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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8月29日至10月10日，国共双方经过43天艰苦地谈判，达成了《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即《双十协定》。但蒋介石玩弄“假和平、真内战”的反革命手法未变。还在谈判期间，蒋介石秘密印发1933年“围剿”红军时编的《剿匪手册》。《双十协定》墨迹未干，蒋介石又下达“剿匪”密令，令其部下“督励所属，努力进剿，迅速完成任务”，继续向解放区进犯，地处中原前哨的鄂豫皖边区，成为国民党军抢占围攻的重点地区。
从1945年1月以来，国民党军队一直没有放松过对中共武装力量的打击。国共之间剑拔弩张，大规模的内战即将爆发。
1945年9月，新四军第五师奉命组建野战军，下辖第十三、十四、十五旅。同时组成鄂东、江汉两个军区，各辖一个独立旅。10月下旬，中原军区成立，第五师野战军编入中原军区第二纵队。至此，新四军第五师番号取消。
10月30日，正式成立中共中央中原局，同时，成立中原军区和中原解放区行政公署。中原军区下辖江汉、鄂东、河南三个军区和第一、第二两个野战纵队。中原野战军和地方军共6万余人，直接窥视武汉、南京，牵制了国民党的大量兵力，有力地配合党中央实施“向南防御，向北发展”的战略。11月，国民党军队又重新调整部署，并调动大批兵力继续夹击中原解放区。中原主力先后发起了湖阳、双沟、祁仪3个战役，给国民党军队以重创。京山各地全力支援中原军区主力作战，并在六房咀设伤员转运站。这时，在京山各地已能听到国民党军队的枪炮声，战云密布，形势愈来愈紧张。京山各块解放区的党、政、军组织接到上级电示，迅速集结兵力，时刻准备突围转移。此时，中原部队在武汉外围已经形成了一个“铁拳”，成为国民党军队出川和全面发动内战的障碍。对此，国民党叫嚣要在11月份“肃清”中原“共军”，并调集重兵进行严密包围。蒋介石也在美国政府的支持下，调集了十一个军三十六个师三十万以上的兵力，对中共中原地区进行重重包围。
中共中央指示中原部队“仍在豫南、鄂北、鄂东、大洪山、桐柏山、大别山广大地区回旋，坚持至一年的时间，不打算作大的转移。”坚持中原，是一项极具挑战性的任务。在原鄂豫边区基础上，发展形成的中原解放区，自诞生之日起便孤悬敌后，独立作战。中原行政公署领导边区军民，在争取和平民主反对内战方面，与国民党反动派展开了激烈的斗争。
在敌军腹地坚持，谈何容易。由于国民党军的步步紧逼，中原主力部队被迫于1945年12月中旬向平汉铁路以东转移。当1946年1月部队行进到湖北礼山（今大悟县）和河南光山一带时，恰逢国共双方签订停战协定。李司令率领三万中原军区主力部队，就地停止军事行动。部队被围困在方圆不到百公里、人口仅四十余万的狭小地区。由于解放军在反击国民党军队的进攻中取得了一系列的重大胜利，加上国内外和平舆论的压力，蒋介石被迫同意共产党提出的无条件停战的建议。
1946年1月10日，国共双方签订“停战协定”，并分别发布了“停战令”，规定从13日起，双方停止军事行动。就在停战协定即将签署生效前夕，蒋介石指使其军队抢占战略要地。国民党一四九军第一二五师抢占了鄂中制高点大洪山。中共江汉军区及洪山地委被迫撤离，京钟随县委转移到京山西北乡向家冲一带。因此，京钟随大洪山地区包括其所辖的京山西北乡六房咀一带得而复失。停战令下达后，根据上级指示，京北、天京潜、京安、京钟各县委已经集结待命的干部，及武装返回原地，坚持正常工作。
