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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许有强匪部破坏中共地下交通线，残害抗日军政人员，抢劫当地百姓财物，民怨沸腾，成为了新四军在此地开展抗日斗争的严重障碍，当时豫鄂边区党委，边区保安司令部指示京北县委，建立京应剿匪指挥部，务必一举消灭许有强匪帮，以绝后患。
为了肃清这股骚扰老百姓，干扰根据地的土匪，中共京（山）应（城）县委、京（山）安（陆）应（城）县委、京北县委三县联合，成立了宋（河）应（城）工作委员会及剿匪指挥部，徐履青任书记兼指挥长，屈萼任副指挥长，杨秀山担任宋应工作委员会的副书记，重点开展对许有强及其所属匪部的工作，并着手进行围歼剿灭和有力打击的准备。当时，三县委领导下的武装力量，都只是一些民兵及自卫队等民间武装，新四军五师由于作战任务频繁及艰巨，暂时还无暇顾及这股土匪，因此剿匪的重担就落在了这些民兵及自卫队武装的身上。论人数，民兵及自卫队跟许有强的土匪不相上下，可论战斗力，民兵及自卫队跟许有强的土匪就不在一个层级上了，因为这些民兵及自卫队员们放下枪就是农民，他们农忙时节还要下地去忙种忙收，只在农闲时节或是紧急情况下才能拿起武器来武装自己，军事素质和作战经验非常低下和欠缺；而许有强的土匪们大多数人除了惯匪，就是兵痞，个个都能单兵作战，可以以一敌五，甚至以一敌十；再说民兵及自卫队员们手中的武器五花八门，而且大多数人只是一些大刀、梭镖等冷兵器；而许有强的土匪们全都是从日本人那里弄来的新式步枪或是“王八盒子”手枪，射速快，弹药充足，所以说对阵双方的实力根本就不在一个等量级上，怎么样才能剿灭这股力量强大的土匪，就成了指挥部需要慎重考虑的一个重大问题。
在一次会议上，杨秀山发表自己的意见时说道:“从以往历次剿匪的效果来看，土匪们总是剿而不灭，过后又是死灰复燃，成了牛皮癣。这一方面，可以归结为土匪们无比狡猾、奸诈所致；另一方面，官匪勾结，兵匪一家，利益输送，这也是一个最主要的原因；还有就是，因为没有摸准土匪们的习性，土匪们以往欺负普通老百姓欺负惯了，所以首先他们在心理上占有一定的优势，对那些手无寸铁的人，主要是靠气势取胜，土匪人多势众，又有武器，老百姓自知打不过他们，只得舍财免灾。可一旦与正规部队正面接上火的时候，他们处在弱势，又只好溜之大吉，从来不与剿匪部队发生正面冲突，或者说他们只是被逼无奈的情况之下，为了逃命，或是为保护自身利益，才少之又少地与剿匪部队作战。即使如此，那他们也不可能跟谁拼个鱼死网破，或者说是拼光老本的吧？你如果毁了他的老巢，他就换个地方另起新张；你如果打散了他的队伍，等风声一过，他又可以召回旧部。这就是为什么土匪剿灭不绝，而且还越剿越多，土匪们也越来越心狠手毒，越来越不讲规矩，永不断根的真正原因。我认为我们可以用‘大禹治水，堵不如疏’的方法，来收编改造这帮土匪，为我所用，为抗日队伍多增加一份力量，以绝后患。”
大家都纷纷表示同意杨秀山的意见。于是把原来准备剿灭的方案，修改成了因势利导，指明道路，收编和改造许有强及其匪部的新方案。这时，新四军五师政治部也在各集镇书写巨幅标语和印发传单，抗日《七七报》也登载了许有强抗日杀敌的新闻，这一方面是，以此来鼓舞人民群众抗击日寇的信心和决心；二来也是，向许有强匪部表明共产党的态度，欢迎许有强率部回归新四军，同心抗日，为收编工作创造有利条件。并表示只要他能回归人民阵营，真心抗日，不再为害老百姓，就可以对许有强及其匪众既往不咎。要求他立即弃暗投明，团结起来，一致对外，共同抗日，再立新功。
