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闪耀着人民性思想光辉和反抗封建礼教
争取婚姻自由的传统戏曲《梅花缘》
传统戏曲经历了原始歌舞的孕育阶段,宋代形成较为成熟的“南戏”,之后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形成第一个繁盛期“元杂剧”,第二个繁盛期“明清传奇”。长期历史沉淀中出现过数不胜数的经典故事,塑造过数不胜数的经典人物。乾隆年间盘县才子任璇创作的《梅花缘》又称《梅花缘传奇》。自明以后,“传奇”指的的是明清两代以唱南曲为主的长篇戏曲,曾有“不奇不传”之说法,寓意着具有奇异和新颖性的特色。“传奇”经历了两个重要发展时期,前期在明末,后期为清初,其生存时间近250年。其时可谓名家辈出,名作如林,繁盛一时。流传至今的基本上都是昆曲剧本。
《梅花缘》戏曲问世至今两百余年,出版于“传奇”趋于没落的嘉庆七年(1802)。享有贵州第一本出版发行戏曲的声誉,同时也是黔地两部古典戏曲之一。在地方戏剧发展史上占据重要位置。作为贵州第一本发行之传统戏曲来说研究和讨论一直在进行,诸多学者对其进行过研究和评论。其中存有许多精辟见解。这些评论以黄永堂《任璇和他的〈梅花缘〉传奇》、王颖泰《梅花缘新评---与黄永堂同志商榷》和李建国《〈梅花缘〉传奇中情与理的矛盾》作为代表。评论中既有肯定也有批评,既有分岐也有争论。
上世纪盘县志记载后人评论:“故事情节曲折跌宕,人物内心活动刻画细腻。环境的描写,气氛的渲染,也都绘声绘色。词曲优美而富文采,使人荡气回肠。”
迄今为止,对《梅》开展之研究和讨论与它的历史地位完全不相匹配。作为盘县古典文学重要作品之一,地方各级各部门历来均非常重视,但苦于缺乏南戏研究氛围和基础环境,对其评论尚处于未开发阶段。
一、《梅花缘》创作之社会背景---乾隆盛世
《梅花缘》创作时任璇说自己“年近四旬”,史载任氏约出生于乾隆十年(1745)。推断则在乾隆五十年(1785)之前完成创作。那是一个政治、经济、文化都高度繁荣的时期,同样是一个社会矛盾迅速累积和极度奢靡极度享乐之时代。圆明园在乾隆初迅猛扩建,每年元宵前后都举办无比奢侈的烟花和大量戏曲表演。英国使节形容当时烟花:“编排成火山普遍的爆发,绽射出光芒和闪烁,在园内使用的甩炮、弹射器、鞭炮、火箭和照明灯等,大约一个小时之后,还积有大量不散的烟云”。
那是一个极度狂欢的时代和狂欢之圆明园。乾隆盛世GDP占全球三分之一,国库充盈,四海臣服,威加海内。但光鲜外表却掩盖不了内在的腐朽。外国使臣在《我看乾隆盛世》中描述:“不管是在舟山还是在溯白河而上去京城的三天里,没有看到任何人民丰衣足食、农村富饶繁荣的证明……触目所及无非是贫困落后的景象”。许多学者均指出那是个虚假繁华的时代,甚至是一个饥饿的时代。
任氏生活期间,《梅》剧创作完成之前,乾隆三十九年(1774)山东寿张县王伦率数千人起义攻入县城,军中有女将乌三娘善使双刀。《梅》剧中也有占山为王的女头领“赛月”善使双刀。乾隆四十六年(1781)甘肃发生华林山起义。三年后发生石峰堡起义,官府均出动大量兵力前去镇压。雍正十三年至乾隆元年(1735-1736),古州(今贵州榕江)苗民包利等率领农民发动起义,参加民众多达四十余万。
《梅》剧中有一群占山为王攻打城池的盗贼即有苗民和山东起义农民的缩影。任氏创作《梅》剧时表面看是一派繁荣盛世,但暗潮涌动下的社会矛盾正在迅速累积,底层民众生活之悲惨和社会风尚的日益没落正在加剧。身处边陲之地的他看到了许多世风日下的生活画面,因此剧中出现了许多描绘各阶层民众社会本质生活的场景。
二、《梅花缘》创作之时代背景---戏曲史上花雅之争
乾隆年间正是戏曲“花雅之争”的时期。史学家吴长元指出雅即雅正,花即是杂乱。
“花雅之争”本质是“戏曲之母”昆曲和各地崛起的京腔、秦腔、弋阳腔、梆子腔等最基本的传统审美观念和雅俗精神之间的竞争。
康熙到乾隆期间地方戏如雨后春笋般纷纷出现,以关目排场和独特风格赢得观众喜爱,从而和唱腔优美端庄秀丽的昆曲抢占舞台,之前昆曲一直占据压倒一切的优势。上层社会和士大夫对各地戏曲保持着排斥态度,大多认为地方戏是野调俗曲,难登大雅之堂,称之为“乱弹”。
花部诸腔在广大人民群众的喜爱和民间艺人精心培育下以新鲜和旺盛的生命力冲击昆曲地位。乾隆中叶针对“花雅之争”曾禁止京腔、秦腔等演出。乾隆末年四大徽班进京,花部占据上风,最后出现昆曲的衰落现象。