在停战令生效后第一天，即1946年1月14日，国民党第七十五军第六师第十六团及第十八团一部，与第六十六军第十三师，在大洪山地区侵占江汉军区的三里岗、三阳店、宋河等地，并将中原军区留在坪坝、仁和店的伤病员40余人全部杀害。京山各解放区周围的国民党部队，也在不断挑起事端。面对国民党破坏停战协定的行轻，解放区军民从和平的大局出发，一面强烈要求国民党当局停止向解放区进攻，一面坚持自卫原则，针锋相对，坚决进行自卫反击。
然而，国民党军毫无停战诚意，继续进占息县、光山、大洪山等地，对中原部队形成包围态势。中原部队顾全大局节节退让，根据地日渐缩小，陷入严重供应危机。
4月初，国民党七十五军某团，以钳形攻势进攻江汉军区某部驻地付家坡。江汉军区独立旅某团在参谋长徐德的指挥下，迅速抢占制高点，与敌展开白刃战。同时又派突击队包抄夹击其两侧，国民党军从付家坡败逃。这段时间，京安解放区也经常遭到国民党军的袭击，中共京安县委被迫不停地转移。在京北，中共京北县委下辖的西北工委驻地，遭到客店坡国民党乡武装偷袭，西北工委与江汉军区某连进行反击，捣毁了国民党的两个乡公所。5月27日，国民党天门宪兵队与岳口区署武装，共400余人进攻天京潜地区，天京潜武装被迫自卫还击。经过激烈战斗，毙伤100余人，并俘虏其分队长及以下10余人。
6月中旬，中原军区截获蒋介石密令，由于国民党统治集团通过战争消灭人民革命力量的企图始终未变，蒋介石一直加紧部署全面内战。1946年6月，国民党集结30万重兵，以5比1的优势完成了对中共中原军区主力6万人的军事包围，并扬言在48小时内聚歼中原部队。形势万分危急，内战一触即发。根据上级指示，京山各解放区抓紧各项工作，随时准备突围。得知敌军将于6月26日开始进攻，7月1日发动总攻击，中原部队已不能继续在原地坚持，必须主动突围。
李司令与中原局、中原军区领导等通过反复讨论，决定月底开始由主力从西部突围，并发电请示中央。中央复电：“同意立即突围，愈快愈好，不要有任何顾虑。”“今后行动，一切由你们自己决定，不要请示，免延误战机。”
局势迫在眉睫，大战一触即发，但实际突围过程却颇具戏剧性。由于中原军区驻扎的大悟宣化店，还住着负责调停的美、蒋两方代表及工作人员，实际是国民党安插的“眼睛”。一旦中原主力撤出，难免引起警觉。为此，李司令精心布局，一是让鄂东独立二旅的政委张体学，带一精干部队接替中原军区机关和直属部队驻防，制造中原军区还在宣化店的假象。二是让中原军区文工团组织“慰问晚会”，在突围当日上演，进一步迷惑美蒋代表。三是考虑到美蒋代表可能会要求与他见面，他还事先准备了一张明信片，写上“中共中原军区司令，陆军步兵中将李先生亲赠，六月二十八日午前于宣化店”字样，营造自己尚在宣化店的假象。
大悟县宣化店镇，位于鄂豫两省交界，处于大悟县东北部，竹竿河上游。东邻河南省新县，与该县卡房乡、苏河镇相连；南接本县黄站镇、丰店镇；西连本县三里城镇、五岳山林场；北望河南省罗山县，与该县周党镇、定远乡、山店乡相连。这里山峦起伏，土地开阔，由于南面的武汉地区大量集结有国民党军队，中原军区只能从这里向东、向北、向西三个方向突围。
由于国民党军判断中原军区主力将向东突围，李司令将计就计，要求第一纵队皮定均一旅，在宣化店以东牵制国民党军，并以一部扮作中原军区主力向东佯动，造成主力向东突围的态势，以迷惑敌人，掩护首脑机关和大部队向西转移。
部署妥当，李先念风趣地交代张体学说：“你就在宣化店唱一场‘空城计’吧。”
张体学（1915—1973），原名张体照，河南省光山县（今属新县）人。193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8月参加红军。参加了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新中国成立后历任湖北省大冶县委书记兼大冶军分区政委、湖北省委组织部部长、湖北省人民委员会副主席、湖北省委副书记、湖北省省长、省委、常务书记、代理第一书记、武汉军区党委副书记，省军区党委书记兼政委等职。
