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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新征程
日寇在我华北虎视眈眈，华北形势严峻。
平原五乡师在马霄鹏老师的领导下，组织“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学生丁原、赵振清、吴凤翔、张伯达、董观海、徐珞等上街下乡，宣传抗日救国道理，发动群众捐献钱财、铜、铁，支援一触即发的全面抗日战争。
而国民党山东省政府教育厅，通过叛徒、特务等知道下面各乡村师范都有“赤党”组织在活动，为了压制学生的爱国热情，在全省将乡师校长和授课老师进行对调，马霄鹏等几位老师被调往东邻地区的惠民师范。
临走前，马老师专门召开党支部会议。马老师动情地说：“因工作需要，我要离开平原五乡师到惠民师范去任教，我也非常舍不得大家，我离开后，希望大家在搞好学业的同时，要进一步发展壮大党员队伍，积蓄革命力量，等待时机。今后工作的方向，高峻岳、赵毅你们两人要立足在平原西南腰站一带利用教员的身份发展壮大党的力量；马诚斋王克东要注意在恩县一带利用教员的身份开展党的工作，特别是把你身边的积极分子纳入党组织内；王禄清、于春溪你们要在禹城联系地方党组织，开辟禹城县西北一带党的工作。这样，禹城西北、平原西南、恩县三地形成鼎立局面，地形成犄角之势，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希望革命的红旗会插遍鲁西北……”马霄鹏老师鼓励大家树立信心，坚持战斗，胜利早晚属于我们。
平津危急！华北危急！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在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关头，中国共产党在延安发布了《国共合作宣言》《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并通电全国，号召全面抗日。
此时的平原五乡师又要送走一期毕业学生。毕业典礼上，虽然国民党县政府、省教育厅都派人来参加，但开得并不怎么热烈，由于日本帝国主义已准备向我华北地区入侵，全国的抗战呼声越来越高，全体学生也是群情激昂。但这些国民党大员们，在毕业典礼这场合，也只是就抗日问题略微表态，但中心话题还是要毕业后，为人师表，当合格的教书先生等不咸不淡的讲话。
但是，同学们的发言非常热烈，既有应付国民党官员冠冕堂皇的当好教书先生的话语，也有随时准备投笔从戎，以身报国的誓言。此时，共产党员学生王禄清在领自己的毕业证书时，心潮澎湃，热血沸腾，走到颁发毕业证的校长面前，说：“请校长批准，将我毕业证书上的王禄清名字，改为王克寇。当前，中华民族已到了生死存亡时刻，我愿将热血洒尽，为中华民族的解放和独立，誓死克寇救国，请全体师生看我今后的行动吧！”紧随他的是党员于春溪，因为经常发表先进思想的文章用“曼青”这个名字，也要求于春溪改名于曼青……他二人的言行代表了广大毕业学生抗日到底的决心和大义凛然的民族气节！正直爱国的校长，虽然当着省派教育厅官员的面，也被他们的爱国行为感染了，站起身来鼓掌同意他们的请求，全体参会学生站起来报以经久不息的掌声！
其实，这两名党员学生，就在不久前过麦假的时候，在家乡连五高小学校进行了驱逐反动校长赵春雨的大活动。连五高小学校地处禹城、齐河、高唐等交界地带，由于地处环境较为偏僻，国民党的党化教育相对较弱。在新体制、新思潮浸染下，师生自由、民主思想强烈，富有斗争精神。建校几年后，校长走马灯似的换了好几任。第一次学潮：国民党校长王次若上任后，多次排挤语文教员李清习，对其进行政治迫害。李老师学识渊博，为人正直，深受学生爱戴。王次若的行为引发了全校师生的不满，特别是一些进步学生，他们纷纷罢课示威。最后，国民党禹城县教育局不得不将王次若调走。第二次学潮：国民党派刘佩儒任校长后不久，又换宫炳如任校长。宫校长到任后，看到学生反抗意识强烈，便对学生采取高压政策，经常训斥、体罚学生，激起学生不满。当年夏天，学生抓住宫炳如的作风问题，掀起了驱逐宫炳如的学潮，最后取得胜利。第三次学潮：国文史地教员庞子杰骄傲自大，课堂上满口仁义、仁爱，课下屡屡训斥、体罚。在全校学生的一致要求下，庞子杰被赶走。而这三次学潮的参与者、领导者和组织者就是在这里上过学的王克寇、于曼青、高凤灵等学生，在他们幕后指挥的是放假在家的学生高春泉。
