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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九、省医院
新学期伊始，研究生院就在网站上发布了硕博连读的学生名单。
青松还没来得及查看，就有师兄发来祝贺的消息。
他的内心波涛澎湃，匆匆下载了名单，激动地点击打开，看到自己的名字赫然在列，博士导师仍是他的硕导，心里的石头总算落了地。
他急切要同黄莺分享这个好消息。黄莺说她立刻从翰文馆过来找他，他们要好好庆祝一下。
他又打电话给母亲，说博士申请成功了。母亲在电话里对父亲重复了一遍，青松听到父亲连声说“好啊，好啊”，然后咳嗽了几声。
青松明白父母既为自己感到高兴，却也牵挂他的终身大事，毕竟继续深造又需要几年光阴。
在父母看来，虽然学海无涯，但儿子成家却迫在眉睫。
他想起，有一年春节，一位在广东打工的邻居阿姨回老家过年。她见了青松，说：“松娃，你多大年龄了，还在读书么，别读成个傻子啦！”
那位阿姨接着又说：“你都三十了，还不打算结婚吗？看你爸妈，都急着抱孙子呢！”
青松不愿与她纠缠这类话题。他觉得，牛和马永远讲不到一块儿，就像鸡同鸭也只能各说各话。
高兴的消息还没热乎上几天，糟糕的事情就不请自来了。
大姐打来电话，告诉青松，父亲在医院检查了身体，医生说情况不太好，但需要进一步复查。
癌症是人类所有病痛中最卑劣的一种，它像一个毫无道德底线的审判员，随便在某个时刻就突如其来地宣布对一个人的无情判决。无论如有期徒刑抑或死刑般，癌症都是对生命最邪恶的挑衅。
而医学，人类引以为傲的生命科学，对大多数晚期癌症依然回天乏术。
青松匆匆搭乘火车，飞快地赶回老家。
在戈县医院的病床上，父亲对青松和大姐说，他没啥大毛病，在家休息调养几天就好了，没必要做啥复查了。
医生把青松叫到一旁，告诉他初步筛查结果为肝癌晚期，而且有病变转移的迹象，所以建议他们，尽快去省城的大医院复查。
青松听到“晚期”二字，脑子像被什么狠狠地击中了一样，“轰”地一下感到眩晕，然后泪水就止不住地涌出眼眶。
他知道“癌症晚期”意味着什么，却还是用近乎哀求的语气问医生：“肝癌晚期，还能治吗？现在马上治疗，能好转吗？”
医生对这样的情景习以为常，他平淡地说：“你父亲这种情况，发现得太晚。目前如果采用化疗，能坚持半年左右；如果用药物保守治疗，可能就三个月。”
回到病房，大姐刚给父亲买了晚饭，菜和米饭摆在小桌板上。
青松没告诉父亲和医生谈话的内容。
他看着父亲瘦削的体态，那可是自己儿时心中最伟岸的人啊。曾几何时，父亲一下就能把他举过头顶，让他骑在肩头，在月色清辉下扛着他往家走。他永远记得，父亲嘴里叼着的卷烟味儿，那是美好童年的味道。
可是，眼前的父亲却被癌症侵蚀着身体，他却毫无感觉般地坐在那里。他是有多大的能耐啊，在孩子面前忍得住病痛的折磨和内心的苦楚。
父亲端着饭盒，对青松说：“松娃，你跟学校请假了么？你刚刚申请到博士，该好好表现才对。过两天，你就回北京去吧，我没啥大事了。”
青松心里难过，却忍住不让父亲看见。
他回道：“学校那边不碍事，你别操心。咱们明天去一趟成都，给你再好好查一查。”
父亲摇着头，说：“别去成都了，在县里检查就够了。我没啥毛病，莫花那冤枉钱。”
大姐和青松商议再三，让大伯来劝父亲去成都做检查。大伯一直是家中最有本事的人，父亲历来也愿意听从大伯对大小事情的安排。
亲戚们得知青松父亲在县城住医院，少不了有搭车前来探望的热心肠。母亲也来过一趟，被大姐劝说先回去守家护院。
父亲一辈子要强，不想亲朋好友们像逛动物园一样来看他。他便答应了大伯的建议，和青松他们去成都复查，还说若查不出问题就直接回老家。
医院是这个世界上最奇特的地方之一。在这里能看到世上最诚实的孝心和最真切的悲伤，也能感受到最无情的死亡和最残酷的现实。
有钱没钱，都尽可能别进医院。
不知从何时起，医院成了比菜市场、超市和商场更加人声鼎沸的地方。青松一行三人从省人民医院大门处开始排队，逐次进入院内，到了挂号处继续排队等待。如此挂号、问诊、开方子、缴费、检查等环节一一完成，起码消耗了大半天时间。父亲一直勉强撑着，身体难受也不吭声，只管静静地看着大姐和青松忙前忙后。