乾隆至嘉庆期间官方针对部份“花”部戏曲实行过多次禁演,对有伤风化和不符合政治倾向之剧本进行查禁,并实行文字狱。乾隆五十年对山西梆子严加禁止,嘉庆年间又两次实施同样的禁演。禁演内容也包括雅部一些曲目,比如《西厢记》、《牡丹亭》、《长生殿》、《桃花扇》等均因涉及时事或淫词艳句受到过不同程度的禁演。
史料记载乾隆一朝大约禁了300出戏,禁戏的严厉程度为清代之冠。1780年乾隆在上谕说:“因思演戏曲本内,亦未必无违碍之处,如明季国初之事,有关涉本朝字句,自当一体饬查”。
1993年出版的《宜黄诸腔源流探》描述:乾隆下发“禁戏令”要求各省督抚 “再查昆腔之外,有石牌腔、秦腔、弋阳腔、楚腔等英,江、广、闽、浙、四川、云贵等省皆所盛行,请敕各督抚查办”。
《梅》剧创作于“花雅相争”之期,同时是“传奇”趋于式微的时代。《梅》剧属于传统昆曲剧本,在理论上正是朝廷大力扶持的对象,属于雅的范围。但它的出版一直到嘉庆七年(1802)才得以实现,前后担搁了近二十年。
三、案头文学《梅花缘》----一个典型的才子佳人故事
传统戏曲有“本色派”和“文采派”之分,很多戏曲家把剧本当作特殊文章来创作。本色派偏重曲词演唱、宾白的大众化和舞台表演。文采派偏重剧本阅读和文学价值,二者后来变成了“案头文学”和“场上之曲”的对立,在展现文采大肆盛行的浪潮下部分传奇成了不适于搬到舞台的剧作,这些剧本最终成为文学作品流传下来。
《梅》剧词曲清丽典雅,古朴纯正,用典较多,即使放到清代也无法听懂许多古朴端正的词曲。因此客观来说它是“案头文学”,是流传于文人之间互相欣赏的作品。它的传播和影响因此变得非常有限,长期流传在狭小的圈子里。
《梅》剧是一个典型的才子佳人故事。描写一段生生死死又曲折离奇缠绵悱恻的爱情。穷书生王廷睿到官宦方淡然家任教,三年后墙上题诗,素梅游园时酬和他的诗歌,神灵引导他们梦中相会。后来双方定婚,方府要求王博取功名再来完婚。王赶考途中不幸被盗贼劫持,解脱后和家乡音信不通,误了考期。期间家乡发生战乱,盗贼攻打城池斩杀贪官污吏,平民百姓纷纷避乱,方淡然受惊后病故。有人传言王廷睿被盗贼劫持后生死不明,于是封夫人逼迫女儿改嫁。素梅忠贞于自己的爱情,最后在巨大悲愤和痛苦中自尽,酿成了一桩“家长制”和封建礼教残酷迫害下的人间惨剧。王廷睿高中状元后镇压盗贼有功,回乡祭祀。素梅魂魄得到神灵相助后重生人间,最后演绎了一段“有情人终成眷属”的凄美故事。
《梅》剧运用浪漫主义笔法借梅妃江采萍的故事经历三生三世后再续前缘,并继承神魔小说传统手法,借神灵仙佛的安排对生死不渝的爱情进行正面歌颂,继《西厢记》、《牡丹亭》、《琵琶记》、《荆钗记》、《玉簪记》、《倩女离魂》等戏曲及小说《平山冷燕》、《好逑传》、《玉娇梨》、《春柳莺》、《金云翘传》等等众多爱情故事之后对封建礼教进行强烈的反抗,宣扬人间真情赞扬男女自由选择婚姻,大力反抗程朱理学压抑下的传统道德,主张冯梦龙提倡的“情教”观,是一本具有正面教育意义、积极社会内涵和文辞华丽的文学作品。
四、《梅花缘》对照比较---曹雪芹和鲁迅对才子佳人故事的批评
《红楼梦》开篇指责:“至若才子佳人等书,则又千部共出一套,且其中终不能不涉于淫滥……且鬟婢开口即者也之乎,非文即理。故逐一看去,悉皆自相矛盾……“。
鲁迅批评:“这类作品皆显扬女子,颂其异能,如或乖违,终多如意。此类作品似乎是很有悖于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对于旧习惯是有些反对的意思的……才子佳人小说的虽经乖逆、终成夫妻的大团圆正是中国文人不敢正视人生、只好瞒和骗的团圆心理的表现,是中国人不愿意说人生现实底缺陷的互相骗骗的文学。这些才子佳人小说的文章也没有一部好的。”
但是曹雪芹对《牡丹亭》、《西厢记》等戏曲的肯定也有目共睹,大观园中少男少女们热爱《西厢记》、《牡丹亭》的情节多处涉及。鲁迅在批评中实则也肯定“对于旧习惯是有些反对的意思的”。也在《中国小说史略》中说“《好逑传》文辞较佳,人物之性格亦稍异”,《平山冷燕》、《玉娇梨》“倘作者无不羁之才,固不能冲决而高翥矣”----对才子佳人小说中文辞华采和存在的优点给予了赞扬。由此可看出曹、鲁虽然批评此类故事,并未全盘否定这些文学作品中依然有许多值得研究和探讨的价值。他们指责的主要是故事情节雷同和脱离现实等缺点。