这个学校有七个班，三百多名学生，二十多位老师，王禄清、于曼青、高凤灵三人联合学校教师建立了党小组，王克寇任组长，他们先召开了党小组会议，分析了学校的情况，拟定了党小组抗日救亡行动计划：一是宣传我党抗日主张，影响广大师生和群众；二是团结一切抗日力量，争取师生加入抗日行列；三是打击反动校长赵春雨，迫使他离开校长位置。
为了开展抗日活动，他们在师生中建立了抗日救国先锋队，不长时间先锋队很快发展到27人，其中有9名教师，18名学生。校长赵春雨是国民党党部委员，对学生的抗日活动不但不支持，反而认为他们是破坏学校的秩序。一天晚上，他把王克寇和于曼青叫去，并提前把手枪摆在桌子上，威胁他们说，你们不是本校教师，不许煽动学生闹事，我是一校之长，学校的一切活动都得经我批准。王克寇、于曼青耐着性子给他讲道理说：“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抗日救国人人有责，你认为师生的抗日救国活动是闹事，你这是亲日派的口气，也是无理指责。”此时，赵春雨气急败坏，拍着桌子说：“这个学校就得听我的，绝不能听你们的”。当天深夜，王克寇他们召开党小组紧急会议，决定发动师生赶走赵春雨。
第二天清晨，学校内外贴满了“赵春雨压制抗日，从学校滚出去”“团结一致，共同抗日”的标语。赵春雨一看标语气得暴跳如雷，但又无从下手。群情激昂的师生们又把他的被褥行李扔到校外去，他一看大势已去，便灰溜溜地回家了，又投靠到民团李惠民部去了。中午，王克寇、于曼青等党员带领广大师生到周围村庄进行示威游行，沿村张贴“抗日救国人人有责”“团结起来不做亡国奴”等标语，一路组织学生高唱抗日救亡歌曲：
工农兵学商
一齐来救亡
拿起我们的铁锤刀枪
走出工厂 田庄 课堂
到前线去吧
走向民族解放的战场
沿途群众报以热烈的掌声，纷纷竖起大拇指！
此外，王克寇还利用暑假、寒假冒着酷暑和严寒奔波在在禹城西南部家乡，平原中学、禹城中学、济南三中和家乡附近的一些学校，一些进步教师与他秘密联系。禹城党组织领导人马毅之和杨瑞亭到王克寇家中接头联系。他们在禹城“鲁北读书社，”见了面，还有谭锡三、尉景平等同志，他们共同研究探讨禹城党组织发展工作。之后，便利用暑假和于曼青两人提着鸟笼子，冒充富家公子哥到在小学校里联系小学教员杨中一。或利用为家中卖馒头的活计进行党的活动，积极传送情报开展党的地下活动！他先后发展了马锐锋等7名党员，在莒镇村建立了禹城南乡第一个党支部，他任支部书记，齐殿友任副书记。莒镇这团红色之火，从它出现就以鲜活的能量在周边地区放射出光芒，后来不断发展壮大，一直成为坚不可摧的禹城西南局部抗日根据地。
骄阳似火、酷暑三伏。毕业典礼后，王克寇、于曼青、高风灵等几名学生怀着激动的心情，去老师们的办公室，与老师们告别，诉不尽师生恩同学情，互相鼓励报效国家和民族，走向抗日的革命战场。王克寇挥笔写下一首表明自己人生志向的《斩妖歌》：
耳闻天宫有妖魔，世间妖魔比天多。任凭妖魔多如毛，我辈奋起斩妖魔！
王克寇他们感受到的是中华民族到了生死存亡的关头，他听到了党吹响了紧急召唤的号角，召唤他们脱去长衫，拿起刀枪以血肉之躯去与倭寇拼杀，建立一个崭新的由人民当家做主的国家！
毕业的那天，五乡师大门前、校园内人声鼎沸，一大批学生要离开校园走向社会。那天，王克寇的弟弟半夜三更就起来了，推着家里的独轮车赶往平原县城。100多里的路程，为了走近路，他更多地是走在乡间路上，朦胧的月光下一个人走这么远的路程其艰辛可想而知，可他心中充满了希望。自己亲爱的哥哥在等着他，那是他崇拜的英雄，他那朝气蓬勃，心中有着远大理想的哥哥的行动在激励着他。