果不出李司令所料。6月26日，国民党开始发动大规模进攻，东面战斗最先打响。李司令命令部队摆出大打架式，实际则指挥机关作着出发前的最后准备。张体学带领鄂东独立二旅警卫营一部，秘密接替了中原军区司令部的驻防，密切监视美、蒋代表地行动。当晚撤退前，中原军区请美蒋代表到中原军区大礼堂观看文艺晚会，李司令与张体学假装在街头悠闲地散步与之“偶遇”。随后，李司令等迅速带领中原军区主力悄悄撤离宣化店及附近驻地，向西开进。
6月28日，又被李司令事先料中，美方代表突然提出要会见李司令，张体学托词说：“李将军身体欠佳，改日再行会见。”并将李先念事先准备好的明信片送给美方代表，打消了美方代表的疑虑。他们哪里知道，这是李司令使的“金蝉脱壳”之计。直到6月29日下午，当中原军区主力已秘密接近平汉铁路时，张体学郑重地向美蒋代表宣布，中原军区主力已被迫撤离宣化店，把美蒋代表惊得目瞪口呆。当晚，突围战役正式打响。中原主力部队分为南北两路前进，北路又分为两队，李司令率北路一队率先攻占柳林车站，控制柳林至黄庄一线铁路，打开平汉铁路封锁线的通道。至30日上午，中原主力部队顺利通过了平汉铁路。其余部队也相继突围，王副司令率领的北路另一队和王树声率领的南路军，于7月1日全部通过了平汉铁路。
中原军区第一纵队第一旅在旅长皮定均的领导下，接受了掩护主力越过平汉线向西突围的任务。皮定均，1914年8月30日，生于安徽省金寨县代家岭贫苦农民家庭。幼年父亲早逝，母亲改嫁，与祖母相依为命，讨过饭，给地主放过牛，饱受苦难。13岁参加当地农民协会。
1928年，皮定均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29年，皮定均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1年，皮定均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红军时期，皮定均曾在红四方面军任职连指导员、营教导员，参加了鄂豫皖苏区反“围剿”、川陕苏区反“围攻”等战斗。长征途中，任红军大学上级指挥科副科长、步兵学校营长。红军到达陕北后，任教导师第2团团长。抗日战争时期曾任八路军一二九师特务团团长、太行军区分区司令员，身经百战，屡立战功，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一员虎将。解放战争初期，担任中原军区第一纵队第一旅旅长。第一旅在皮定均的指挥下，英勇善战，尤以善打恶仗、硬仗闻名全军，所以被称作“皮旅”。
1946年6月27日，皮定均临危受命，以7000余众，阻击国民党军约22万兵力，掩护主力突围。皮定均知道，敌我兵力对比，己方不到敌三十分之一，要掩护大部队突围，只能采用疑兵之计，才有可能完成连续3天顽强阻击的任务。
当天晚上，皮定均命令部队向东、东南和东北三个方向，佯装作出积极行动的姿态，前沿部队继续加固工事，摆出御敌阵势；同时抽出一批部队，趁黑夜悄悄西移。第二天白天，则又大摇大摆、川流不息地向东开进，造成大部队向东集结突围的阵势，以这种亦东亦西之势来迷惑吸引敌人。为了加强诱敌效果，皮定均还派出侦察员化装成老百姓，到敌人那里去偷看工事，到敌后查看地形，并向当地人打听进入大别山的路线。这些消息很快就让潜伏到包围圈内部的国民党特务查知，敌人据此判断，种种迹象表明，我中原军区主力正准备向东突围，进入大别山。一直到25日夜，敌军仍在东线加强戒备，严阵以待。
而在皮定均安排这一切的同时，中原军区主力已从24日就开始秘密集结，向西突围。敌人的误判，为中原军区主力转移，兵不血刃地争取到了两天宝贵的时间。