才子佳人故事包括小说也包括戏曲,他们都有一个共同通病就是许多故事情节相互模仿相互雷同,人物塑造僵化千人同面。其中故事结构被总结为“一见衷情定终身,落魄才子考状元,奉旨成婚大团圆”。对比《梅花缘》,完全步入了才子佳人故事传统的“三件套”,存在较多同类作品中共同存在的缺点。但是才子佳人作品是历史时期客观存在的产物,沿袭了数百年,虽然存在一些共同通病但也有许多优点被历代学者予以肯定。解放后经过曹、鲁在一定程度上进行否定后冷落了很长时间的才子佳人故事研究和讨论重新掀起过高潮。我们应该看到的是:任何作品都具有历史的局限性和片面性,对存在的缺点进行客观批评的同时更应对其存在的优点给予客观的肯定。
《梅花缘》是一本端庄、严肃、纯洁的文人作品,文本始终尊崇和推动明末文学家冯梦龙的“情教观”,在以情抗理的同时又回到儒家思想的传统伦理道德上来。通篇戏曲既沿袭《西厢记》、《牡丹亭》的进步思想,同时又对这些思想进行了折中的肯定。在吸取前人传奇创作的众多元素后变得更加复杂化和多样化。
从《梅》剧整篇戏曲来看,许多人物形象虽然出场短暂但较为鲜活,许多场景均接触到社会本质生活,通篇汇合了神魔、佛道、还魂转世以及战乱、科举等诸多场景,刻画了盗贼、妓女、和尚、地方豪绅、士子、童仆、神仙等等众多人物。正如戏剧家王颖泰说的:“场面庞杂, 包含天上 、地下 、人间 。人间的场面又有文场 、武场 。文场如书房 、花园 、亭台,雅至和韵、俗至嫖妓。武场如双凤山 、围宛城、赛月神射黄钺等 。如此广博、多彩的社会生活 ,全凭严禁之结构”。
《梅》剧创作正是“传奇”进入末期之时,任璇吸取了前人众多模式进行融合、揉杂,甚至可看作是对“传奇”这种文体进行了一次综合性的总结,这使它既类同于传统的才子佳人故事,又在很多方面具有自己独特而鲜明的特征。
五、《梅花缘》与《牡丹亭》、《西厢记》等传统才子佳人故事的文化传承关系
《梅花缘》整体情节是王廷睿和方素梅题诗生情,因情而得到神灵之助梦中相会,然后订婚。王廷睿赶考途中出了意外,素梅被母亲逼迫改嫁后自缢。留下自画像给王廷睿,王高中状元后素梅还魂重生,然后团圆。
《牡丹亭》整体情节是杜丽娘在礼教压抑下春情萌生,游园梦到书生柳梦梅,因梦生情后郁郁而亡。留下自画像。柳赶考途中住进杜家得到画像。杜丽娘鬼魂和他相爱并自献其身,后来丽娘重生,柳梦梅高中状元,然后团圆。
对比后可看出《梅》剧模仿了《牡丹亭》梦中相会和死后重生以及大团圆的情节,塑造了一个类似杜丽娘的方素梅。任璇曾在《后序》中坦言:“愿学玉茗文人,笑烟花于南部”。 对《牡》的钟爱不仅体现在重要情节模仿上,一些细节的模仿也出现在部分戏中,多处对《牡》的清丽词句进行引用。比如“如花美眷,似水流年”、“一生花里小随衙”、“便酸酸楚楚随人怨”、“ 画廊金粉半零星,池馆苍苔一片青。踏青怕泥新绣袜,惜花疼杀小金铃”、“不到园林,怎知春色如许”、“ 便赏遍十二栏干”、 “再不叫咱,把领头香心字烧……”等等【注:玉茗文人,即《牡丹亭》作者汤显祖】。
剧情的安排正如黄永堂教授说的:“《画梅》等于《牡丹亭》的《写真》,《玩真》一出直和《牡丹亭.玩真》相类……其余《梅梦》、《回阳》莫不蹈《牡丹亭.幽媾》、《回生》窠臼”。
正因整体故事情节上和《牡丹亭》有许多类似之处,撰写序言的任珏崖和任璇的朋友张岱庵在批语中把《梅花缘》和《牡丹亭》相提。任珏崖说的意思是自《牡》后又得《梅》。这些描述实际上表露出两层重要意思,一是《梅》的故事类似于《牡》,二是《梅》剧也是一本文词清丽、故事离奇、缠绵悱恻的优秀剧本。实际是对任璇才情的赞美和肯定。
《梅》在一些情节上类似《牡》,但在另一些情节上却类似于《西厢记》。比如第八出《探梅》,廷睿悄悄去偷看素梅烧香拜月的时候和《西厢记》张生偷看莺莺烧香拜月也很类似。张岱庵对《探梅》写道:“规抚《西厢》,却将《惊艳》、《闹斋》前后三篇合为一折”。
《梅》剧中方素梅还有《荆钗记》钱玉莲的影子,钱和王十朋的爱情故事中钱被后母逼迫改嫁,投河自尽,后来遇救。《梅》中方素梅同样遇到逼迫改嫁然后自缢,但自缢没有得救,而是还魂再生。