赶到平原县城已经到了中午，弟兄相见分外亲。看到满身汗水的弟弟，虽然疲惫却精神抖擞，他们没有休息的时间，立即整装行李。除去被褥就是一摞摞的各类书籍和课本，这些他可舍不得丢弃。整装完毕，王克寇和于曼青、高凤灵等同学走出校园大门，在大门口又与相遇的老师、同学挥手再见，他们几个禹城的同学一同回家乡。
走出平原城南大门，金色的阳光照耀下，王克寇他们几次回望古城平原矗立着的高大的城墙，曾经熟悉的高高耸立着的龙门楼，直至消失在视线中。一种说不出的悲壮情愫涌上王克寇的心头，他禁不住大声朗诵起王昌龄的《从军行》：
青海长云暗雪山，
孤城遥望玉门关。
黄沙百战穿金甲，
不破楼兰终不还。
这古人的誓言更加坚定了他们的信心，“吱呀呀”的车轮声伴随着他们矫健的步伐，向着未来心中的理想走去。一路上，他们谈到了岳飞“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谈到了戚继光杀倭寇“封侯非我愿，但愿海波平。”他们决心用自身青春勃发的生命去践行自己的诺言！
“七·七事变”爆发后，日本帝国主义为了扩大对我华北地区的军事占领，在国内下达了两次动员令，在我平津地区兵员人数达20余万人。8月31日，正式成立华北方面军，沿平汉线和津浦线大举南侵。
此时的鲁西北各县陷入一片混乱之中。
同样，平原五乡师也是一片喧闹，同学们对日寇的侵略行为无比愤慨，对国民党政府腐败无能和国民党部队的节节败退更是气愤，大家纷纷表示，誓死不当亡国奴。看到平津大学生流亡团一队队或乘车或步行南下，他们受到启示，也酝酿组织“平原乡师流亡团”，在几天时间内，就组成了以“民先”（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队员学生吴凤翔为团长的160余人的“平原乡师学生流亡团”。吴凤翔等几个人专门去了县城东北半里路远的平原火车站，找到站长进行商量和交涉，因为坐火车的太多了，有从北面退下来的伤兵、逃难的达官贵人和青年学生，加之日寇越来越近，坐火车南去一座难求。正在交涉期间，有一辆向北运兵的火车途经平原返回济南，火车站站长也被五乡师学生们的爱国热情感动，为他们临时安排了去济南的火车。
终于在一个黑漆漆的夜晚，早已集合好在焦急等待中的五乡师流亡学生，怀着满腔报国的心，踏上南去的列车。在“咣铛铛、咣铛铛”的火车前行声中，离开平原到济南。
流浪的学生何以为家？济南只是短暂的停留，因为日寇在由北向南攻城掠地，学生们后到泰安，10月辗转到兖州。
在兖州车站，巧的是惠民乡师也迁至兖州，马霄鹏老师组织惠民的学生也在这里。平原五乡师的学生在异地与马老师相见，百感交集，在危难中感受到温暖，感到心中有了依靠。特别是 “民先”队员更是聚集在马老师身边，向老师请教该怎么报效国家。马老师首先稳定大家的情绪，让大家听从安排。私下里立即让“民先”队员团长吴凤翔秘密召集“民先”队员和积极分子开会，会议内容就是将组织一部分人员前往延安，并征求同学们的意见，大家听了都为之一振，纷纷提出要去延安跟着共产党走。
原来马霄鹏老师一直与党保持联系，在这里，他按党的指示，召集进步青年学生为八路军输送革命人才。他将自己熟悉的一部分平原乡师“民先”队员和思想比较进步的五六十名学生，分三批秘密召集输送到山西临汾八路军一一五师随军学校，随营学习培训。为了进一步提高妻子赵荣香的思想觉悟，他毅然让妻子赵荣香带队和同学们一同去，马霄鹏老师把5岁的孩子送回金乡老家，赵荣香为了参加革命，把2岁的孩子留给平原城东北高家洼村舅父家，两个孩子送到不同的地方。他们经过长途跋涉奔赴革命圣地延安，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在兖州车站，更为巧合的是上一届毕业学生党员高峻岳正在济宁参加乡农学校训练，在车站上遇到了马霄鹏老师，马老师安排他随同学生们也去了山西八路军随营学校。后来经过学习训练的高峻岳重返鲁西北，领导开展党的组织活动。