直到29日，敌人发现中共中原军区主力正在向西移动，惊呼上当，遂以数万之众，兵分3路，从东、南、北3面，向皮旅阵地发起猛攻，企图以优势兵力从白雀园南北两翼突破皮旅防区，打通西追中原军区主力的路线。敌人轻重火力发狂似的向皮旅阵地倾泻下来，阵地上一片火海。
皮定均临危不乱，指挥部队沉着应战，抗击着几十倍于己的敌军。一团坚守在沙窝、白沙河一线，二团坚守在白雀园东北一线，两个团相互配合，交替掩护，边打边撤，利用野战工事节节抗击，死死地黏住敌人，使敌人每前进一步都要付出巨大的代价。
30日下午，电报传来，中原军区主力部队已全部安全越过平汉线。皮定均成功地实施了诱敌计划，完成了3天的阻击任务。后来，北路军一部抵达陕南，创建了鄂豫陕边游击根据地；王副司令率三五九旅进入陕甘宁解放区。南路军进入武当山区，开辟了鄂西北游击根据地。中原军区主力全部顺利突围。
黄昏时分，皮定均命令部队全线反击，击退当面之敌。然后迅速向沙窝中心地点靠拢，再选择方向安排自身突围。
早在大部队行动之前，中原军区曾为皮旅突围设计了3个去向：一是西追军区主力，二是原地打游击，三是向东突围，到苏皖解放区与华中部队会师。皮旅的指挥员以大局为重，毅然选择了一条难度最大、风险最大的突围方向——向东到苏皖解放区。他们深知，这条路线山高水险，有超过自己几十倍的敌人和无数道封锁线。但只有向东，和主力背道而驰，才能最大限度地调动敌人，以减轻对主力部队的压力。旅政委徐子荣提出了自己的突围计划：完成掩护任务后，先虚晃一枪，佯装向西追赶主力一天或半天，随后隐蔽起来，闪过敌军的锋芒，出其不意地来个回马枪，向东前进，使敌人一时搞不清我军的动向。
皮定均率领孤军经过24昼夜转战，横跨鄂豫皖三省，历经23次大小战斗，克服崇山峻岭、暴雨洪水等艰难险阻，冒着酷暑，忍饥挨饿，行程1000余公里，以3个团5000人的完整建制，胜利到达苏皖解放区，创造了震惊中外的“中原突围”的成功战例！
从6月26日至8月2日，李司令和郑位三、王副司令等亲率中原军区主力北路军，历时三十多天，行程千余里，彻底粉碎了国民党军的“围歼”和一次次的追堵计划，胜利实现从宣化店到秦岭的战略转移。与此同时，李司令还指挥着其他各类部队的突围行动。并在随后的战略转移中，按照中央指示，积极部署和指挥创建了豫鄂陕、鄂西北两个敌后革命根据地，坚持和发展中原敌后游击战争。
中原军区顺利突出重围，大大地震惊了国民党军。显然，蒋介石对李司令部的突围是感到意外的，之前布下重兵、准备充分，以为围歼中原部队十拿九稳，不曾想到，他们就在自己的眼皮底下逃脱了。
李司令领导的中原部队，以狭长的宣化店地区，不仅能够突出重围，还能以数万将士之躯，吸引了蒋介石十倍于己的兵力，大大地牵制了国民党军的兵力部署，直接地影响了双方内战的整体进程，为中共中央部署全国解放战争赢得了有利条件（注１）。
“中原突围”战役打响之后，京山部分县、区、乡干部及武装，奉命迅速赶到随县柳林店集结，被分别编入江汉军区警卫团和干部大队，随江汉军区主力突围。7月6日，部队渡过襄河后，决定向鄂西北挺进，在川、鄂、陕边区建立游击根据地。
8月，国民党军队开始重点“围剿”大洪山区，江汉军区党委电令江汉中心县委，除留下少数地方干部和精干武装，在原地坚持斗争外，各县干部和武装都要转战到襄河以西，去建立新的根据地。
当时，杨秀山奉组织之命，被安排留在地方坚持武装斗争，留下来的人员组成了中共京安县工作委员会（简称工委），杨秀山担任工委委员，主抓留守及掉队武装力量的收编工作。“中原突围”之后，当地的环境更加地恶劣了，整个中原大地，完全沦陷为国民党反动派的控制之下，到处白色恐怖，血雨腥风。即便在这样艰苦环境的斗争之中，杨秀山与其它人一起，仍然坚持在京（山）安（陆）一带的大山深处，按照县委要求，全部转入地下工作，坚持下来的人员相互之间要加强联系，准备长期掩藏，积蓄力量，还要不失时机地开展地方游击战，领导和坚持对敌斗争。一方面要配合留下来的地方武装力量，做好扩充整编工作；另一方面进行区乡干部的必要调整，以保证能够做到万无一失，继续掩护上级领导干部实行战略转移和安置隐蔽伤病员的工作。