任氏创作《梅》的时候传奇经过数百年繁荣后已进入末期,这正好给他提供了综合各种剧本创作的经验。因此《梅》不但具有这些传统戏曲中的情节模仿,同时也存在神魔系列的传承,更兼有冯梦龙《情史》提倡的“情教”影子。最后一出《梦破》直接将《情史》序言“天地若无情,不生一切物。一切物无情,不能环相生。生生而不灭,惟情不灭故。我欲立情教,教诲诸众生。子有情于父,臣有情于君。推之种种相,俱作如是观……”唱了出来。他的目的就是继承冯氏的“情教观”,提倡男女婚姻自主选择和以至情真情反抗封建礼教,建立一套以“情”为核心并同时保持儒家忠贞节烈思想的传统道德观,提倡人间的“情”包括天地万物,在冯氏基础上拓展为如果情端正社会秩序就敦厚纯洁,如果情邪恶世间万物就变得邪恶的高度。他对“情教观”的理解是“情和平,是日月星辰,情惨戚,是雨雪风霜……情邪正,为风雅,为爻象,为典谟,为礼数,为诛赏”。
从还魂角度来说,《牡丹亭》故事来源于明代话本《杜丽娘慕色还魂记》,情节基本类似,但是《牡丹亭》却取得了举世公认的艺术成就。戏曲中还存在许多还魂故事,小说中更是数不胜数。比如提前《梅花缘》百余年面世的经典鬼狐故事集《聊斋志异》。《醒世怛言. 闹樊楼多情周胜仙》中的周胜仙拒绝婚嫁后郁郁身亡,离奇曲折的死后复活被意中人范二郎误认为是鬼而打死,但她的鬼魂依然帮助范二郎解脱罪名。
《聊斋志异》中聂小倩改编为经典电影《倩女幽魂》后好评不断。同样是演绎《倩女幽魂》的张国荣还演了一部《胭脂扣》:80年代香港的大街上来了一个寻找爱人的鬼魂如花,当她找到50年前和自己一起殉情未死的十二少又转身离去时,那一瞬的经典至今仍留在很多人记忆之中。90年代美国电影《人鬼情未了》讲述的同样是人鬼恋。可见故事情节的雷同在古今中外文学史上并不是独创,戏曲中许多经典故事均有来源,互相借鉴模仿的事例不胜枚举。
《梅花缘》虽然主体情节仿照了杜丽娘还魂的故事,但其中存着非常多的不同之处。对社会现实和本质生活的描写《梅》剧更是可圈可点,无论是语言描述、词曲的优美、人物塑造以及透露出来的生活底蕴都有很多值得去研究和探讨的意义。
六、《梅花缘》人民性描写---底层奴仆
在前有《西厢》后有《牡丹》以及众多优秀才子佳人故事的戏曲史上,更有清初的巅峰之作《长生殿》和《桃花扇》。戏曲经过数百年漫长的历史发展早已淘洗出众多经典中的经典。《梅》作为案头文学和才子佳人故事来说其传播途径自然而然地受到极大影响,随着历史变迁《梅》剧甚至成为孤本流落民间,许多人对其闻所未闻。《梅》描绘场景复杂多变人物庞杂又有条不紊,融汇的戏曲元素甚至超过了众多经典戏曲,其中对社会本质生活的描写也在众多戏曲中别具一格,非常具有代表性。
《梅》最具特色的亮点之一即在于短短的出场便能刻画出一个活灵活现的人物形象,更为可贵的是覆盖面非常广泛,涉及到许多社会阶层。整篇戏曲里有多处针对奴仆的描写,刻画均很传神。
《延师》描写方府派去聘请王廷睿任教的家丁在短短的插科打诨中即勾勒出一个少年奴仆的悲凉生活,虽然于戏谑中用笔,看似漫不经心,却体现了作者对底层民众生活的深切同情。家丁唱“从小生居富贵乡。伴当伴当,青衣白帽大束装,精光精光。人人说我好儿郎,肮脏肮脏。东街请客到西厢,奔忙奔忙”----短短几句画出了一个奔忙且一腹怨气的奴仆。接下来家丁对着王家老仆说:“这老儿是个聋子,大叫他一声。老头儿”----滑稽之余少年天性被率真地表露出来,顽皮活泼的形象跃然纸上。老仆反应过来大叫:“唗!何处小厮,来此高声大叫”时,家丁立即变得有点畏惧起来:“是、是、是方府家丁。来请你家浪风,求你冷禁”----在这结结巴巴的后面不但带着突然而来的严肃也带着俏皮。
《诗谳》中王廷睿回到书房看到墙上题诗后面多了一首,于是带着威胁追问书童。书童告诉他那是方家小姐写的。最后书童对自己的处境嘲弄道:“世事须要谨慎,为人莫作伴当。不是从头直说,几乎与书童一场”----少年对“世事须谨慎”的理解,真实地道出了奴仆不过是主人附属的社会现实,如不谨慎便有遭到体罚的危险。
《馆叹》中王廷睿在钱宝家教书,钱宝因为有钱很是看不起他。考期临近时他准备进京,钱家书童对他的态度却是极度嘲讽,书童说“先生去不得了”,王廷睿问他为什么,他回答“去了九个半,只少先生半个,不去也罢”----这里的奴仆一如势利的主人对穷书生带着不可名状的蔑视。
《梅圆》中夫人将丫鬟翠羽“赏”给了书童春烟做老婆,虽然仅仅一个“赏”字,甚至是作者不经意间带出来的,却再一次将封建时代奴仆命运不由人做主的社会现实描绘了出来,仔细阅读之后同样耐人寻味。
七、《梅花缘》的人民性描写----强盗和贪官污吏
《梅花缘》对替天行道的盗贼陈克家、戚眉生、赛月和贪官污吏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描写。占山为王的强盗总有着《水浒》的影子。
