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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下的孩子天生具有创造力，这是城市长大的孩子无法比拟的。
铁环，陀螺，弹弓，木马，泥叫叫，木刻手枪，等等，所有的玩具，都不是来自于商店，而是我们的双手和土地。记得我和老歪曾经用一个磁铁和一些细铜丝，就鼓捣出了一个近似于半导体的东西，我们将鼓捣出的东西用铁丝挂在喇叭线上，结果就发出了和村里高音喇叭一样的声音。那时候家家户户家里都装了一台小喇叭，大概有一个盘子这么大，一种薄薄的音膜纸中间，安装一个磁铁，就成了喇叭。我们就是受这个小喇叭的启发，反复鼓捣试验，最后成功了。我们俩一个人做了一个，就挂在我们的床头，这样每天早晨就可以第一时间听到广播里播出来的“东方红”歌曲。
学校的宿舍很多，除了我们住的，还闲置了很多。闲置的宿舍内，闲置了很多的铁丝床，有的铁丝床看着还非常得新，但有些床由于长时间不用，受潮后开始锈蚀，根本就不能用了。我们认为把这些床放在这里自然锈蚀就是一种犯罪，尤其是老歪，他认为这种犯罪行为是不可饶恕的。他决定要制止这种犯罪。怎么制止呢？我问。老歪一笑，说铁制的东西只有使用起来，才不会坏，比如刀，越用越快，越用越亮。说这世界上很多东西都是越用才越有用，比如人的脑子，你要长时间不用，就会痴呆。老歪这话说得有道理，他幼时制造各种玩具的那个聪明劲儿又回来了。但是我不明白他会怎么坐，我说，那咱用不了这么多啊？总不至于一个人睡几个床吧。老歪翻眼一瞅我，不屑地说，你那啥怂思维？你的大脑就是因为长时间不用，所以才僵化了。我想了想，自从来到这个破地方，还别说，真没怎么用过脑子。难道真是我的脑袋僵化了？我翻来覆去地想着老歪会怎么利用这些床，还没等我想出来，有一天他突然塞到我手里五块钱，说拿去花。我很纳闷。这钱从哪里来的？老歪扭头走了，没搭理我。又过了两天，他又塞给我五块钱。拿去花去。我不要，他瞪了我一眼，你傻是不是？我不傻。不傻你会不要钱？我不要你这种莫名其妙的钱。老歪一伸手就把五块钱夺了回去。不要耶怂，我自己花。
老歪一直在保护我，从小到大。进了大学门，他还是如此，总希望我不能受伤害。他的钱，是他偷着将学校的床弄出去卖掉换来的钱，但是他不想让我参与进去，而我又岂能是背信弃义的人呢？我们爷俩是插过香盟过誓的兄弟啊！所以我坚决要求加入了他的制止犯罪的行动，和他一起一次次地将那些废弃了的铁床弄出去，换成钱，作我们生活费。在陆续将床弄出去的时候，我们又发现了一个废弃了的图书室，大量的图书被蒙上了厚厚的灰尘，很多堆放在地上的书都已经霉变，发黄，起皱，里面爬满了很多比虱子还小的蜢虫子。发现了宝藏一般，我们激动地撬开门，将一些我们喜欢的文学类、历史类的书籍全部弄出去，自己留下，将那些理论类、养生类、杂志等，全部作为废品处理了。在这个过程中，很多农村来的学生也都加入到了这个队伍，没用多久，寝室里的床和图书室的图书，基本就被我们处理一空。
那段时日是我们最幸福的日子，但是却有人将我们制止犯罪的英雄行为举报到了县政府。据说县政府领导暴跳如雷，说我们无视国家法律法规，恶意撬开寝室盗卖国家财产，还把农机校图书室撬开，将里面多年的藏书一偷而净，简直是无法无天。县政府成立了以县教育局、国资局为主的专项调查组，调查我们违法犯罪的事实。可想而知，事情是秃子头上的虱子，明摆着的，根本就不用走访、取证，一调查一个准。