因国民党“还乡团”一面大肆搜捕共产党员，一面加紧“围剿”山上的游击队，各个山口、要道都有敌人的岗哨把守，来往过路的行人都要经过严密盘查。杨秀山他们白天不能公开活动，只能经常夜宿老林，挖野菜、葛根、摘藤叶充饥。有一次，他们转移到小泉冲深山里，在熟人黄裁缝家里弄到了一升米，由于没有锅灶，也没有碗筷，只能用破布包上，放在水里让米浸湿透了，再用泥巴糊上后，带到山上放在火堆里烧熟了再吃。后来，国民党乡公所发现他们的踪迹后，组织力量进行“大搜山”，于是他们又转移到了大洪山朝阳店一带。由于此地人生地不熟，群众基础差，吃饭更加地困难了。在这种异常艰苦的情况之下，他们有人手拿胡琴，化装成测字算命先生，一面作些宣传、联络群众的工作，还以交朋友的方式，秘密地发展党员；另一面，以挑货郎担串乡，摆货摊，贩木炭，赶牲口等为掩护，想方设法地弄点粮食回来给大家充饥。每天晚上，大家在约定的地点集中，待到夜深人静后，再生火做饭。
国民党在此期间，对京安地区搞了三次大搜捕，仅其中一次大逮捕，被抓的中共地下党员、革命干部、进步群众就多达四百多人，使地下党组织遭到了严重的破坏。国民党在农村实行“五家联坐”，逐步清查户口，到处抓人杀人。中共的一批抗日干部，有的被杀害了，有的被迫办了“自新”手续，有的被送往应城感化院去“洗脑”；基干民兵队员、农救会员、妇救会员等则被以种种名义，罚款罚粮，有的甚至被他们弄得倾家荡产，不少中共军人家属也难逃厄运，受到了他们的残酷迫害。
如此一来，就更没有群众敢跟他们接近了，日子也过得更加地艰难了。到了冬天，他们没有棉衣棉被，身上仍然穿着单衣薄裤，冷风一吹，冻得直打寒战，于是他们晴天钻草窝，雨天躲岩洞，实在冷得受不了了，就熬辣椒水喝，辣出一身热汗来抵挡寒冷。后来，他们寻找棕树，割下棕毛片，用藤条连成大块穿在身上，还戏称这是他们的“棕毛大衣”，彰显其乐观主义的精神。他们就是凭着这种顽强的意志，凭着这种对革命必胜的坚定信念，坚持在深山老林中，死不投降，决不放下手中的武器，一定要坚持到主力部队打回来。
即使是在这样困难的环境下，他们始终严守群众纪律。1946年腊月，游击队转移到了宋河四姑泉，杨秀山带着大家找到曾经在他负伤后，帮助他躲避黄树堂追杀的那户人家，户主拿出准备过年的油面、腊肉，还杀了一只鸡来款待他们。可他们还没有吃到嘴里，这时敌人的一个乡中队追了过来，用机枪封住了大门。杨秀山端起一挺轻机枪，挺身出门阻击，其他人员则趁机冲出，然后他们交替掩护，撤了出来。他们走后，敌人将这一户人家洗劫一空。后来，杨秀山特地回到这里，将仅有的10元光洋给了这位房东，作为由他们引起损失的赔偿。这时山下一些有觉悟的群众，也开始千方百计地帮助起游击队来，他们有的装作走亲戚，有的假装上山打猪草，想方设法地把食物送上山。有一次下了一场大雪，杨秀山他们活动不便，再加上敌人的围困，山中也找不到任何能吃的东西，几天来粒米未进，有的战士甚至因饥饿而昏倒。等敌人刚一解围，群众就冒着生命危险，送来衣服和米饭。游击队还积极开展统战工作，取得了不小的成功，厂河、三台等地的几位保长，也在暗中悄悄地帮助杨秀山他们。