《水浒》的英雄好汉基本上都是走投无路占山为王,最后在宋江的率领下接受朝廷招安,走上了忠君报国之路,同时也走上了被荼毒和戕害的道路。《梅》中盗贼陈克家是长沙人,因不满官府贪污赈灾款项后杀死贪官,然后带着妹妹一路奔逃,途经双凤山后落草为寇。陈克家落草之前叙述的经过是:“官贪吏尅,扰累何堪。是孤家一时性起,纠合流民,将他杀了”。
陈克家的落草为寇和逼上梁山何其相似?山上早有一个大王叫戚眉生,和陈克家打斗之后大败,于是邀请陈上山当了寨主。这也和《水浒》中某些情节何其相似?打斗中双凤山女将赛月回身将官军主将黄铖射中,胜了一阵,这又和《水浒》或其它侠义评话、小说等某些情节何其相似?最后陈克家投降朝廷时摆下筵席斩杀不愿投降的二大王戚眉生,这同样也和《水浒》中林冲杀王伦有相似之处。投降后的赛月被王廷睿提议后由其兄长陈克家做主嫁给素梅的弟弟清润,这又和扈三娘嫁给王英一节何其相似?因此可以看出《梅花缘》同样受到过《水浒》和其它侠客类文学的影响而产生了这样的几出戏。
陈克家落草为寇时仿佛宋江,他唱出“世间出处不由人,权向绿林寄此身”,即早有投降朝廷之心。换句时髦的话说他是一个革命不彻底的人,他认为治世之下的贪酷枉法都是各级官吏不按明君的法令认真办事才导致百姓受苦,因此他说:“君恩已极,官贪吏尅”。任璇对他的评价是 “偏将架海撑天手,逼作打家劫舍人”,肯定他是一条好汉,也肯定他所作所为,对他抱着同情之心进行描述。这些都透出了《梅花缘》中难得可贵的人民性。
陈克家规定自己的部下“一不得杀戮平民,二不得抢掠女子,三不得烧屋掘墓”,这何其只是一个草莽?这完全就是一个具有民主思想的江湖侠客,他替天行道的目的是“上除国蠧,下除民蝗”。
《梅》剧描写本质生活透出来的人民性还在于对贪官污吏的深刻揭露和刻画,陈克家说:“如今那些官,最肯违反作盗,讳盗为窃。纵有人去报呈,他还要押改呈词,不作准备,有几个忧国忧民的哟”。他又说:“你道官兵有用么?他只会坐耗钱粮,冒功领赏。还会将那些避难穷民,胡乱割些首级,以假为真”,甚至对官兵残害老百姓的行为总结为“宁经寇盗一遭,不愿兵过一次”。
任氏对贪官污吏的刻画虽然笔墨不多,但却能让人过目不忘,宛城被陈克家、戚眉生围攻后逃出来的书生说:“你不知贼初到围城,有人报信,那官正在饮酒抹牌,门上不敢传报”, 逃出来的差役说:“前日我们急速送稿,早详求救。无奈太爷、师爷商议不决,又说小事不可大报”。宛城的师爷“善会征律比例,熟谙钱谷”, 十分奸滑贪酷。最讽刺和滑稽的是盗贼围城后他翻书查询该不该跑,最后查到安禄山围攻长安时唐明皇一路奔逃,然后才得出火速逃跑的结论。劝导县太爷逃跑的时候说的话一味的引经据典,完全就是一个酸溜溜受儒家思想毒害至深的刀笔小吏。师爷逃跑的时候一个劲吩咐手下要收拾好他的“笋干鲞鱼”,差役则追着他要曾经承诺过的“金元宝”,他抵赖说的是命都不保了要钱还有什么用----这些情节的描写将贪官污吏的丑恶嘴脸在戏谑中刻画得淋漓尽致。
《梅》剧的人民性不仅体现在对强盗、贪官污吏的刻画上,同时也体现在难民的描绘上,那些四处奔逃的商人、书生、小吏、农民和妇孺老幼均栩栩如生。奔逃的女人们“粉黛红颜,踏破弓鞋缝”,到处是战乱中寻亲觅友的人们:“嬷嬷,我的妹妹也失散何处?”“我的小儿不知在那里丢了”----这些深刻的描绘无一不透露出作者对流离百姓的深深同情和对贪酷暴吏的憎恨。最后师爷被盗贼一刀砍了,但任璇对县太爷却没有交待,绕过了为害一方的朝廷命官。究其原因一方面是迫于文字狱的残酷,另一方面大致上也体现出他对封建王朝政治认识上的片面性和局限性。
八、《梅花缘》的人民性描写---书生和妓女、和尚和“绅士”
《梅花缘》不但涉及官吏、强盗、流民百姓、奴仆等各个阶层的人物,同时也涉及地方豪绅、书生、妓女和神仙、和尚等等一众人物,均有鲜明特点。
《诨店》可算是较为特别和出采的一出。人物刻画十分接近社会本质生活。店主吴良是一个非常奸滑世俗的客栈店主,想尽办法在客人身上捞钱,利用赌博、嫖娼等等手段招揽生意。他的客栈仿佛“乌龙”客栈,接待四面八方的客人做着乱七八糟的事情。里面出现两个不学无术的书生,既对儒林进行了尖锐的嘲讽也对世风日下、买官卖官及科举制度的黑暗等现象进行了抨击。更有两个流落烟花的可怜女子。整出戏描绘出一幅大清王朝京城社会腐乱淫靡的社会乱象。店主吴良愚意着“无良”,那是对道德沦落的一种极佳讽刺,吴良为了捞钱叫了两个妓女刘水儿和花粉团陪书生喝酒唱曲, “我便将金鱼池的有名剩货,一个叫刘水儿,一个叫花粉团,说成天上美人,糊弄糊弄,喜得这两个騃公子眉开眼笑”。两个书生一个叫钱有光,倒过来叫作“光有钱”,一个叫秦通,谐音后叫做“钱通”。钱有光依靠家有百万要上京买个官来当,秦通一样的要用钱财上京打点各方关节博取功名。两个书生在筵席间和两个妓女之间进行了一番粗俗的调笑。
