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秀山接受上级指派,到高台乡去开展工作,担任高台乡区委书记职务。当时,高台乡是一个群众基础差,工作难度大,全县工作最为落后的一个乡区。对于高台乡的基本情况和工作难度,杨秀山曾在京北县委组织部接受工作时,就被作了交代。为了不让高台乡拖后腿,组织部门决定派杨秀山到此地去工作,并决心要改变这种落后的状态。
这个高台乡所在的地区,是三阳店、宋河、枣阳和襄樊三县四地交界的大山里,有一条大路从这里经过,是豫鄂边区和新四军根据地的边远地区,也是一个“四不管”的地方,不但受到大地主和伪顽势力的威胁,土匪还多如牛毛。这里的土匪、流氓,用各种方式收买、搜集国民党溃军的枪支弹药,组成了大大小小的游杂武装,那个时候有枪就是草头王,所以镇上的饭店、茶馆、牌场很多,挎枪的各色人等在这里进进出出,吃喝玩乐,社会风气一方面是与外界隔绝、闭塞,另一方面是腐化、浑浊、堕落。大多数民众受其影响,普遍都不事生产,而是经常以打牌、赌博、游手好闲为向往的美好生活。
时任乡长毛天成,出生于一个较富裕的地主家庭。因为家有良田数十亩,从小娇生惯养,衣来伸手饭来张口,不学好事,专走歪路。长大后不务正业,田里的农活一律交给别人去做,自己则游手好闲,好吃懒做。跟着别人学皮影戏,唱花鼓戏。如果说学这些东西能够专心专意地学,也是能够取得一定的成就的,可他却三天打鱼,两天晒网,高兴了就唱两句,不想学就放下不管,并不以此为正业,每天一觉睡到太阳晒屁股还不肯起床。学习起来也是随心所欲,东一锣锤,西一喇叭。到头来一事无成,倒是特别地喜欢凑热闹,哪儿人多就往哪儿凑,所以他很早就加入了“汉留会”。
所谓的“汉留会”,即洪门帮会组织,起源于明末清初,以抗清复明为宗旨,取明太祖朱元璋的“洪武”年号为名,称为“洪武之门”,后简称“洪帮”,又称“汉留”或“汉流”,即汉人“留下”或“流传”之意。民国后渐渐式微,日军入侵后,洪帮又起,重又活跃起来了,而且发展得很快,“汉留会”遍布鄂中各地,一开始由国民党顽固派操纵,后来在中共鄂中特委书记杨学诚的引导下,以及共产党员地有意加入,并经过改造、团结、发展,使之转化成为了在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武装力量,担负起为抗日筹钱、筹粮、筹医药,提供情报、收集武器弹药、补充兵源等重要任务。石板河黄定陆(1900年2月5日出生于地主家庭,1917年入读武昌文华中学。后回乡当上了国民党石板河乡联保主任,并充任当地“汉留会大哥”。在杨学诚等共产党人的感召和影响之下,遂投身革命,加入了中共。后任“应抗游击大队”大队长,及至京山县抗日民主政府县长)、小焕岭屋主张光泽(此人也加入了中共)就是“汉留大哥”。
毛天成后来在“汉留”大哥及共产党人的影响之下,参加了抗日游击队伍。由于他一开始表现积极,能说会道,不久便逐渐地当上了侦查参谋。参谋虽说不是个多大的官儿,但在一般游击队员面前,却大小是个干部,这个时候因为有“汉留”大哥的辖制,虽然他有些得意,但还不敢忘形,工作起来也还比较积极,分配给他的工作任务等,也能较好地完成。后来由于工作需要,便让他当上了这个边远地区高台乡的乡长。
自从当上乡长以后,毛天成认为自己对革命有功,在人之上,而且在这个“四不管”的地方也没人能够管束得了他,“老子天下第一”,于是以前养成的一些不良习惯,便自觉不自觉地暴露了出来。这个乡本来情况就很复杂,敌、伪、顽、中共力量犬牙交错,他却不能够全身心地投入工作,虽为党员,却从不过党的生活,不进行自我批评,也不接受他人的批评,作风懒散,整天手里拎着个酒瓶子,把自己喝得醉醺醺的样子,还喝汽水,吃罐头,这些在老百姓眼里都是奢侈享受的表现。这还不算,他还一下子勾搭上了两个女人,一个叫“曾妖”,另一个叫“胖妖”,这俩人都是农村里好吃懒做,喜欢在男人面前扭捏作态,作风不大正派的女人。毛天成跟她俩同时睡在一张床上,好吃好喝地招呼着,就是不干正经的事儿。他自己不仅不抓武装,还与国民党籍联保队队长拉拉扯扯,称兄道弟,关系暧昧。他还把党内同志之间正常的工作关系,搞成了“拜把兄弟”的关系。因此,在许多原则问题上不能坚持原则,只能放任自流,群众弄不清楚他到底是在为共产党工作,还是在为国民党、亦或是在为日伪工作。特别是他把中共的支部会开成了“汉留会”,相互之间称呼不叫同志,而称“大哥”、“二哥”,把正常的党内活动,当成了“汉留会”兄弟之间的拉扯勾连,拉帮结派,致使工作落后,人心丧失,给中共造成了不利的影响和很大的损失,在群众中间留下了不良的社会映像。