1947年1月，江汉游击支队为打击敌人反动气焰，再次返回大洪山地区，国民党整编七十二师工兵营和县保安大队前来追击，该部利用黑冲有利地形，打了一场伏击，经激战活捉保安中队长一名，击毙、击伤国民党军一百多人，缴获重机枪七挺，步枪三十余支，其余溃败。见此情形，国民党地方大多数组织收敛了一些。见形势逐渐转好，利于自己行动，杨秀山他们就开始有时深入乡村，有时用石灰水在墙上刷写标语口号，号召大家“团结起来，反对内战”；有时趁某地敌人空虚，就集中在群众家里开会，揭露国民党撕毁《停战协定》，发动内战的罪恶行径，号召大家起来抗粮、抗捐、抗丁。还把仅有的武装力量划分成三个十多人的游击小组，分散活动，定期联系，对蒋匪军及其区、乡武装，采取“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的战略战术，在游击活动中歼灭敌人的有生力量；对国民党乡、保人员，采取争取多数，打击少数的政策；对残害革命干部和群众的，一律进行重点打击，坚决消灭。有一次，杨秀山他们在京安县一带共捉了伪乡、保人员十多人，经过认真鉴别后，把其中民愤很大的乡长、乡保安队长镇压了；对一般的乡、保人员进行教育后释放。这对坏人的震慑很大，从此以后，一些国民党的乡、保人员不得不收敛起来，以避免遭到惩处，有些人甚至还向杨秀山他们提供一些有关敌人内部的活动情报。
1947年6月底至8月下旬，刘、邓率晋冀鲁豫野战军(简称刘邓大军)主力强渡黄河，挺进大别山，创建了以大别山为中心的解放区。为进一步实行战略展开，恢复江汉解放区，中共中央中原局决定组建中共江汉区党委、江汉区行政公署和江汉军区。一边联络留守坚持人员，一边领导进行游击战争。
1947年下半年，国民党追剿部队稍稍放松了一些，游击队就动员早前下山隐蔽的人员，秘密地串联巴家冲、铜家冲、蒋家沟、王家河、陈家冲、吴家台等6个支部的地下党员，秘密地恢复起组织活动，为杨秀山他们当耳目，送情报，山上山下相互配合，坚持斗争。
1947年12月，江汉军区主力重返鄂中。12月上旬，江汉区党委在礼山(今大悟)陈家湾召开会议，研究进入江汉地区后的作战部署和斗争方针，将江汉区划分为三个地区，鄂中为第二区。12月中旬，江汉军区部队和一批党政干部，突破敌平汉铁路封锁线，进入江汉地区，开始了重建江汉根据地的战斗历程。12月15日，山上坚持人员终于下山与主力会合，结束了山林游击活动。从中原突围到大军南下，这支只剩11人的坚持部队，在敌人重重封锁，反复“围则”面前，在大洪山区整整坚持了一年零五个月的时间，终于迎来了南下大军的到来。
与此同时，在黄安县(今红安县)西北华家河，晋冀鲁豫野战军第十二纵队与原中原独立旅组成江汉军区。组建完成后，江汉军区司令员张才千等，为了打击敌人的嚣张气焰，重建根据地，率军区独立旅发起了“京钟战役”。他们经坪坝、宋河，于12月20日出其不意地进攻京山县城。守敌国民党县保安大队一触即溃，弃城向吴堰岭方向逃窜。解放军仅消耗子弹千余发就取得了战斗的胜利。此战俘敌10余人，缴获各种枪支31支，子弹2万余发，炮弹200余发。12月22日，江汉独立旅由京山县城出发，一天急行军75公里，突然包围了钟祥县城，并全歼守敌。
“京钟战役”是江汉军区部队，进入江汉地区后的第一仗，首战即告捷，取得消灭土顽千余人的胜利，这极大地鼓舞了军队士气，坚定了人民群众的胜利信念。
随着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就此揭开了人民解放军战略反攻的序幕。同年十二月底，江汉军区部队乘胜追击，攻克了天门、潜江等县城和襄河以东的许多集镇。
1948年元月，京山县城刚被收复，杨秀山等人即刻在石板河重新归队。之后，他担任新成立的京应县石板河区副区长、代理区长、区长等职务。
1948年10月，杨秀山参与了对许有强的兵运工作，策动其临阵起义。
注１：本章节史料来源参考自１.《党史博览》２０２０年第８期“皮旅中原东路突围的‘秘诀’”等文；２.中共京山市委组织部·京山市党史地方志办公室编《赤血春花》“烽火京山四·突围南下解放京山”等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