花粉团唱的“处处趁钱钞,嬷嬷还嫌少。朝歌夜舞陪欢笑。何日才勾销,把这孽坑儿填了”----不但和她“下级妓女”的身份极度吻合,同时也对她的悲惨生活描述得十分逼真。刘水儿唱的“烟花队里奴薄命,前日得你一封信。拆开信,原来一派虚人情。这人情,三番五次假惺惺问问你的心,那有咱的心。我是热心人,被你哄骗到如今”同样道出了风尘女子的悲苦,道出了人间溥情的世风道德和日渐沉沦又肮脏的人心。
任璇还对和尚、地方“绅士”和神仙之类进行了刻画,尽管这些刻画有时仅仅是一种勾勒,但都很传神。《回阳》中描写的和尚兴阳不但一心想当方丈掌管寺庙,而且是一个十分世俗的和尚。已经当了礼部侍郎的王廷睿要来寺庙迎接素梅重返人间,兴阳命手下的火工道人打扫寺庙,因为案几扫得不干净他说的是“咳,这等粗心,怎想侍候官府……将来衬钱布施,你们是没分的了”,当他说完要扣掉下人工钱后又毕恭毕敬地到寺庙门口迎接王廷睿去了。兴阳不但带着十足的奴性而且十分低俗,最后素梅醒来后他说的是如果眼泪也能把生命唤回来,那么就要对多情的小师弟去哭上一阵了。
由兴阳而透视的佛家寺庙原来也不是一块净土,实际是一方充满了争斗和人情世故甚至淫乱肮脏的地方。《回阳》这出戏不但刻画了兴阳还刻画了一个底层神仙“土地”,这个土地影射着下层小吏的影子,他唱的是“背儿驼,须儿皤,告老难归没奈何。鬼脸神头没处躲,奔走逢迎受折磨。好容易,受香火,阴阳共劳攘,江山自今古,大神半日闲,小神三日苦”----完全是一付为了官差不停忙碌奔波满肚子怨气的形象。和“土地”类似的还有花钱买官当的地方“绅士”钱宝。
钱宝花钱当了驿丞后一肚子怨气,每天要逢迎各级大小官吏又忙碌又受气。对钱宝的刻画还有他善于言辞和官场逢迎等等,最后王廷睿将他带入军中立了战功被封为知县,这无疑是对人情世故和科举功名、人生利禄和买官卖官一个极大的嘲弄和讽刺。
九、《梅花缘》剧作中的虚拟指向
《梅》剧中王廷睿是一个家道中落的穷秀才,他的父亲是“百里之侯”,意即县令,在官宦人家来说是个不大的官,而且早已不在人世。王廷睿是一个热衷功名的年青才子。他的身份和作者任璇非常相似,任璇的父亲出任过云南江川、呈贡的知县。所以黄永堂教授说:“任璇,号龙溪,《梅》剧的男主人公偏就姓王号廷睿,表字龙溪。剧中的王龙溪处处慨叹自己‘文经武纬’、‘立志孤介’ 、‘剩个药裹书袋,清贫似水’,而《标目》中的问花居士则自道“学穷万卷”……所以我认为作者是处处以王龙溪自况”。
《红楼梦》中的贾宝玉即有曹氏影子,而《梅花缘》受《红楼梦》的影响不但体现在故事开篇中,同时体现在创作立意上,任璇也以“人世说鬼近荒唐”,和曹氏“满纸荒唐言”基本上如出一辙。正如黄教授说的 “王龙溪并不等于任龙溪,正如同贾宝玉不等于曹雪芹”。从文学作品艺术创作角度来说,贾宝玉绝对不是真实意义上的曹雪芹,王廷睿当然也不是真实意义上的任璇。但通过这些对比后不难发现,《梅》虽然是戏曲,同样在很多地方受到了《红》的启示。
任氏不但以王廷睿自况,而且故事发生的地点“宛城”也是依据盘县来进行的虚拟。史学家和清代社会普遍认为盘县过去属于“宛温”,比如光绪年间同知夏成业曾写过《宛温北城水灾》的诗歌,兴义府的官吏曾写过途经“宛境”之类。剧中出现的“双凤山”更能纯粹地在盘县找出踪迹,盘县1950年并凤城、凤鸣二镇为双凤镇,以城中凤凰、凤鸣二山命名,1955年更名城关镇。2016年城关镇再次更名为双凤镇。《梅》剧即将发生故事的地方以盘县作为虚拟指向,然后将双凤山移至黔楚交界,最后“宛城”的地理位置也在虚拟中作了相应移动。
十、《梅花缘》对科举制度的批判和思想艺术中存在的局限性
王廷睿是落魄才子,他的最大理想就是博取功名,但是当他得到功名却失去爱人之后,对功名有了不同的看法。《寄真》中廷睿得到素梅死亡的消息,于是悲痛中唱出“便教我状元及第,不解相思债”的悲凉歌词,在这里他不但对功名开始了怀疑,甚至认为爱情比功名更重要。《梅圆》中廷睿已升任礼部侍郎,在团圆中他欣喜地唱出“再生缘,胜似标金榜”,再一次把爱情和功名相论。可见任璇在对待爱情和功名这两样人生理想上有着较为进步的认识和见解。