许有强看到了这番政治攻势，心里就有了一些活动。他想，日本人剿他，新四军拉他，国民党一会儿剿，一会儿又拉，不知道他们到底是在假剿真拉呢，还是在真剿假拉，亦或是半剿半拉，半拉半剿，弄得他心里是犹如十五只水桶打水——七上八下的，五心不定，看不明白，恐怕主要还是为了利益输送吧。可那些以剿匪为名的官兵们，个个都是见钱眼开，吃肉不吐骨头的豺狼，永不餍足。有时候给钱可以免灾，有时候给钱还要搭上性命，所以他对国民党也是半信半疑，不信又不甘心，信又不敢放心。因此他总是疑疑悔悔，莫衷一是。再加上磨棋观老巢被毁，自己没有了落脚之处，处境艰难，只好东一下西一下的，今天借人家民房住一晚，明儿在露天野地里凑合一下，手底下的土匪们一个个士气低落，人心不稳，与其这样内外交困，艰难度日，日本人那里是绝对不能再去的，不如就跟了共产党算了。再说，自己以前就在新四军游击队里干过，还杀过那些日本鬼子，在共产党眼里真的可说是“抗日民族英雄”；他们还说只要团结起来，一致对外，共同抗日，再立新功，不骚扰老百姓，一定既往不咎。自己目前也只有这条路可走了。此时的许有强真的是内外交困，居无定所，难以藏身。想到这里，许有强有意停止扰乱社会民众，投向共产党新四军。
于是，许有强委托一些地方绅士，向宋应工作委员会和剿匪指挥部提出：同意中共主张，停止摩擦、共同抗日，队伍归编。但他又提出了“受编而不大调”的请求，并希望尽快互派代表举行受编谈判。
在宋应工作委员会和剿匪指挥部看来，这显然还是以前土匪们经常惯用过的伎俩，无非是想借此缓一口气，等他们缓过气来了，一旦有了机会还是要再去当土匪的。当时，京应工委和剿匪指挥部为了团结抗日队伍，壮大抗日民主力量，决心立即收编，收编过来后再对其进行改造，这也是原来对付其它土匪一贯的做法，可以说在这方面他们还是积累了一定的经验的，对于收编许匪，也是有一定的信心的。为了尽快收编这只土匪队伍，就得立即派出谈判代表与他进行谈判，在不违反重大原则的前提下，可以暂时答应他的要求。为了营造良好谈判气氛，宋应工作委员会和剿匪指挥部决定派出与许有强有着特殊关系的杨秀山，首先去与许有强进行接触。
宋应工委副书记杨秀山，以自己跟许有强是发小及未婚妹夫的特殊关系，带手枪队长龚成清首先去与许有强见了面，跟他初步地谈了谈，并在许部住了三天，以便摸清其内部情况。发现许部手下大都怨气很大，大多数人是不愿意再继续当土匪，过那种饥一餐饱一餐，居无定所，餐风宿露的日子了，也不愿意继续再打内战了；许有强本人也有心痛改前非，回归新四军，团结一致，共同抗日，再立新功的想法。但他提出要同指挥长徐履青亲自谈判。杨秀山为了稳住许有强及其土匪，答应他马上回去再做安排。他们回来之后，向指挥部汇报了许有强希望尽快另派徐履青为代表，与其举行正式谈判的要求。当时边区党委在大洪山召开党委会，宋河工委派人向边区负责人李司令、陈大姐、许子成、郑绍文和京北县委书记李蔺田，作了汇报，说明许匪不接受杨秀山、龚成清两人作为谈判代表的情况，并提出要徐履青亲自作为谈判代表去跟许有强谈判的要求。
上级领导考虑到这次谈判风险极大，本不想答应许有强的这种过分要求，可徐履青为了早日收编这股土匪，除去当地百姓的心头之患，也为抗日队伍增加新的力量，他向上级领导表示，可由自己亲自出面，去与许有强谈判，他说：“只要能够争取许有强匪部反正改编，我个人即使冒再大风险那也是非常值得的。”
经过仔细研究，为了顾全大局，边区党委最后决定，派徐履青去与许有强谈判利大于弊，如果答应他的要求，这也是我党对他表明的一种态度，对谈判也是十分有利的。于是上级领导决定，由徐履青代表中共，亲自去跟许有强进行谈判。
徐履青回来后，就把上级的这个决定，告诉了剿匪指挥部的同志们。副指挥长屈萼担心地说道：“这太危险了，倘若有诈，后果不堪设想。要去也是我这个副指挥长去跟他谈，指挥长坚决不能够亲自去的。”