期间,由于高台乡当时情况较为复杂,这儿无论是中共组织的发展,或是抗日武装的发展都不能令上级满意,于是杨秀山就被派到这里来工作了,担任了区委书记,希望他能带领大家扭转这种不良的风气。
杨秀山到京北高台乡来工作后,及时地了解到了这个支部普遍存在的许多问题,如开会难、收党费难、开会效果差、搞形式主义等不良现象。发现这个地方确实是情况异常的复杂,不仅敌、我、顽力量犬牙交错,而且敌对势力似乎还要压过中共实力,只要稍有疏忽,就会有被湮灭的危险。在这样恶劣的环境下,杨秀山首先是抓党的工作,代表上级党组织及时向处于秘密活动状态的各个支部,介绍了一些开展支部活动的行之有效的具体方法,比如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实行民治集中制,严明党的纪律等。
杨秀山初来乍到,又是一个外乡人,单枪匹马地来到这里,只能依靠本乡本土的人才能开展工作,毛天成是乡联保主任,又是党员,是从新四军游击队里过来的同志,不仅权力大,影响力也很大。杨秀山觉得应该首先从改变毛天成的生活作风开始,让他给大家起到一个模范带头的作用;其次给支部提出改进开会的方法:少些空洞说教,重点放在摆事实,讲道理,做实事,教育落后思想,转变不良倾向。由此在党内支部会上,发动党员同志对毛天成提出了批评教育和帮助改正错误的工作。可毛天成不但不接受,不改正,反而还口口声声地说自己“对革命贡献多,功劳大,你们打过仗吗?杀过鬼子吗?凭什么来教训我?我可是打过仗,杀过鬼子的。”总之就是表现出非常的不服气,不配合,不改正的态度。经过几次这样的批评教育帮助,毛天成不仅毫无悔改之意,依然故我,还要对批评过他的党内同志实施打击报复,给别人小鞋穿。
这个地方有一个保长和一个地主,这俩人都是另一个大地主的走狗,因为毛天成的主要原因,和在党的支部内闹不团结,使党支部失去了凝聚力,和战斗力,使得这个情况被那个大地主知道了之后,觉得有机可乘,于是就叫这两个家伙时刻注意和监视党员们的活动,妄图伺机破坏中共在当地的组织。中共党员们知道了这个消息之后,就很注意提防这两个人了,并在支部会上讨论,决心首先要把这个保长推翻了,然后再打击那个地主。因此,就把工作做了一些具体的分工,有人到联保办公处清查账目,有人到群众中去作宣传工作,大张旗鼓地说是这个保长贪污公帑,账目不清,收支混乱,大部分钱款装进了他的私人腰包,并且还帮日伪收集、递送情报,这样的保长不仅不称职,还危害乡里,作恶多端,号召大家起来反对他,罢免他的职务,要不然,吃亏的就是我们大家了。果然群众响应了这个号召,不出半月,便召开了群众大会,把这个保长所贪污钱款的账目公布了出来,并在大家的一致呼声中,把这个保长捆绑了起来,拉到会场中间接受批斗,还要他吃桐油呕生漆,退还全部所贪钱款,并缴清罚款六十元,认罪认罚才能对他从宽处理。一时间群情激愤,口号震天。这个保长既怕坐牢,又怕群众搂不住火气动手打他,没有办法,也没有退路了,只得退赃认罚,主动引咎辞掉保长职务。这时候,杨秀山就动员党内的同志们,推举出了一个旗帜鲜明,信仰坚定,并能为群众办实事的很好的同志出来接替了这个保长的职位,把这个保牢牢地掌握在了自己手中,取得了这一斗争的胜利。从此开展党支部的地下活动,也就便有了有利的一些条件,风气也开始逐渐地好转起来。