在车站上，马老师还见到了后来赶到的五乡师女学生徐珞和杨瑞香。原来，五乡师是在夜间紧急离开平原的，因为是火车站联系到的一列向北运兵后，返回济南的列车。徐珞和平原的杨瑞香、王玉芳，禹城的李玉英四个女生没有赶上。第二天她们就坐上火车向前赶，在济南车站，徐珞的母亲哭着乞求自己的女儿留下，不要舍下母亲和伤残的弟弟。徐珞说：“我们哪里还有家？我们要把鬼子赶出中国去，天下一定是我们的，相信我妈妈，我们一定会胜利的。”说完，毅然踏上南去的火车。途中是很艰苦的，吃不好休息不好，李玉英和王玉芳又想家，就中途返回家了。剩下徐珞和杨瑞香在车上每到一处车站停车，她们就打听五乡师的情况，在兖州终于见到了五乡师的同学们。徐珞等几个女学生看到马霄鹏老师和赵荣香老师，她们竟抱着赵荣香老师哭了。两位老师问徐珞愿意不愿意去延安，她高兴地答应了。结果，因为情况紧急，赵荣香带队提前离开去延安，因为不是住在一个地方，没有找到徐珞。第二天，马老师说：“因为夜里找不到你，他们提前走了。你就先到第五战区抗敌青年军训团去吧，那里有民先组织，有机会你可到汉口和西安找八路军办事处去延安抗大。徐珞和杨瑞香又到五战区抗日总动员宣传队。此时他们更加看清了国民党不抵抗政策的真实面具，徐珞带着杨瑞香到汉口，找到八路军办事处。而杨瑞香说：“去延安很危险，被国民党抓住要杀头的。”这样，杨瑞香去了国民党政训处，徐珞奔赴革命圣地——延安，直到11年后的平原县城解放后，徐珞才回到获得新生的故乡。
后来这些学生经过学习和培训大多数返回山东沂蒙山抗日根据地，成为抗敌骨干力量。如平原城南菜园子吴庄吴云，后任山东军区滨海支队组织科长、滨海支队25团副政委，在耿家沟与日寇战斗中牺牲；恩县李孟楼村李一凡，在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入伍，长期战斗在胶东军区，后任南京军区后勤部政委；吴凤翔后任国防工办组织部长；张伯达后任北京军事学院训练班副部长；董观海任北京军事学院教研室主任；郭春波曾任总参军级干部等。还有一些到乡村当教师的学生，他们脱去长衫，参加建设革命政权、组织抗日武装斗争活动。如“读书会”积极分子陶德顺（后改名赵振清）回乡教书后，在鲁西四地委参加革命，后曾任中组部副部长。平原五乡师党组织为党和革命事业输送了一大批人才。
马霄鹏按党的要求，留在了济宁湖西地区开展党的活动，组建人民抗日武装。谁知他们夫妻这一别离，就此是天各一方，阴阳两界，再未相见！妻子赵荣香改名白涛，先后在山西民族革命大学和延安抗日军转大学学习，毕业后在八路军120师教导团任政治教员，后在晋察冀边区从事抗日救国活动，随中央机关由延安迁到河北。北平和平解放时，她任彭真市长秘书，后转入北京卫生战线工作。
五乡师在兖州，有的学生到了国民党部队炮校去，还有一部分学生继续南迁，途中部分各自找事情做，到了湖北均县时，已经没有几个人了，便各自解散谋生。
1938年1月，马霄鹏被调到金乡县担任工委书记，后任县委书记。他组织了金乡县第一支抗日武装—第五战区第二游击纵队，任政治部主任。后在鱼台成立了“抗日动员委员会”任主任。同年5月，调到鲁西南特委任宣传部部长。7月下旬，鲁西南建立苏鲁豫特委，他任特委民运部部长。特委改组又改任宣传部部长。1939年5月，任苏鲁豫区委宣传部部长，在苏北丰县的欢口、吴庄、沙庄等地举办各种类型的抗日训练班，为各县培训了大批抗日骨干，还办起了区党委的机关报——《团结日报》。1939年秋天，湖西地区发生了骇人听闻的“肃托事件”。9月14日，马霄鹏被暗藏在党内的野心家王须仁和王宏鸣以“肃托”为名逮捕。他们对马霄鹏进行严刑拷打，马霄鹏忍受着肉体上和精神上的巨大疼痛和折磨，始终坚定地说：“我是共产党员，不是‘托派’！”他宁愿自己受刑，也不连累其他同志，表现了一个共产党员的高风亮节。1939年9月19日深夜，在江苏省丰县于王庄被折磨致死，时年36岁。1941年冬，中共中央山东分局根据中央决定，在单县辛羊庙举行隆重追悼大会，为他平反昭雪，并追认为“革命烈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