徐履青，名银池，京山罗店镇徐店乡谭家嘴人。祖辈以贩运木材为生。兄弟三人，排行老大。他幼年上过私塾，稍长便跟随父亲学做生意。由于他常年在外奔波，见多识广，视野开阔，思想活跃。1929年，中共鄂西特委派人到京山宋河、石板河地区建立党的组织和发展革命武装，开展兵运和匪运工作，徐履青积极参加一切活动。他在农民协会的领导下，同广大贫苦农民一起，开展减租减息，打击土豪劣绅、恶霸地主的斗争，迎接红军的到来。他立场坚定，旗帜鲜明，怀着满腔的热忱，全身心地投入到革命斗争的疾风暴雨中去。然而，这场轰轰烈烈的土地革命，遭到了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严重破坏，从军队到地方，开展了杀所谓“改组派”的“清洗运动”，各级苏维埃政府和农民协会，遭到了残酷的打击，损失惨重，元气大伤，红军只得被迫离开了湘鄂西革命根据地。徐履青无所依傍，心有寂寂，无奈只得重操旧业，继续去做木材生意。
1938年，在鄂中特委指派的工作人员帮助下，他又重新加入了革命队伍。
1939年，中共京应县委领导的京应抗日游击大队，被编入新四军前身豫鄂挺进支队第三团后，徐履青利用“汉留会”和其家族的关系，重新组建和发展地方武装力量，策划驻应城魏家河“黄伪军”马筱甫部一个连的兵力拖枪反正。为使策反成功，徐履青作了周密地部署和安排，并集中县、区委负责同志的几只小手枪，借用黄家寨护寨用的七、八条土造步枪，临时在石板河组织起了一些党员和积极分子，组成了一支精干的战斗部队。徐履青就带领这支十多人的队伍，利用“黄伪军”团长马筱甫做生日的机会，与内应一起击毙其警卫员，缴获长短枪十来支，拉出了一个排的兵力。后来在其基础上，又动员吸收石板河周围的一些党员和青年积极分子，在三家湾整编组建，成立了京山县石板河抗日自卫中队，自任中队长。并带领这个自卫中队在八字门、石板河等地配合新四军主力部队，顽强阻击日寇旅团司令官冈崎少将亲自指挥的五路日伪军，对新四军鄂豫挺进司令部根据地发起的进攻，取得了反“扫荡”的胜利。
此后，为了扩大影响，更好地发挥这支队伍的作用，县委决定以这个中队为基础，于1940年在石板河涂家畈，扩编为三个中队，成立京应游击大队，徐履青任大队长。他带领这支队伍参加过“公安寨伏击战”、袭击云梦县城的战斗、侏儒山战役、粉碎顽军进剿等大小战斗，出色地完成了任务。后任县委社会部长，建立京应剿匪指挥部时，徐履青任京应剿匪工作委员会书记兼剿匪指挥部指挥长。
屈萼原是天门县钓鱼咀人。他家乡遭遇水灾，父母被水淹死了。留下兄妹二人，只好逃荒到了京山，屈萼当时才十五、六岁，妹妹十三岁。两人到处流浪，靠打三棒鼓卖唱谋生，历尽千辛万苦，挣扎在死亡线上。他们流浪到了随县的一个地方，暂时借住在人家的一个破碾子屋里。妹妹生了病，躺在破屋里发高烧。哥哥屈萼出外讨饭，饿昏在半路上，徐履青路过时发现后，把他救了过来，等他回到碾屋去找妹妹时，妹妹不知怎么不见了，后来也一直没找到，生不见人，死不见尸。徐履青便将屈萼领到自己家里，把他当作自己的亲兄弟相待，不仅帮他治好了因流浪而生的满身疥疮，还教他识字学文化。渐渐地，屈萼在徐履青的帮助和影响之下，也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这次成立宋应工委和剿匪指挥部，两人分别担任了正副指挥长，屈萼成了徐履青的得力助手。
徐履青见自己和屈萼意见不统一，于是马上召开了剿匪指挥部和宋应工委会议，研究谈判问题。经过一番辩论后，会议决定，除由徐履青自己亲自出面，去与许有强谈判外，还在屈萼本人地强烈要求下，决定由徐履青带副指挥长屈萼，一同前去参加谈判，这样两个人可以互相有个照应，以防万一许匪中途变卦，出什么幺蛾子，屈萼可以以身为盾，帮助徐履青全身而退。会议还决定，如果徐履青牺牲了，就由手枪队长龚成清接任剿匪指挥长，屈萼接任工委书记。
这一夜徐履青没有睡觉，等着他去做的事情实在是太多了，他要安排家里的工作，还要防备他如果出事后家里的其他人事安排，这些都要在他出发前安排好。除了工作上的安排，还有做通自己家里人的思想工作，嘱咐他们如果自己这次牺牲了，一定不要给党组织增添负担，自己能解决的事情，一定要自己去做；还有，他对自己的爱人说：“孩子们一定要自己亲手抚养长大，让他们多学文化知识，练好本领，将来好为新中国的建设做出自己的贡献。还有父母老了，我牺牲后，要尽量地隐瞒消息，宽慰他们。还要为他们养老送终。”等等。他有说不完的话，做不完的交代。