还有那个大地主,就是那个妄图伺机破坏中共在当地的组织的家伙,听说自己手下的那个保长被解除了职务,自是非常的不甘心,就想着搞报复,干扰中共在当地开展的筹粮筹款,支援抗日的工作,搞一些破坏活动。例如鼓动大家不交公粮,也不缴税款,影响抗日的后备工作,阻止群众帮助共产党游击队,反而拿这些物资去支援伪顽队伍,并且打击报复与中共走得近的群众。杨秀山面对敌人的嚣张气焰,不作半点退让,并与之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把这个地主捉起来五花大绑,带上高帽子去游街,并以替民主政府执法的名义,打了他两百大板,直打得这个地主皮开肉绽,哭天叫地。直到这时,他的族人才出面来保他,担保他以后不会再捣乱搞破坏了,这才具保释放了他。从此以后,这个地主再也不敢跟共产党作对了。他的嚣张气焰一下子就被打压了下去,正所谓是邪不压正,这也给了大家一个信心,只要你能够坚决勇敢地与坏人坏事作斗争,就没有斗不过的对手,即使他暂时比自己强大,只要发动群众,就能够取得斗争的最后胜利。
改选保长、斗争地主等,这些都是基础性的工作,最主要的就是要抓武装力量的建设,这是杨秀山以前在徐店区委和其他地方工作所取得的经验教训。高台乡有一个联保队,但是掌握在国民党籍的人手里,因毛天成跟这人是拜把兄弟,杨秀山于是就想通过他去做这个联保队长的工作,以便掌握联保武装,为当地群众保平安,与当地邪恶势力作斗争,为抗击日寇增添一份力量。
这个联保队有六十多人,其中大部分人手上都有枪,因为他们大多数都是从敌伪政权时期收降过来的人员,以及散兵游勇,投诚土匪等,这些人政治觉悟低,立场也不坚定,更经受不住艰苦斗争的考验,只要一有风吹草动,这些人都是不稳定的因素。杨秀山知道毛天成跟这个联保队长的关系不一般后,他就想让毛天成去抓住这支联保武装,为中共所用。
这个联保队的队长名叫黄树堂,此人识字不多,也没什么崇高的理想抱负,只知道今日有酒今日醉,明日无酒明日愁。再就是江湖义气重,为朋友可以两肋插刀,但他以前干过土匪,后来被国民党地方部队也就是曹勖的第六纵队收编,让他当了这个联保队的队长。杨秀山来高台乡工作以后,找他谈过几次话,此人大谈什么“有枪便是草头王”、“有奶便是娘”的土匪及其他江湖思想。跟他讲全民抗日的道理,这他可以理解,他说:“日本鬼子侵占我家乡,奸淫我姐妹,抢夺我财产,让我们不能过安宁的日子,该杀!”如果跟他讲共产党与国民党的区别,他就是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了,说什么“现在除了日本人,就是国民党的天下了,我们的国号不就叫做‘民国’嘛!如果要我跟共产党走,你是能给我吃的呢?还是能给我喝的呢?要不能给我一些枪支弹药也行啊!如果你能给我这些,我就跟你。”
杨秀山拿不出这些东西来给他,一时又很难说服他,心想,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他在社会上混了这么久,一会儿土匪,一会儿国军,现在手里又掌握在这支六十多人的联保队武装,免不了会有一种意得志满,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的骄傲自满情绪,觉得国共日伪等各方都有求于他,这就使得他产生了一种自己就是“土皇帝”的错觉。看来要争取这个黄树堂,还真是心急吃不了热豆腐,得慢慢来,逐渐地影响他,改造他。他想,这事儿还得让毛天成去多做做黄树堂的工作才好。
于是,杨秀山去找毛天成说了这事儿。毛天成说:“咳!他这人就是这样的一个人,说起话来喜欢跟人抬杠。开口就是什么‘有枪便是草头王’、‘有奶便是娘’、‘为兄弟两肋插刀’一类混江湖的浑话,你可别介意啊,他是不会有事的,只要我叫他做什么事情,他不会说半个不字的。”
杨秀山说:“既然是这样的,他跟我又容易抬杠,我看就由你去多做做他的思想工作吧。早日把他争取过来,千万不要让他带着队伍跑到国民党那边去了,更不能让他跑到日本人那儿去。”
毛天成听了杨秀山的话,连忙点头称是,说道:“这个事情看来不能太急,太急了就有可能引起他的反感,那样就不但不能把他争取过来,反而会将他推到国民党或是日本人那边去了。这事儿就交给我去办好了,你忙其他的事情去,放心吧。”