爱情、事业的成功也是现代人一生的理想,任何时代的人们均渴望着爱情事业双丰收,但在礼教制度严格控制下的封建时代,忠于爱情之人能有多少?很多诸如陈世美之类的负心汉出现在众多文学作品中,也有许多势利如朱买臣的妻子那样“覆水难收”的故事。
才子佳人故事中有许多揭露封建科举制度拉帮结派利用各种关系利用金钱获得功名的情节,其它类别的作品中也能找出很多对科举制度进行深刻揭露和批判的桥段。集大成者则是经典名著《儒林外史》。
《梅》借王廷睿科举考试失去爱情的经历对“功名和爱情”有了积极的认识。任氏继承才子佳人故事继续把“情”推向超越人生事业的位置。并对封建科举进行了辛辣讽刺,极尽嘲笑。不但塑造了两个不学无术做着下着行径的儒林形象,同时对买官卖官和利用金钱、人际关系获取功名进行了深刻揭露和批判,更为尖锐的是他用一整出戏对科举考试进行了寓言式的嘲弄。
《锁院》安排了一场荒唐滑稽令人捧腹的考试。考场上不学无术的钱有光和秦通互相询问结果和对题目的理解。考试题目是对“伯夷,伊尹,柳下惠,孔子”四个圣贤之思想和行为进行比较。钱有光答卷的内容是四圣人肾脏相同,秦通说的是四圣人就是“任和与是”,意思直接就是题目,属于纯粹的混蛋理解。另一个题目是论面临强敌时主张战争还是和解。秦通回答的是“兵之为道,有死无生,如老阳战少阴”。交卷后更加荒唐的是考官出对联给众人试对,秦通对出“眼底虚花老大人”,钱有光根据自己的性情对出“色里痴虫钱有光”。整出戏把一场严肃的考试完全变成了荒诞不经的闹剧。
《梅》在反应生活本质和塑造众多底层人物形象上皆可圈可点,同时在揭示封建社会的黑暗和描写道德伦理的沉沦方面也有许多描绘,对社会人生的描述中更具有非常可贵的人民性,在语言和故事结构上都有许多值得称道之处。但其中也难免存着比较明显的缺点。比如黄永堂教授指出语言上的“掉书袋”,说白和唱词用典太多,且很多典故均很冷僻,一些唱词莫名其妙不知所云等。另外对许多戏曲和传统模式的模仿和承袭使故事走入俗套也是其重要的缺点之一。反映在思想意识上的缺点诸如利用神仙鬼怪三生三世一切皆是天注定等宿命论,借助佛家“四大皆空”传播消极人生信念以及最后得出“情中劫火虽非妄,梦里姻缘莫认真”的唯心主义论调都具有一定局限性。对反抗自由婚姻解放女性思想意识予以肯定和大力赞扬的同时,最后不得不回到儒家忠贞节烈的道德观来,在反抗封建社会体制方面对统治阶级本质认识的欠缺使 “革命”的草寇最终不得不回到忠君建功的立场上来,这些思想认识上的缺限都与作者所处时代有关。任何文学作品均有时代的局限性和作者认识上的片面性,这是文学创作的必然结果。因此对故事中糟粕性的东西应该予以摒弃的同时,更应对其众多突出的优点和思想艺术上的亮点给予客观和公正的评价。
十一、《梅花缘》男女主角人物形象----以“情”抗“理”的正面积极意义
《牡丹亭》中杜丽娘因情成梦、因梦而死、死而复生,人物命运处处与牡丹亭关联,汤显祖之所以用花之富贵者“牡丹”作为戏曲命名,实际隐含着杜丽娘出生富贵之家,国色天香的寓意。《牡》中也以梅花作为杜丽娘的隐喻。她留下寻找柳梦梅的诗“不在梅边在柳边”一直被人们深记。《桃花扇》描写真实人物秦淮名妓李香君和复社才子侯方域在明末清初战乱中的凄惨爱情,李香君拒绝嫁给权贵作妾时血溅桃花扇。因此《桃花扇小识》中对桃花的象征意义这样解释:桃花者,美人之血痕也,血痕者,守贞待字,碎首淋漓不肯辱于权奸者也。
《梅》借梅妃的故事经历三生三世,素梅即为梅花的化身,她在天宫也被称作梅精,甚至是一朵冰清玉洁的梅花,所以还魂时出现花神为她催发花枝才能重生。从三生三世来说,素梅第一世梅妃,明皇第二世为林逋,林逋一生钟爱梅花,第三世即以梅花作为缘起,咏梅诗作为由头引出了王、方之间曲折凄婉的爱情故事。可见梅花一直作为冰清玉洁、孤傲凛冽、忠贞不移的象征贯穿全文。
才子佳人故事歌颂以“情”抗“理”是一个不变的思想主题,但其反抗的角度和力度都有不同。“情”指的是人间的真情、至情、深情和纯情等。“理”则是指“灭人欲、存天理”的程朱理学。通俗的理解“情”是指人间至真至诚的情感,扩大开来即包括友情、爱情、亲情等引领下的社会道德秩序,在爱情方面包括女性意识的觉醒崇尚自由婚姻等观念,“理”即是指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和仁、智、礼、义、信等“三纲五常”的伦理道德。封建伦理中尤其女子的“三从四德”、 “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男女授受不亲”等忠贞节烈思想一直残酷地摧折和压抑着女性的思想和行为。