这事是谁捅上去的呢？我们不得而知，但也猜个八九不离十，与那批城里的学生绝对脱不了干系。很明显，所有住校的农村来的绝不会自己去断自己的财路，除非他得了病，并且还是不轻。但是据我们观察这群人都是相当健康的。所以当我和老歪还有其他几个死党在讨论举报者的时候，一致认定是那些城里的孩子。但我们无凭无据，只是猜测，猜测出来的结果就不是事实，这一点我们懂。其实在这个学校里，占尽风光的并不是那些衣着时鲜的城里的孩子，而是我们。在这不大的校园里，我们才是主宰，班级里或者学校里的每一次重大活动，主角几乎都是我们，那些城里的孩子除了会跳几段“抵死狗”外，并没有什么比我们亮眼之处。卞老师每次要搞活动都是提前来找我和老歪商量，方案敲定后再在班级里宣布。所以，他们特别羡慕嫉妒恨死我们了，举报我们也就在情理之中。但是却害苦了我们。
事情很严重，校长很愤怒。他专门组织召开了一次全校的批斗会议，让所有住校的男同学集体站成一排一排又一排，公开亮相。住校的当然都是农村来的，这个场景让我突然想起幼时看到广大贫下中农批斗老歪爷爷时的情形，但老歪爷爷当时带了一顶报纸糊的圆锥体尖帽子，帽子高高的。胸前还挂着一个纸牌子，上面的字当时我还不认识，应该是“打倒大地主”之类，看上去特别搞笑。校长没让我们戴帽子，也没有挂牌子，只是站在烈日下暴晒，一站就是一个多小时。汗水顺着脸颊哗哗哗地淌，我不停地擦汗，然后就看到那些坐在树下阴凉地的城里的孩子们捂着嘴笑，交头接耳地笑，不怀好意地笑。我忽然想到了很多关于笑的词语，比如坏笑，奸笑，狞笑，嘲笑，佞笑，媚笑，皮笑肉不笑等等，但是没一个是褒义的笑。他们的笑，就是这其中的一个词，又或者几个词。
此刻，校长雷霆万丈，义愤填膺。可能在他从教的生涯里，尚未见过如我们这般无法无天、不服管教，孙猴子一样的学生。他没有用提前写好的讲话稿，愣是脱稿讲了一个多小时。我不得不佩服他的学识渊博，口若悬河，妙语连珠，讲话中充满了智慧与才思，同时富有极为强烈的忧患意识。他没有逐个点我们的名，虽然没有具指，却直陈我们这帮“大学生”无法无天，作恶多端。他充分发挥了他的聪明才智，把我们归纳总结为“三弃学生”，就是被正规大学抛弃、被社会遗弃、被父母嫌弃。说实话，这个定位应该是很准的，把“三弃”中任何一个方面来套在我们这帮子人的身上都不为过。其实还应该加上“一弃”，就是对自我放弃。我们就是这样的一批人。那些非洲狮子亚洲象，南极的企鹅北极的熊，他们在生下孩子之后，无不都是把健康的、强壮的、将来能堪大用的幼崽留下，而把身体素质较差的、难以成活的幼崽无情地丢弃，任其自生自灭。没能像万千学子们一样走进堂堂正规大学的校门，我们就成了那些被抛弃、被遗弃、被嫌弃、对自我放弃的幼崽。
我们一瞬间成了轰动全县教育系统、十恶难赦的典型。学校里从校长到副校长到看大门的几乎都在指责我们，没人替我们说话，他们压根就没见过我们这样的“四弃学生”。几次我们走过学校大门口的时候，都会看到两个保安指指戳戳地，小声议论着我们。为了报复这两个保安，又天夜里，趁他俩睡着了的时候，老歪将提前准备好的两个杯口粗的开门炮点着后，扔进了保安室。一声巨响，响彻了整个校园，两个保安吓掉了魂，衣服都没穿，哦哦哦地哭叫着冲出了保安室，跑出了好远才停了下来。躲藏在一边看笑话的我们忍不住大笑起来，两个保安才知道是我们逗他们玩，从那以后再也不敢取笑我们，每次我们路过，还都是笑脸相迎，笑脸相送。尽管大家对我们的“盗窃”行为千夫所指，但我们并没有感觉有什么丢人的，我们实在是太穷了，不是生活逼迫，不是因为吃不饱穿不暖，谁会做这种翻墙越院的事？这一点必须要理解我们，如果不能理解，那就是“饱汉子不知饿汉子饥”。如果能够“均贫富”，让我们和那些城里的孩子一样有吃的有穿的，我们至于冒着违法犯罪的危险被校长在烈日下暴晒吗？
