驶过去二、三十米之后，第四辆汽车也从后面驶了过来。不能够再等下去了，如果再不开打，日军的汽车就要开到重机枪阵地脚下去了，重机枪只能够打远，不能够打近。在这种紧急情况之下，只听得罗连长一声令下：“打！”，同时三发信号弹腾空而起，战斗激烈地打响了起来。重机枪在怒吼，轻机枪在嚎叫，步枪也在咕咕地开火，各种武器同时打响了起来。
一瞬间，六挺重机枪，六挺轻机枪，以及步枪，手枪，一齐向第三、第四辆汽车开火。轰隆隆的枪声，顿时振破了早晨静谧的空气，车上的日本鬼子们被这突如其来响起的枪声打得晕头转向。这两辆车上的鬼子，顿时吓得慌了手脚，只有招架之功，没有还手之力，连枪也不知道该怎么打了，只是一个接一个地往车下翻滚，下来的差不多都躺下不动了。前面的第一辆车和第二辆车稍一犹豫，车上的鬼子纷纷开始往下跳，这时刚好处在重机枪的火力范围之内，正好调转枪口对准那两辆汽车，一阵接一阵地狂吼乱叫了起来。只见那些鬼子们全都慌乱成了一团，只是胡乱地朝天一通射击，其余的敌兵，就向汽车的另一面往下跳。不跳还好，一翻车往下跳，没有了装甲的遮挡，身体全都暴露出来了，更是成了重机枪的活靶子。只见车上人翻，但是在翻下车来时，再能动弹的就不多了。幸存的日军，在无处掩蔽身体的情况下，都慌忙地卧在车那面靠马路的水田边，向这边还击。国军隐蔽在山麓草丛中，被遮蔽得很严实，敌人不容易发现他们；而敌人在光光秃秃的马路边，目标暴露，一打一个准。后面两辆车上的鬼子，趁前面打得激烈，还来不及顾及到他们，于是就趁机偷偷地溜下车来，准备从后路包抄。恰在这时，只听得一阵更加猛烈的枪声响了起来，原来是大部队听到这边的枪声后，团长带领着部队赶来支援，因此这部分鬼子很快就被打了回去。
战斗进行了一个多小时，鬼子伤亡很大，剩下的不过三四十人了，但仍在顽抗。团长觉得不能战斗得太久了，恐怕应城再派出更多的援兵来，那样小仗就变成了大仗，跟他们的目的不相符合，于是命令重机枪继续扫射，其余的人有步枪的拿步枪，有轻机枪拿轻机枪，有手枪的拿手枪，最后没枪的都拿起手榴弹来，一起朝着鬼子们高喊着冲锋陷阵。罗连长拿了一挺轻机枪，绕到村子那面被炸毁的桥边，冷不防地朝向卧在马路边的敌兵，一个来回扫射。机枪的射速快，每分钟可打五百发子弹，这一下，马路边无处躲藏的日本兵，差不多全都被打光了，最后只剩下六个日寇，连忙站起来空手转身就往水田里分散奔逃而去。
国军士兵一见此状，一边高声喊叫道：“冲啊！杀呀！”一边端起枪来就冲了过去。这些日军见状，早已经没有了还手之力，只好连忙跪在地下，举起双手来投降。官兵们杀鬼子的心情真是太强烈了，看见没死的伤兵就捅，就连举手投降鬼子也不放过，一个活的都没有留下来。所有的鬼子全都被消灭得一干二净。先前派去攻打据点的那个连，见这边打得热闹，据点里的鬼子蠢蠢欲动，准备出来接应之机，顺势冲过去消灭了那些鬼子，断掉了那个据点。
正在这时，团搜索排长带了三个士兵过来，对罗连长说道：“察觉你们失去联络后，我们团还在离这里有十二来里的地方，听到这边有枪炮声，断定是你们遭遇上了敌人，部队即往这边开来支援，等大部队赶到了那面高地时，战斗已经接近尾声了。好在我们帮你们干掉了后面那两辆汽车上的鬼子，不然你们就危险了。恭喜你们打了一场大胜仗啊。”
战斗结束后，清点战利品，共缴获轻机枪六挺，步枪一百二十多枝，钢盔八十多个，饭盒八十多个，三面日本“膏药”旗子，两把日军军刀，光手表就有一百多块。
两天后才弄清楚，当天下午师长曾派输送营去战场清点敌尸，遗下的日军尸体是整整一百七十八具。这次战斗不仅消灭了大量日军，更重要的是，还端掉了日军的一个据点，在日寇的封锁线上打开了一个重要的缺口。他们走了之后，新四军游击队和当地的民兵等武装力量，立即迅速地占领住了这个缺口。从此以后，日军再没有多余的精力来补上这个缺口，宋应公路上的封锁线也终于被打破了（注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