医院的病人太多，做CT与核磁共振检查比在县医院慢得多。一上午，他们就完成了这两项，等待结果又过去了半天。直到快下班时，青松才从自助打印机上取到了检查报告单。
青松感到无可奈何，眼看父亲的病情一天天恶化，县里医生说还能维持三个月，而到省城等待治疗的过程，竟然花了好几天，现实真是太过残酷。
肿瘤科大夫把青松单独叫到办公室，告诉他通过对比县医院初诊结果和复查情况，可以确诊为肝癌晚期，并且如果不采取化疗手段，最多只能维持三个月生命。
青松急切地问：“医生，有没有能治疗的办法？国外的技术行么？”
医生说：“目前对这类晚期癌症，国内还没有办法从根本上遏制，只有通过化疗延长病人的寿命。”
青松焦急地问：“能延长多久？”
医生说：“少则多活一两个月，多则半年，视化疗效果而定。但是，有一点必须告诉你，你父亲年龄偏大，化疗需要病人承受一定的痛苦。”
青松不知该如何是好。他坐在凳子上，盯着手里的检查报告，一言不发。
医生又问：“你是做什么的？”
青松说：“我还在读研究生。”
医生停顿片刻，说：“我建议，你和家里人商量一下，可以用进口的靶向药物保守治疗，也有一定效果。但你们要有个心理准备。”
在医院的走廊上徘徊了许久，青松才下楼和父亲还有大姐会合。他们在医院旁边找了一家旅店，先让父亲在房间休息。
在青松印象里，从小到大，家中大事都是父亲拿主意。而这次，事关父亲的生命，谁能为他做主呢？
青松和大姐给母亲打去电话，商量说应该把实情告诉父亲，让他自己做出决定。
青松站在一旁，看着大姐对父亲说出真实病情，仿佛观看法官对被告宣读最后的判决一样。事实太过残酷，青松不敢正视被病魔折磨的父亲。他们想尽到做子女的孝道，却像被缚住手脚的困兽，变得无力动弹。
父亲沉默了一会儿，问大姐：“化疗和吃药，哪个更花钱？”
青松说：“爸，现在咋还考虑钱，钱啥时候都能挣回来。”
父亲勉强笑着说：“我听说，邻村老李去年做过化疗，那家伙很疼，我不化疗。”
穷人家考虑重大问题时，心态往往既复杂又矛盾。他们既关注最现实的利益，又想让亲人拥有最好的感受，所以在物质与精神的双重夹击下，总是难以说服自己。他们尝试用高尚无暇的情感战胜财富匮乏的扼困，却被缴费单上的天文数字一棒子打醒，苍白无力到气喘吁吁。
父亲时不时翻身，好像一宿没睡，青松迷迷糊糊听到他擤鼻涕的动静。
青松也久久难以入眠。他想：谁人不想长命百岁啊，何况父亲才六十多岁。他劳碌了大半辈子，现在大姐和自己都可以供养他了，却遭此打击。谁又会甘心呢，他是在背着我们掉泪吧。可是，他白天却说，他不想再花孩子的钱，说挣钱都是为了将来，不用给他这个没用的身体再浪费，而且青松还有那么多花钱的地方等着呢。
按照医生的建议，青松给父亲办了住院手续。他和大姐说服父亲，先在医院住下，一边观察一边治疗。
大姐每天到食堂买饭，家在成都的小姑隔天就送来炖好的排骨或鸡汤。青松从刘肖和敬北那里借到些钱，他跟黄莺商量把自己兼职存下的钱拿给父亲治病。
黄莺毫无二话，还把她学费卡里积攒的几万块奖学金转给青松，告诉他亲人的生命无价可估。
青松回医院时，就陪父亲到楼下的花园里散步。父亲的鞋带松开了，青松蹲下替他系好。在抬头的瞬间，青松看到父亲眼里闪动着泪花。
青松记得，在他小时候，父亲放工后经常背着他回家。眼下，自己却是第一次为父亲做点什么，而这第一次竟像是唯一的机会，因为它很快就要从指缝间无情地溜走。
农村孩子往往不善表达亲情和爱意，但在他们心里，未尝没有某个瞬间、某些事件，是他们对亲人最深沉的爱的体现。
往后许多年里，青松时常想起他给父亲系鞋带的样子，还会想起那座花园和那一刻的天空。
几天后，正当青松带着凑来的二十万元去缴费处交化疗的手术费时，父亲突然冲了过来，一把拦住他伸出一半的手，夺过银行卡，气愤地跺着脚，说：“叫你别瞎忙，我说过了，不化疗，也不做手术，在这儿待着干啥，明天就回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