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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正月初三开始，县里几个要害部门就接二连三地打着电话，提醒乡镇一把手必须在初五下午之前赶到各自工作的地方，并且要求在规定的时段内用乡镇办公室的固定电话拨打到县里指定的手机上，通过识别号码和亲耳听见这些负责人的声音，以确认到岗与否的真实性。我不仅没敢怠慢，一去板桥便是半月之久，甚至连正月十五也冒过了与家人的团圆。正月二十的下午，我和镇长商量，我应该回去一下了，让他主持好镇里的这几天的工作。想不到事与愿违，在我离开的第二天，板桥镇东高村出了一个天大的黑事。
事件的来龙去脉是，镇计生办公室年前对全镇育龄妇女开展查孕查病服务活动时，发现东高村八组江静红怀了一个计划外胎儿。今年正月十七．工作人员当着他们夫妻的面，反复宣讲计划生育政策，说如果答应去堕胎，就由镇计生办公室把她引到县计生服务站做人工流产手术并负责支付交通费和生活费。如果不听劝阻，就会依照《人口与计划生育法》的规定，对其征收上年人均纯收人三倍的10200元的社会扶养费，最后要求他们作出选择，在两三天内给他们说一声。
计生工作人员离开江静红家的时候，夫妻二人笑脸相送，表示在家里商量好了之后保证两三天内说个明确意见。事情出就出在计生工作人员走了之后。丈夫刘大新想来想去觉得不对劲儿。他算了一下时间，去年正月底就外出打工去了，直到腊月初才回到家里，一年时间至少有300天没有跟妻子有过夫妻生活，但是江静红在四五月间却冷不丁的变成了一个孕妇，他感到里面有说不清的难言之隐。小俩口为此吵了一夜，刘大新坚持认为妻子江静红肚子里的小孩不是自己的骨肉，无论如何也要打掉，而江静红一口咬定肚子里的孩子是他的，并且坚持要把孩子生下来，吵到最后，江静红有口难辨，于天亮之后到镇上一家药店买了一瓶舒乐安定，回家穿了一套新衣服，一气之下把一瓶药喝了个精光。就在江静红喝药的过程中，刘大新以为妻子跟往常假喝农药吓唬他一样，不会出现什么大不了的事，洋洋绊绊地到不远的邻居家问要紧不要紧。邻居一听，大声呵斥：“怎么不要紧，你个狗日的完全是你妈的一个糊糊！”听了这句话，刘大新如梦初醒，赶紧跑回家去，这时妻子已不省人事，喊不答应叫不醒。刘大新慌了，泼起嗓子大喊救命，围过来的人急忙送往卫生院抢救，不料途中断气身亡。
就是这个事，结果闹得镇、村两级不得开交。
刘大新尽管是个老实人，一不会说，二没有胆，三没有站得住脚的理由，但是在他那个庞大的家族鼓动下，一口咬定说他的妻子是被镇里计生工作人员逼死的，非要镇政府赔偿损失不可，不然的话，就把他那个不懂事的儿子交给镇里，把装着妻子尸体的棺材抬到村委会里不管了。
镇计生办公室主任这时已经吓得魂不附体，躲在家里不敢出门，生怕死者家属想出一个歪土意，把尸体抬到他的家里去了。所以他找了一个冠冕堂皇的理由，可怜兮兮的说说，自己是跟这件事有直接关系的当事人，不便参加善后处理工作。镇长见他把这个烂摊子推给了镇里，觉得推来推去会推出大更大的问题，迅速成立了一个十人的工作小组，由三名班子成员带队，强调在分清责任界限的基础上．责令刘家人自行处理。不料中午时分，不仅没有将死者安葬，反而把尸体真的抬进了村委会。
到了正月二十二的凌晨，前方告急，说是事态扩大到了已经控制不了的局面。而镇长去了一个没有手机信号的旅游开发工地，怎么也接不通电话，群龙无首，不知何去何从。我只好乘坐县城发往板桥的第一趟客车于上午11点回到板桥。一进办公室，我迅速带领派出所、司法所有关同志十万火急的赶往闹事现场。
我问在现场处理此事的班子成员：“操纵闹事的头是谁？”
“王宝山。”
“亲戚族间的头是谁？”
“刘大头。”
“负责主事的头是谁？”
“刘三毛。”
“行了，除了死者的丈夫，把这三个头头给我叫到这里来，如果拒绝不来，派出所立即传唤！”我在一户与闹事现场不远的农户家里斩钉截铁地说。十分钟后，三名头目来了。
我板着大脸严厉地说：“你们三人当中至少有两人在里面操纵闹事。你们给我听着：在计生工作人员依法不应该承担任何法律责任的情况下，你们怎么操纵不明真相的群众把死者尸体拾到村委会的，就么叫别人再把尸体抬回去，否则，将严惩不贷！.