话是这样说了,可只见毛天成大多数时候都只是在跟黄树堂一起吃吃喝喝,猜拳划令,称兄道弟,至于争取他的事情似乎毫无进展。这期间,正是国民党蒋介石“第三次反共高潮”的时期,当时,国民党军队组织起一万多人的军事力量进攻中共豫鄂边区根据地,总指挥就是国民党第五战区驻京山的第六纵队司令曹勖。面对敌人的猖狂进攻,为了保存实力,中共豫鄂边区党委一方面采取针锋相对的政策,组织游击队对其进行干扰,打击;另一方面避其锋芒,让主力部队奉命进行战略转移,地方上只留下少数区乡民兵等武装力量与敌周旋,坚持开展游击战争,以牵制敌人的“围剿”行动。大部队走了,地方民兵又避免与敌正面作战,中共组织只能进入地下活动,真正考验人的时候到来了。杨秀山这时候最担心的不是自己的安全,而是黄树堂和联保队的动态,不知他会倒向哪边去,便一而再,再而三地催促毛天成,去做黄树堂的思想工作,争取早日将武装抓到手。
毛天成又去找黄树堂吃吃喝喝。由于长期这样的大吃大喝,抹牌赌博,搞女人等,一个月的工资根本就不够毛天成的花销。于是他趁曹勖六纵队进剿根据地,主力部队转移,民兵武装打游击,秩序混乱之机,跟联保队长黄树堂相互勾结,派手下人冒充日本人,干起了拉票上款,打家劫舍,杀人越货的土匪勾当。
一天,有几个身穿日军黄军装的,而又不太像日军的人,来到了石板河一家姓张的富户家里抢劫要钱。起初,主人家以为他们真是日本人,吓得不敢动弹。可湾子里有几个胆大的年轻人,听说来了几个日本人,来找张家富户要钱,这几个年轻人本来是想到张家去,给张家人壮壮胆,劝劝和,帮忙讨价还价的。可没想到,走到近处一看,发现这哪是什么日本人呀?虽说那黄军装和翻毛皮鞋都是真的,可听那口音,完完全全就是本地人装扮而成的。还有最可笑的是,那“卫生胡”的胡须,分明就是用毛笔蘸墨汁画上去的。这一下,这几个假日本人就被识破了。
这几个年轻人不由分说,将这几个假日本鬼子捆绑了起来,枪也缴了,声称要将他们交给日本人或是国民党地方政府,以及共产党去处理。这几个人一听,心里害怕极了,却只能强装镇静,继续假装日本人,狐假虎威地学着日本人的腔调,说道:“你们的这样的不行的,良心大大的坏了坏了的,我们的许家坝大大的太君的,赶快放了放了的有,不然死啦死啦地!”
大家一听,肚皮都快要被笑破了,更加地坚信了这几个日本人就是本地人假装的。经过一番审问,这才知道了他们原来是高台乡联保队的队员,是奉了毛天成乡长和黄树堂队长之命,来找张家富户“打秋风”,弄点儿烟酒钱的。
于是这几个人被送到了共产党游击队那里,这事儿便瞒不过去了,毛天成得知消息后,害怕受到共产党的处分,连夜去投靠了汤池的日军,黄树堂也带着联保队的六十余名武装人员,全部拖枪投了国民党军曹勖的六纵队(注1)。
这还不算,为了向国民党军曹勖的六纵队交上“投名状”,黄树堂还到处捉拿追杀杨秀山。杨秀山闻讯马上逃跑,在逃跑的过程中,腿上还是挨了黄树堂的一枪。身负重伤后,冲出重围的杨秀山,最终躲到了四姑泉的一个农户家中,在这家主妇的好心帮助支下,躲进了她家的夹壁里面,这才得以生还。
所谓的夹壁,就是在建房的时候故意做的离得很近的两爿墙壁,这两爿墙壁之间留下来了的一个很狭窄的缝隙,可以站下一个人去,而且人只能侧着身子,才能够勉强地站立在里面。这是一种很巧妙的设计,很隐蔽,不知情的人根本找不到,只会觉得墙壁很厚,还以为是故意建得厚实一点,防止土匪砸墙用的呢。这夹壁本来是用来躲避土匪用的,中间留下的空隙里面既可以藏粮食,也可以藏人,只不过人站在里面有点儿难受,但是难受总比丢掉性命要强上许多,杨秀山就是在这样的夹壁里面,才躲过黄树堂带兵追杀的。
等黄树堂带着队伍走远了以后,这家主人才把杨秀山弄了出来,看到他当时流了好多的血,真是心疼死了,再把他的裤腿捋起来看了看他身上的伤口,还好,只是贯通伤,子弹没留在里面,也不是什么致命伤。杨秀山在这家主人的精心照顾下,用盐水洗洗消了毒后,又找了一块干净的白布,把伤口包扎了起来。为了防备黄树堂再次带人回来继续追杀,他就让这家主人趁着夜色,用一辆架子车,把他送到了仁和店许贵贞那里去,好让她来照顾自己养伤。一来是黄树堂到不了这里,二来是不用麻烦外人,三来是这里比较隐蔽,四是他跟许贵贞有一段时间没见面了,他想借这个机会跟她单独相处一段时间。
许贵贞一见秀山哥伤成这样,当时就吓了一大跳,她马上去抓来治疗红伤的药给他敷上,还给他精心地做好吃的,帮助他尽快的恢复。就这样,杨秀山便安心地在这里养起伤来了。
“今天太阳真好,秀山哥,我扶你到外面走走去吧?”