程朱理学居于主体地位的晚明时期出现了以思想家李贽等人为代表的反抗潮流,对男尊女卑、假道学、社会腐败、贪官污吏等社会现象大力批判,主张“革故鼎新”反对思想禁锢。对待传统礼教压迫下的妇女方面李贽给以深深同情,他提倡女性解放的主旨明确地对封建礼教进行了尖锐的挑战,主张男女婚姻自主等进步思想。在这些积极思想影响下产生的作品如雨后春笋。更有《三言二拍》、《情史》等把“情”的尊重和赞扬推向引领社会伦理道德秩序的哲学思想,即冯梦龙提倡的“情教” ,相对程朱理学而言无疑是一个极大的进步。
马克思说“社会的进步可以用女性在社会上的地位来精确地衡量”。中国古典文学中妇女地位低下的作品数不胜数。如《孔雀东南飞》、后来被写成《西厢记》的《莺莺传》,以及《三国》、《水浒》、《金瓶梅》中的女性形象,无一不是附属于男人从属地位的角色。刘兰芝是被婆婆逼着休了的悲惨妻子,《莺莺传》中的莺莺是被始乱终弃的可怜女子。貂婵是被政治人物利用的“国家宝器”,潘金莲、阎惜娇等则是淫贱女子,孙二娘、顾大嫂是母大虫母夜叉等强悍凶蛮形象,扈三娘则是麻木形象。再往前看旦已、褒姒则是“祸国殃民”红颜祸水。到了才子佳人故事中的女性即变成反抗礼教,解放思想,争取婚姻自由等具有进步意识的积极和进步形象。
素梅的形象集中体现在以“情”抗理的激烈上,出生官宦家庭的她被禁锢在闺房里如笼中的金丝鸟。王廷睿在方府教书三年不知她的存在,她知道王的存在但是三年未识其面。后来只能在梦中得见。残酷的封建礼教禁锢的是少男少女们到了青春年龄的自然天性。素梅最开始的反叛源于天性的青春烦恼,和杜丽娘思春游园相似,幸运的是素梅遇到了真实生活中的郎君而杜丽娘只能入梦。虽然素梅顺理成章地和廷睿订婚是方淡然主张的婚姻,暗则是她先与廷睿在梦中系下了姻缘之份。任璇借助的是荒诞的神佛关系三生三世把两人的爱情卷入宿命式的漩涡,任璇明确说出过这些都是荒诞的,不过是借鬼神之笔演人间故事。“人世说鬼近荒唐,旧事惊心枉断肠”即是任氏交待的创作理念。
随着剧情的推进素梅的反叛越来越强烈,改嫁时她说出封标不是“配偶”,一方面坚守和王廷睿已经有约的婚姻一方面即是坚守着爱情。她宁愿为了爱去死,于是她的反叛达到了高潮,悲剧因此产生。素梅之悲惨比之杜丽娘因梦而死少了浪漫爱情的动人之处,对封建礼教摧残女子心理欲望不如杜丽娘鲜活动人,但其死亡的悲痛不亚于祝英台之死,和杜丽娘相比其死亡之痛同样的令人为之凄恻不已,在众多对封建礼教迫害下进行反抗的女性角色中方素梅同样是一个光辉灿烂的形象。且她的反抗以死来终结,和封建传统礼教的决裂由此可见一斑。
最后素梅还魂和廷睿在梦中相会,互诉衷肠,他们自主地争取到了自己的婚姻。他们的反抗得到了圆满结局。他们的结合不再是“家长制”下的结合,是经过众多神力帮助且缘定三生的结合。同时也是因真情感动神力的结合。可见任璇对他们的反抗完全给予了大力的肯定和赞扬。因此《梅花缘》是一部具有正面教育意义和反抗封建思想争取婚姻自由的戏曲作品,这个应该给予客观和公正的定位。
男主角王廷睿是一个热衷功名的热血青年,他的可贵之处和素梅同样在于对爱情的坚持。当他被盗贼劫持离开后对素梅的思念真切而诚挚,唱的是“销魂是一声鸦,把愁肠扯杀。他念念思咱,他念念思咱”。当他知道素梅为了爱情抗拒嫁给封标而自缢后悲痛欲绝,唱的是“痛杀你,翠娟娟,一朵初开;痛杀你,惨凄凄,百般禁害;痛杀你,急煎煎,走上瑶台;痛杀你,怜我粗才”、 “觉小姐虽死犹生,恨我生不如死”等等。最可贵的是他考上状元后一直坚守着对素梅的爱。回到家乡祭祀时唱的是“你人天撒手权相待,从此吾生亦有涯”,将失去爱情的悲痛表现得更加凄恻哀苦。王廷睿总体上是一个完美的痴情才子,他身上体现出来的是端庄、真诚而又对生活充满了渴望和梦想的儒家君子形象。
《梅花缘》关于王、方的爱情故事有许许多多可圈可点的地方,整本戏曲中包含着大量社会信息和进步的民主思想。在语言运用上有很多值得研读的清词丽句和哀婉动人的曲词,人物形象的塑造上有着非常积极的正面意义。对《梅》剧的研究和探讨还望有识之士进一步发掘和深入。在此不过是写出了这些浮浅的、初步的、流于印象和阅读经验的评论,以供读者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