出发前，徐履青对大家表示决心说道：“许有强这个人，以我跟他多年打交道的经验，我是了解他的，既奸诈狡猾，又狂妄自大，嘴上说要向我军投降，可能内心里并非是心甘情愿的，只不过是受环境所迫，想缓口气罢了。我徐履青是他的死对头，这次他点名要我去和他谈判，一是因为以前我做过他的大队长，二是我这样的身份可以抬高他的身价。如果谈得成的话，无疑是给革命队伍添加了一份力量；如果谈不成他有可能不会放过我，因为我想要剿灭他，他也想要杀了我。因此我认为这次谈判是凶多吉少，我是共产党员，心甘情愿为党和人民的革命事业以身殉职，如果我牺牲了，希望同志们能够继续去完成我未竟的事业……”然后他又拉着屈萼的手说道：“我已经作好了为党、为人民牺牲的准备了，只是千万不要把你也陪上才好啊！”
屈萼说：“我的命本来就是你捡回来的，能够为革命事业牺牲，为劳苦大众献身，我将含笑九泉。”
战友们听了他的这番话，激动得珠泪滚滚，纷纷要求去作陪参加谈判，以保证徐履青的安全。他坚决不同意大家的要求，要大家按照上级指示原则办事，安排好今后的工作，作好了万一事发突变的准备。
11月5日晚，徐履青和屈萼一同来到了约定的谈判地点徐店，但是许有强却爽约了，说是他发高烧，要求改为第二日上午在九里潭许有强的暂住地，当地士绅徐开泰家里进行谈判。不知道这是不是一个阴谋，因为许有强身边还有一个诡计多端的师爷陈殿楠，这个人善于搞阴谋诡计，即使许有强愿意归顺共产党新四军，陈殿楠出于某种目的，有可能会破坏这次谈判。所以，就更加地增加了这次谈判的风险。
11月6日，为稳妥起见，双方都在当地邀请了一些有名望的绅士作见证，然后双方准时来到了徐店九里潭开明绅士徐开泰家中，共同举行停止摩擦的受编谈判。谈判开始前，为防止双方人员携带枪支进入现场，专门经过了严格的搜身检查。但是，当谈判开始后，徐履青将许子威、郑绍文的亲笔信交给了许有强，接着他与屈萼同许有强开始就部队改编的问题，进行正式谈判的时候，许有强的师爷陈殿楠，却在暗中使诈，将一支手枪藏进了一捆白菜里，从屋外混进厨房内，借在厨房烧开水之机，将暗藏在白菜内的手枪装弹上膛，趁徐履青低头喝开水之机，猛然冷不防地冲他的头上开了一枪。子弹击中了徐履清的头部，右脸进，左耳出，但人一时还未断气。
徐履青这时毫无惧色，视死如归，大义凛然地说道：“你们这些汉奸、走狗，民族败类，如果不立即悬崖勒马，回头是岸，继续与人民为敌，那么共产党、新四军、以及人民群众是决不会饶过你们的！”他又对屈萼大声地说道：“许有强没有谈判诚意，我们上当了，你快跑吧，去向战友们报告许匪假谈判真破坏的阴谋，让同志们不要再上他的当，受他的骗了！”
这时，一伙土匪听说屈萼要跑，于是一拥而上，将屈萼捆绑了起来，然后向外推去，不知会要怎么样处理他。徐履青对许有强厉声喝道：“要杀你杀我一个，屈萼是我兄弟，你放他走吧！”当时在场作保的一些绅士也一起向许有强求情，要求他不要再杀人了。然后簇拥着徐履青快速地向后门走去，可是埋伏在后门外的匪徒，这时又拿起顶门杠来，向徐履青猛地一下拦腰打了过去，徐履青被他们打了一个踉跄，几乎扑倒在地。
由于事发突然，一开始，许有强还有些目瞪口呆，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当他看到是陈殿楠手里拿着枪，枪口还在冒着青烟的时候，他突然明白了这件事情全都是师爷在作怪，这一切也全都是他背着自己安排的。他突然想起了就在昨天晚上，自己准备出发到徐店去跟徐履青谈判的前夕，陈殿楠就阻拦住他，说道：“大哥，你不能去跟共产党谈判，跟共产党谈判就是向共产党投降！你要好好地想一想，你以前是杀过那么多的共产党的，你跟共产党做过那么多的对头，你这次去跟他们谈判，就是将自己亲自送上门去，那共产党会饶过你吗？再说，底下的弟兄们也不会答应的啊！”
