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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早得知中学校长张德洲患了障碍性贫血综合症是2003年6月，那时听说他的病情已经进入晚期，不管怎么治，可能只有半年左右的时间了。
我根本不敢相信这是真的。因为我在省城学习期间，镇里的同志曾经告诉我，在抗击那场令世人恐慌的非典型肺炎的战斗中，张德洲还背着宣传资料在一个偏僻的山村里挨家挨户地做着宣传发动工作。当时村干部见他体力不支，还以为他患了感冒之类的疾病，没有去问他究竟是怎么回事。
我不解地问他的姐夫，他患病有多长时间了?又是怎么发现患上这个病的?
他姐夫告诉我，事实上已有三四年了，他自己一直知道自己的患病情况。当初他的鼻腔和牙龈无端的出现了无痛性流血症状，他就有了一种不祥的预感。接着，他反复地查阅有关医学资料，果然不出所料，眼中出现了一组使不敢相信而又不得不相信的文字——障碍性贫血综合征。
知道自己的病情以后，张德洲和谁也没有说起，他一直装着若无其事的样子默默地忍受着病痛的折磨。因为他家里的经济条件很不宽裕，一家七口完全依赖他每月仅有的六百多元的工资来支撑。他不想因此给拮据的家庭状况雪上加霜，给本来相对贫困的家人带来无法承受的经济压力和精神负担。
在他患病的这三四年时间里，他任板桥镇初级中学的校长，由于工作中触及了极少数人的利益，以致给他罗织了莫须有的诸如贪污、受贿、以权谋私之类的许多罪名。一时间，告状信陆续飞往省、市教育主管部门和上级领导的办公桌。这时的张德洲虽然已经病入膏肓，但是他却以“坦荡看世界，磊落度人生”的境界与情操坦诚友好地面对一拨接一拨的调查人员。而我，也由于他身为一校之长不能较快地提高整体教学质量而多次在全镇干部职工大会上非常严厉地批评过他，并且声称要调整他的校长职务。
在他病重后的住院期间，一种难以言状的负罪感始终萦绕在我的心头。我痛恨自己当时的官僚主义作风误导了我对这位已是病魔缠身的园丁的尖刻与责难。面对这位即将离开人世的优秀教师，我唯一能够做的就是下定决心，运用自己的力量尽可能地拯救这个年轻的生命。
我为此主持了镇“四大家”联席会议，要求全镇干部职工为他献出一份爱心。
我还找到了县教育局的主要负责同志，请他发号施令，在全县教育系统搞一次捐资活动。
遗憾地说，我和这位负责同志所做的一切，都无法阻止死神向他一步步地逼近。
张德洲曾对我说:“张书记，您就别再为我操心了，否则会加重我的心理负担，不利于我生命的延续。”
我说:“怪只怪这里太穷和我的本事太小了。”
他说:“张书记，我现在心里很平静，没有一点精神压力，因为我是静静地来到这个世上的，所以患了这个不治之症之后也应该静静地离开这个世界。反正人的生命迟早是要终结的。早也罢，晚也罢，实际上没有什么质的区别。”
那天晚上，我约他来到我的住处，我和他、还有他的儿子一起，先是在网上查找新的治疗药物和方法，然后又以精神如何战胜疾病为题谈了很多很多。
后来，他几乎每天不是钓鱼就是下棋打扑克，不是看书就是与人聊天。那乐观，那淡然，那平静，那轻松，是常人难以做到的。
2004年四月，在我调回县城工作不久的一天晚上，手机上显示出一串陌生的电话号码并传出了熟悉的声音:
“张书记，您好，这段时间我在镇卫生院接受维持性治疗，仍然出血不断，病情还在恶化，看样子现在已经不行了。凭我的感觉，我在世上估计最多还有一个星期左右的时间。您是我患病以后遇到的最大的救命恩人，我在临走之前给您打个电话，向您表示我衷心的感谢，我也向我的爱人和孩子做了专门交待，要他们永远记住您的恩德。即使我走了以后，也会在九泉之下祝您什么都好，一生平安!”
我说:“你一定要挺住，千万不能过于悲伤，要用意志和毅力来增强生存的信心和战胜病魔的勇气!”
他说:“我晓得，您放心好了，这么长时间我都乐观地挺过来了，最后这几天还有啥子不能乐观的呢?”几分钟后，虽然我们彼此极不情愿地挂断电话，但是我清楚地记得，那次通话是在他那淡淡的笑声中结束的。
过了几天，张德洲真的走了。他姐夫说，他走的时候特别镇静和安详。那一刻，他什么也没有说，唯有泪水在留恋人间的真情，唯有目光在惋惜生命的短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