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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才相是瓦屋场村的支部书记，长着一张正统而出奇的瘪嘴，平时那副天生的笑脸哪怕是微微的一笑，镶嵌在瘪觜里的那几颗金牙便自然的露了出来，使本来与众不同的笑容显得越发阳光和真诚。
俗话说，“当家三年，猪狗都嫌”。他当了20多年的村支部书记，难免得罪过村里的群众。于是有人背着他给他改了一个“杨瘪嘴”的外号。后来一传十十传百，传到了他的耳朵，他不仅没有恼火，反而淡然一笑：“杨瘪嘴就杨瘪嘴，让那些狗日们的喊，只要不是骂老子的爹妈，又不是咒老子短寿，随他妈的狗日的怎么喊，算是喊到天南地北，老子二话也没得说的”。说完便是一个哈哈大笑，然后习惯的抿起嘴唇，空空的嚼着他从小时候以来压根儿没有停止过的那张瘪嘴。接下来，打开嗓门，声如洪钟的铺派着村里的工作，不耿于怀的该干什么就干什么，村里各项事务没有受到一丁点的影响，特别是一些事关集体经济发展和农民脱贫致富的硬指标连年排在全镇的前列。农民有钱了便有了税赋的承受能力，每年面向农民征收的农业税、特产税、屠宰费和政府统筹款没有一次拖泥带水的。有的时候实在累得受不了了，一本正经的发泄一下不想继续干了的牢骚情绪。我当然不希望这样干部的离去，如果少一位好干部的支持，整个工作盘子就会出现一个大的豁口。我只好今年推明年，明年推后年，紧紧的把他抓在手里，让一方的发展与稳定不出现我不愿看到的被动局面。
2002年的夏季跟往常一样，进入了雷打不动的农村税费征收旺季。这一年，板桥镇在饱经上一年的农业严重自然灾害之后，明显减弱了老百姓的收入与支付能力，导致这个村以及其他的十几村的税费征收进度在全镇23个村当中老是处于摆尾的位置，全镇税费50%以上的应征额度面临落空的危险。由于上面没有分文的减免政策，一方面老百姓没有不交或少交的理由；另一方面县里对应该上缴的收入款项实行半月一督办，一月一通报。农民交不起，税费起不来，工资发不上，上缴任务完不成，里里外外怨声载道，我和镇长丢尽了颜面。心急如焚之际，我召开了一个由镇里四套班子成员分片包保的会议，要求一头扎进村里，直至任务全面完成。
会议决定，我负责包保征收难度最大的瓦屋办事处所属的五个村的税费征收工作。会议一散，就给杨才相打了一个电话。在电话里，不仅感到他有严重的畏难情绪，而且还在寻找各种托辞为自己开脱，想像中的那个样子，恨不得把那张瘪嘴犟到天上去。我一听气就不打一处来，质问他这个书记还想当不当。他一个忍字也不打的告诉我“早就不想搞了”。我问是不是真话，他说，如果嫑你了，我不是人养的。话说到这个地步，似乎没有商量的余地，于是，我丢下一句“你给我等着”的狠话，凭着自己当年在当警察期间练就的娴熟的摩托车驾驶技术，借来统计干事的两轮摩托车，直接朝杨才相那里飞奔而去。
在村里，我是板着比盆子还要大的脸找到杨才相的。他一见我严肃至极，跟做错了事被罚站的小学生一样，恨不得把头低到肚脐眼的站在那里。
我开门见山的问：“怎么搞？”
“我在电话里跟你说了，我不搞了。”
“不搞可以，你马上给我写个辞职报告！”
“我身上没有笔，办公室也没有笔，以我口头说的为准。”
杨才相说这句话的时候，低沉而无力，没有了平时那种具有磁性的穿透力、能把山上的野生动物吓得都不敢动的高亢与洪亮，和一开口就能回荡山谷的的声音。
“那就跟我到镇里去写！”
不料他亮开嗓门：“去就去！我如果害怕了我是个狗子！”
“上车！”
话音一落，杨才相在我发动的摩托车的后座上就势而座，我开足马力，风驰电掣般的行驶在回往镇里的那条盘山公路上。
“张书记呀，你搞慢点，把摩托车开翻了，我死了倒不要紧，你还年轻啊！”
“这不要你管，你给我坐好！”我扭头把他训了一句。
片刻，他又担惊受怕地求我：
“张书记你开这么快，我把你抱到行吗?”
“不许抱我！你把座子上的那根带子给我抓紧！”我又训了他一句。
说是不让他抱，但是他还是抱住了我。行进之中，我感觉他靠着我的身子好像有些抽搐，也感觉他的两只手轮换的擦拭着自己的眼泪。
将近20里的路程，我带着他很快穿越了彭家河和陕西岩，路过了青龙寨和伍家崖子， 之后没有要到两分钟的时间，就开进政府大院。在镇里办公的同志听见轰鸣的马达声，一时弄不清到底从哪里来了不速之客，生怕是上访对象前来搞事，一个接一个的走出办公室，一看是我，才出了一口长气。
在镇里院子里，我在较快的速度下紧急刹车，把坐在后头的杨才相吓得“妈呀”一声。我跟开始把他拽上车一样， 现在又从车上把他拽了下来。
慌忙中，他还没有站稳，我便眼色加动作地示意他往办公室走去。看上去，他没有任何反应，稍后，他用饱含乞求虔诚的目光望着我，有气无力说：“张书记，辞职报告我不写了好吧?我回去好好的把征收任务搞上去，保证再也不拖全镇的后腿了。”说着说着，泪水挂在了他的老脸，一滴一滴的落在他的胸前。
我的心一下子软了下来，赶紧从荷包里掏出一支烟递给这位委曲求全的老哥哥。
我无疑的答应了他的请求，决定让他坐着镇里的小车风光的回去。
他走的时候，我让他坐在镇里那辆唯一的吉普车的前排。按照不成文的规矩，那是领导坐的位置。我一再嘱咐司机直接把他送到村委会，然后当着村民群众的面，亲手为他开门和扶他下车，让他的爱人和那里的所有人亲眼看到，我在用工作上的最高礼遇，弥补他被我践踏的人格与尊严。因为我知道，他不是舍不得放弃那个一年只有2000多块钱的书记职位，而是以忍辱负重的胸怀包容我的过错，以自己将近30年党龄的党员良知在表达继续为党和人民工作的真实愿望……
我无语的站在那里，久久的忏悔着自己对他的非礼，于心灵深处，由衷的敬畏起这具在高山之巅尽职尽责的生命皮囊！
老哥哥，我要向你检讨；老哥哥，你是我的榜样和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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