“不能去?”
“为什么?”
“因为我不想你被别人误会。”
“误会我什么呢?”
“误会你养‘野汉子’呀。”
许贵贞听了这话,生气地一巴掌拍在了杨秀山的伤腿上,嗔怪道:“你这说的这是什么话呀?难道你是我的‘野汉子’吗?”
杨秀山痛得又是缩嘴巴,又是吸冷气的。许贵贞一见,连忙撮起嘴巴来,往他的伤腿上吹气,以减轻他的痛感。“当然不是了。”杨秀山微微地笑了笑说道。
许贵贞说:“对不起,我弄疼你了。”杨秀山又微笑着摇了摇头,表示“没事儿”。许贵贞又接着说道:“那你为什么说怕我被别人误会呢?
“这不是明摆着嘛?因为一个大男人住在一个未出阁的姑娘家里,是很容易被人说闲话的。俗话说,口水能淹死人,你一个姑娘家家的,被我把名声搞坏了,那你以后还怎么去嫁人家呀?”
“我已经有人家了,还去嫁什么人家呢?
“你已经有人家了吗?那人我认识不认识呢?他家里环境怎么样?这个人长得怎么样?他家里离这儿远不远呢?”杨秀山连珠炮似的发问道,看得出来,他心里紧张极了。
许贵贞嘻嘻地一笑,说道:“你干嘛这么紧张呀?那我就老老实实地告诉你吧,说他远呢,确实很远,就像我们现在这样,虽然面对面站着,却不知道对方心里在想什么,你说这能不远嘛;说他近呢,也真的是很近很近,因为他远在天边,近在眼前。”
“谁呀?”
“装傻呀?不就是你嘛!”
“不是,我是怕耽误你了。”
“耽误我什么了?耽误我做豆腐了吗?”
“我是说怕耽误了你的青春!”
“怕耽误,那你现在就赶紧地娶了我呀!”
“不不不,干我们这行实在是太危险了,过了今天还不知道有没有明天的。来不来,这次就差点儿没命了,我可不想让你年纪轻轻地就要守寡。”
“呸呸呸,快别这样咒自己了,这次你不是没死成嘛!俗话说,大难不死,必有后福。我还要跟着你去享后半辈子的清福呢!”许贵贞柔柔地钻进了杨秀山的怀里,脸上露出了幸福地微笑。
“革命不成功我是不会结婚的。”
“那我就在这儿等着你的革命成功了再来娶我吧。”
“那可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情哟。”
“那我就等你一辈子。”
“你放心,绝对不会要你等一辈子的。我觉得我现在已经快要看到胜利的曙光了。”
“就是嘛!我也觉得自己离幸福不远啦!其实我现在这样跟你在一起,就感到比什么都要幸福!”
“你心里真的感到很幸福吗?那好,只要你幸福,我也觉得自己非常的幸福。”
“是的,我们幸福得就像花儿一样。”
“什么花?”
“并蒂莲。”
“我倒是觉得我们不像花儿,像鸟儿。”
“什么鸟?”
“鸳鸯鸟。”
“比翼双飞在人间啦~~啊。”许贵贞学着黄梅戏的唱段唱到。
注1:此节史料来源参考自中共京山市委组织部·京山市党史地方志办公室编《赤血春花》“将计就计”等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