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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哑巴娃”并不是天生的哑巴，如果悠根悠到底的话，只怪那次医疗事故导致了他终身的失语。
“哑巴娃”名叫任雪江，住在那个云朵落在山头的地方。他的爹妈一个是山里的老师，一个是山里的医生。
“哑巴娃”自幼聪慧过人，两只手可以同时写字，两只耳朵可以兼听两个人的说话内容。大人们说，这个秃嘴秃脑壳的娃子长得溜光水滑的，简直比电影《闪闪的红星》里面的潘东子还要好看。
上小学二年级的那一年，“哑巴娃”突然高烧不退，乡卫生所的一针连霉素从此剥夺了他说话和读书的权利。
“哑巴娃”的爹妈包括他的爷爷奶奶在内的家人们无不痛苦万分。他们感觉欠下了这个天真无邪的孩子的一笔一辈子也还不清的天债，浑身上下把上苍的不公与自己的闪失，无尽的衍生在怪罪、悔恨、抱怨、悲叹的精神元素里。
痛定思痛，“哑巴娃”的家人面对残酷的现实，不得不回过头来思忖“哑巴娃”今后的“活路”。
于是，学一门手艺，让他自己混碗饭吃，成了“哑巴娃”辍学当徒的必然选择。
爷爷奶奶说，我这个头生子怎么命就这么苦啊?！现在用一百头犟牛也拽不回他原来的样子了。怎么办呢？“家有良田万顷，不如薄艺在身”，虽说学艺是个办法，但是砌匠木匠篾匠铁匠之类的活，都是腰直不起来的手艺，今后要想让我孙子像模像样地站在人面前，就让他去当个剃头匠吧。
看得出来，“哑巴娃”的爷爷奶奶是在用最朴素的心理安放和拯救自已向孙子永远也无法交代的那颗心灵。
没过几天，“哑巴娃”的父母唯命是从，赶到县城购置了一套剃头的“家业”，连人带物地交给了那个不嫌弃哑巴的老剃头匠。
这一切，我自然是毫无知晓，如果不是去那里修行，可能永远与他无缘相见。
那一天，我感到我的边幅与胡须还有那些头发格外的沉重，安排通讯员小吴帮我找一个理发的地方。小吴告诉我，镇上南一里的木屋里有一个手艺地道的小理发师，男女老少的发型他都会，不过他是个“哑巴娃”，不知道愿不愿意去。
一个小哑巴娃在理发，我一听就有些好奇又心酸。之后二话没说，直接往那里走去。
几百米的路程是不要多大一会儿工夫的，加上我有大步流星走路的习惯，眼里映入“雪江理发”这个牌子也只不过几分钟的时间。只见这块牌子是用一块简易的木板做成的，上面显然用毛笔自上而下写着像是小学生写的那几个大字。
刚到门口，走在前面的小吴有些不好意思的给我介绍：“这就是他”。
“哑巴娃”之前认识小吴，见我到来，连忙站起，请我坐到那把理发的凳子上。这一瞬间，“哑巴娃”或许有点激动，一个踉跄差点把他绊倒在地。我一看就感觉他是个晚侄辈，连忙安抚地说，“娃子，你给老子过细点，你看你，差一点摔到地上了。”。
“哑巴娃”听见我把他称为娃子，更加冲动起来。一句话分成两个字三个字的说：“叔叔…不”，“…要钱”。我不解地望着小吴。小吴说。他原来会说话，自从打了那个连霉素之后，一句话只能说清两个字，最多不过三个字，后面这呀那天的，一般人搞不懂，究竟是什么意思全凭听他说话的人自己去转揣摩了。
听了小吴的介绍，我尽量地克制自己少跟他对话，以免他回答困难，急得满头是汗。对于这个问题，我在刚才进门的时候就发现了，越说他越急，越急汗越多。现在的情况是，他的心情处于最佳状态，好像要说的话太多太多。小吴见我有些为难，乘机插话：“张书记，我跟你说，他会写字。您看这样行不行？干脆让他把要说的话全部写出来，等您看完之后就知道了。”
这无疑是个好办法。我示意小吴给他递上笔和纸，“哑巴娃”赶紧放下剃头刀，蹲下身来，躺在一把椅子上写了起来：
“我叫任雪江，我的小爹杨才锋是您认识；我的爸爸叫任修德，去年您给他封了一个副校长的官，今天见到您，我好高兴啊！以后你来我这里理发，我不收你一分钱！”
当时他把写着这段文字的纸，用双手捧到我的面前，双眼虽然流着滚滚热泪，但稚嫩阳光的脸上却撒满了骄傲和灿烂的笑容。
看了他写的话，我不禁潸然泪下，阵阵疼爱充斥在我的心头。
我问，需要我帮你吗？
他又蹲下来回答：“不需要，不需要，根本不需要。我每天至少能挣十块钱以上。”
我看了文字又看人，看不出丝毫的心口不一，不卑不亢自食其力的坚强意志像高山一样耸立在我的面前。这是我有生以来亲手触碰到的社会底层人的伟岸与高大的人格魅力，又是切身感受到的社会底层人的宽广而浪漫的胸襟情怀。我庆幸自己一举双惠，犹如一条满载收获的货轮航行在我的心海之上。
临别之时，“哑巴娃”打着手势，要我在一张纸上给他写下“我在这里理过发”的内容并落上我的名字。他说他贴在理发店的门口，既能装点他的面子，又能招来好的生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