但有一个人却始终像一只老母鸡一样，伸着两只翅膀，不停地跑老跑去，护佑着我们这帮子从土地里走出来的鸡仔，他就是老卞。连日来，他一个人跑上跑下，忙前忙后，到调查组里替我们说情，找校领导替我们解释。但事实清楚，证据确凿，每次老卞一说起这事，调查组的同志就把拍下来的照片拿给老卞看，老卞还想解释，但再也不好说什么了。纪律和法律从来都是冷若冰霜的，在它们面前，老卞显得是那么的虚弱与渺小，他无能为力，救不了我。救我们的只能是我们自己。
但这件事也并非没有积极的一面，也就是因为经历了这件事，所以才给了我极大的警醒，让我在此后的人生里再也不敢触碰那道红线。所谓“福兮祸之所倚，祸兮福之所伏”也！
那段时间，“被调查”就像一只螃蟹的大爪子，死死地卡着我们的喉咙。大家都沉浸在无限的压抑中，特别是老歪，他不断地摔打着一只偷来的破自行车。说“偷”也不算偷，因为这只破自行车无名无姓，被人扔在了农机校的仓库里，锈迹斑斑，链条因缺油锈蚀断了两节，老歪推到城里的修车铺花了一块五毛钱才修好。仓库早已经被人打开，什么钢丝床啊办公桌啊，早已经被我们乾坤大挪移，无影无踪。老歪不明白，明明已经废弃不用的东西废物再利用之后，怎么就成了强盗行为？但不明白归不明白，寝室里的床啊桌子啊该偷依旧要偷，反正已经被调查了，所以我们也都无所谓了，关键最重要的一点是，我们大家手里太拮据了。城里的孩子自然不愁吃穿，但我们这帮子农民兄弟姐妹愁，父母给的伙食费太少了，学校的食堂因为是私人承包，所以价格又很高，伙食费根本就不够用。所以我们才干下了这些。我们偷，然后拉倒街上卖掉换钱，那段时光应该是我们最无忧无虑的时光，因为有了农机校这个坚强的后盾，我们这帮穷得叮当乱响的学生开始过上了不愁吃、不愁穿的幸福生活，任性而为。寝室里的床是上下两层的钢丝床，如果正常价格应该可以卖100块钱一张，但是我们是学生，弄出去一张床就要急于出手，所以被人压了价，只给50块钱，一张课桌也只给十块钱。有收旧书的小贩要买我们从图书室里偷出来的文学、历史等方面的书，但我们没有卖，分期分批地弄回了家。我们都知道这些书的宝贵，把书当做废纸卖掉，只有收废品的人才能做出来，我们是学生，是文化人，我们不能把这些图书馆里多少年的藏书当作废品，这有损孔老先生的教诲，也有负卞老师的苦口婆心。
“你们，你们这群强盗！”
卞老师对我们的偷盗行为异常气愤。虽然他在四处奔波为我们做工作，但在教室里却大发雷霆，说我们无异于强盗，光天化日之下竟然堂而皇之地大肆偷取国家资产。
“你们都已经成年了，是非黑白应该分得清，哪些该做哪些不该做你们比我清楚。”
说完，卞老师异常痛苦地咳嗽了几声，然后张开嘴，用力“哈”了一下，接着呶起嘴，缩紧上下唇成孔状，用内力的冲击作用“噗”地一声将一口痰吐向教室外了。
“这是犯法，是犯法，你们知道吗？”
说完，他伸出右手，紧紧地握紧拳头，“通通通”地用力在讲台上砸了几下。砸完后立刻把手缩到了身后，用左手不停地搓着砸疼了的右手。