许有强本来就对谈判是半心半意的，要不是目前处境困难，投靠无门，他是绝对不会心甘情愿地去投共的。如果真让他去投了共，他曾经在新四军游击队里干过，确实有些受不了那些纪律的约束，也过不惯那种吃苦的日子，正如陈殿楠所说，自己曾经还杀过那么多的共产党，干过那么多的绑架勒索，抢劫杀人的事情，共产党就真的能够既往不咎吗？但是，不投共，怎么能够摆脱目前所处的困境呢？这些都是在他心里想过无数遍的事情，可是如果他把这些话说出来，他们这些手下人又有谁能够理解得了自己的这一片苦心呢？于是他只好对陈殿楠说道：“我心里自有分寸，谈得好就谈，谈不好继续当土匪不就得啦？”
他是这样想，这样说的，可在陈殿楠的心里，他又是极不愿意投到共产党新四军里去的。这不光是他吃不了那个苦，受不了纪律的约束，还因为共产党曾经分过他家的地，打过他家的土豪，由此，他跟共产党有仇。他是宁可过这种居无定所，打家劫舍，吃肉喝酒的土匪日子的，因为这样自由自在啊！没有纪律约束，没有上级管制，自己想怎样就怎样，想抢谁就抢谁，想杀谁就杀谁，在这方天地里，全听自己发号施令，这样的日子岂不更加地快活？他是真怕再去过那种被人管束的日子的，因为以前他爹管得让他太不自由了。所以当他看到许有强要去徐店谈判的时候，就鼓动起几个跟他心思差不多的土匪来，拦住许有强道：“大哥要从长计议啊！”
这一拦住从长计议不打紧，许有强这个晚上就好像被他们软禁了起来，什么事情都不能够干了，就只能临时取消即将开始的谈判，派人送信去说自己发高烧，要求改在第二天上午在他们的暂驻地，九里潭士绅徐开泰家里举行谈判。徐履青听说许有强病了，还发着高烧，信以为真，也就不能够勉强，心想，吃五谷杂粮的人，谁还没有个头疼脑热的时候呢？
可是这一夜，陈殿楠没有能够说服许有强，许有强也没有能够说服陈殿楠。直到了第二天谈判开始以后，陈殿楠自作主张，从中使诈，先是把枪藏在白菜里拿进了谈判现场，然后装枪子弹上膛，再然后趁徐履青低头喝水时，向他的头部开了一枪。事已至此，许有强本来就没有打算真心去投共的，只不过是想借此机会缓口气儿，现在陈殿楠逼他向共产党当面翻脸，他如果不跟陈殿楠站在一起，就有可能失去那部分弟兄们的心，在自己的队伍中失去威信。如果队伍乱了，那以后这队伍还怎么带呢？于是他从陈殿楠手里夺过枪来，一不做二不休，丧心病狂地便对准徐履青又开了一枪，这一枪打在了他的胸口上，只见一股鲜血往外直涌，于是徐履青就这样倒在了血泊之中。
徐履清遭此枪杀，导致谈判破裂。在乡绅们的奋力劝阻之下，许有强才没有继续杀掉另一位谈判代表屈萼。过了几天之后，又在众乡绅的恳求和担保之下，土匪们才将屈萼放了回去。
这次谈判由于防范不严，甚至是有些处处迁就许有强的意思，这让他产生了一种错觉，认为共产党有求于他，所以他有恃无恐，认为共产党不能够拿他怎么办，所以他不仅没有谈判的诚意，还枪杀了共产党的谈判代表徐履青，给革命事业造成了巨大的损失，这是血的教训。对敌人、对土匪，无论在什么时候，什么情况下，都不可以掉以轻心，要时刻提高警惕，防患未然。
后来，陈殿楠赌博恶习难改，有一次，他在彭畈村赌博时，跟一彭姓汉奸起了冲突，仗着土匪的气势，他把这个彭汉奸狠狠地揍了一顿。彭汉奸也不是个轻易能够让他认怂的角色，后来过一段时间，趁陈殿楠回老家结婚的第二天，他去向日本人告密，谎称陈殿楠是共产党，日本人便立即将其逮捕。再后来，陈殿楠被日本人用麻袋把他装了起来，拿刺刀拌了“豆腐”，埋进了团山庙的矿洞里了。这就是作恶多端的恶人应该得到的罪恶下场（注１）。
注１：本章节史料来源参考自中共京山市委组织部·京山市党史地方志办公室编《赤血春花》“徐履青”等文；京山县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京山县总工会编《京山文史资料》第五、六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