我当时愤怒的目光直射那三名头目：
“据我所知，你们这三人当中还有一个人之前己经存在乱砍滥伐集体林木的违法犯罪嫌疑，这次又在操纵闹事，今天如果表现不好，或者继续挺而走险，镇里坚决做到新账老账一齐算！”我讲到这里，点燃一支香烟，边抽边观察着这三个人的面部表情。
听罢我的训斥，三个头目都开始躁动不安起来。其中症状最为明显的，要数在这起闹事事件中出谋划策的刘大头。我刚才对他们说的那个乱砍滥伐集体林木的人指的就是刘大头。他虽然是个地道的农民，但他读过高中，又是一名普通党员，前几年，这个村乱糟糟的时候，当时的支部书记采取以狠治狠的办法叫他当过一段时间的治保主任，因此他对自己存在这些问题的严重性及可能承担的法律责任是掂量得出来的。他现在有些后悔和害怕，巴不得全村的人现在郁来帮他说话，使他免受牢狱之灾。另外两个头目中一个是死者的亲戚，住在邻近乡镇；一个是死者的娘家兄长，结婚在外县做上门女婿。他们两人现在吓得两腿打飘双手发抖，说起话来颠三倒四，六神无主的样子，好像要我放他一马，乞求的目光里，更像是在告诉我，他现在不知道怎样是好。
过了一会儿，刘大头再也坐不住了，打探式的看着我说，“我现在就找人把尸体抬回去行吗？”
我乘势而上：“我还要看看这两个头目的态度，光你一个人认错误还不行，必须三个人一齐认。”
“你们咋不吭声呢？狗日的们快说话呀？”刘大头顿时急得不得了。
“我们现在就去抬尸体，你莫找我们的事了好吧？”
“完全可以不翻你们的旧账，就看你们现在的态度和行动，错过这个机会，就会换个地方跟你们说话了。”我紧逼三名头目。
“快走，快走，把她抬到山上埋了算了。”刘大头说罢，唯恐怠慢，伸手拽起两个头目就走。
被压住气焰的三个头目乖乖地按我的要求去行事了，当时我不怕别的，怕就怕这三个头目在照办的过程中出现其他不可预料的情况。为了确保万无一失，我叫镇里三名班子成员和几名党政干部跟着三名闹事头目，而我坐在那里遥控指挥，如果出现什么问题及时向我报告。
半个小时过去了没有听到三名头目拾尸体的任何动静，唯恐冷锅里蹦出一颗热豆。我用手机拨通在闹事现场的一名班子成员的电话，问现在落实到了什么程度，听不到动静是怎么回事。班子成员回答说，现在三名头目没有闹事了，但是死者丈
夫刘大新又开始闹起来了，说是他老婆死了，棺木、衣服、生活费全部是东赊西欠的，如果政府不照顾他的因难他就不让埋人。我挂断电话，觉得已无退路，只好大步流星地亲自向现场赶去。
到了村委会门口，只见一大帮人围着一个正在吵闹的三十多岁的矮个子男人。待我走近，矮个子男人的劲更大了：“我这么困难，看你们解决不解决，不解决的话，我干脆现在也去喝毒药死了算球了。”话音一落，便用力地扒开人群，直接向他家门口的一块田里跑去。
见状，我忙叫几位党政干部追上去，这时跑在前面的刘大新已从田里将他事先掩埋的一瓶乐果乳汁农药拿在了手里，并使劲地拧着瓶盖。那几位干部跑步追上刘大新，紧紧地捏住他的双手，夺下了农药瓶子。
刘大新这样做并不是开玩笑，因为他们自从结婚以来，每遇俩口子争嘴吵架，不是你喝药就是我服毒，他和他老婆以这种方式相互吓唬已经不是一次两次了，过去只是闹着玩玩而已，这次他老婆搞真的了，刘大新在他老婆死了以后也绝对有可能是搞真的。
为了制止另一起非正常死亡事件的发生，我已感到有必要让刘大新据实承认他妻子服毒死亡与计生工作人员职务行为无关，并且在今晚十二点以前将其妻子安葬的前提下，对他提出的实际困难困难应该由镇里给以解决。
经过一番思想工作，刘大新非常可怜地坐在我的对面，承认了应该由自己承担的全部责任，表示今晚一定把妻子安葬好，不再找镇村两级任何麻烦。
其实，对于包括刘大新在内的绝大多数农民来说，他们在多数情况下还是比较听话的，但由于受认识能力和周围环境的影响，往往易于被心术不正之人借机操纵和利用。我望着这位已经失去妻子和不具备丈夫资格的农民，心里很是同情；望着那个不到五岁的孩子从此失去了母爱，我真的不知他今后该怎样的走路、怎样的长大和怎样的活下去。我当即决定打开广播站里的有线广播，从即日起发动全镇干部职工捐钱捐物，帮助刘大新和他那位失去母亲的孩子渡过当下的难关，然后再通过民政救济的渠道给予己所能及的帮助。
刘大新的感激之情无法溢于言表，对着那三名闹事的头目愤怒地骂道：“狗日的，你们咋不动弹呢？这都是你们妈的给老子惹的事！”
闹事事件终于平息了，我的嗓子却沙哑得严重走了调，回到寝室里一个人坐着，连自己也弄不清在这一过程中究竟费了多少的口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