我们这群学法律的人居然犯法了，是不是有些冷幽默。原来守法与违法的距离就这么微妙，只是一念间，就会不小心从红线的这一边闯到了另一边，这一边是宽阔平整的平原，而那一边就是沟壑万丈的深渊。我们这群犯了法的风筝突然间遇到了这样一股强大的气流，瞬间失去了方向感。
老歪在关键的时候起到了定海神针的作用。他安排黄静做了一桌子丰盛的菜肴，进城买了几瓶佳酿，准备邀请伟哥等几个父母在县政府任职的城里的同学到他的蜗居喝酒。我不同意，因为就是他们才把我们害得这么苦，现在还邀请他们喝酒，太伤我们贫下中农的自尊心？老歪笑了笑，说解铃还须系铃人，是他们告了我们，我们要让他们再撤回举报。在老歪的一再坚持下，我也就不再坚持，当然我是必不可缺席的。老歪的酒量特别好，那天他趁伟哥没来到之前先吃了两个馒头，垫吧了一下，席间，老歪什么都不说，就一个劲儿地和伟哥几个城里人狂喝乱炸。作为发小，又是拜把子兄弟，我当然知道他的意图，也主动默契地配合他，发动几个死党与这帮子纨绔子弟们炸雷子。我们家乡流行一种酒令，叫“走盅”。就是如果客人面前的酒杯喝干了，出现了空杯，主人可将自己的空酒杯放到客人面前，曰“敬酒”。其他人可以随之而起，将自己面前的酒喝干，跟着主人将空杯放到客人面前，一起敬酒。老歪瞅准时机，带头将空杯子敬给了伟哥，我和其他几个死党也跟着将自己的空杯子敬给了伟哥，伟哥感觉人生似乎达到了高潮，自豪地将面前的几杯酒一口气喝干了。他喝酒的时候，其实我心里实在是暗笑不已，暗笑他就是个傻逼，明明是在合伙欺负他，他竟然当成了一种荣耀。及至工作后我才悟出来，原来领导都喜爱这种众星捧月的感觉，伟哥是干部子弟，所以他也喜欢这种感觉。酒未过三巡，可能是伟哥们没有喝过这么差的酒，又或者是喝得太急，一个个醉相露头，眼神涣散，但个个都忘记了我们之前彼此间的城乡差别，撸起袖子，拳来拳往，豪情万丈地大声吆喝着喝，喝，喝死也熊。
“喝死也熊”是我们那时候喝到百花争艳的时候常说的一句话，这句话有着视死如归的大无畏气概。如果非要用书面语来解释这句话的意思，就是“喝死拉倒”。但话虽如此说，三年下来，我们没有喝死一个人。相反，越喝感情还越深。
看看群情激昂的几个城里人，老歪感觉火候已到，也装出醉意的样子，端起一大杯酒摇摇晃晃地站了起来。
“伟哥，我老歪是个粗人，说话直来直去。这次我和凯子还有其他这些人犯事了，学校和县里都要追究我们的责任。我们是土生土长的乡下人，没有关系可找，只能靠哥几个挽救于水火了。这一杯，我喝起！”
说完，老歪一仰头，大嘴一张，酒杯根本就没挨着嘴，就直接倒进了喉咙。
黄静也倒了一杯酒，端起来对伟哥几个人说，乡下人无以为报，都在酒里了。说完也干了。伟哥看着面若桃花的黄静，激动地腾一下站了起来，端起面前的酒杯，趔趔趄趄地凑到黄静面前，两只色咪咪的死眼珠子直勾勾地盯着黄静的大气球，然后将手里的酒杯对着其他几个人绕了一圈，仰头一饮而尽。
“静姐，这事包在俺几个身上了。多大点事！”
伟哥虽然长得娘们兮兮，但说话办事雷厉风行，效率很高。第二天，伟哥和几个城里的同学一同到调查组坦白了自己伙同老歪等人偷卖国家资产的罪行。调查组组长是伟哥爸的下属，他深感事情棘手，急忙向伟哥爸作了汇报。伟哥爸气急败坏，但也毫无办法，整个事件出现了戏剧般的变化。调查组很快就撤了回去，最后整件事件以所谓国有资产系“多年废弃不用，已无使用价值，不再追究有关责任”而了结，我们这帮子土哥们被伟哥这帮子纨绔子弟仗义施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