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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英雄“不死”
敌人对我冀南抗日根据地扫荡合围后，驻德州日军召开了六个县的伪县长会议。会议上，日军驻德州最高指挥官 宣布冈村宁次的授奖通报，在“四·二九”扫荡合围中，武城县伪县长吴寄朴为大日本皇军立下功勋，为吴寄朴授勋，并给吴寄朴建立功德石碑，立在武城县伪政府门前，要求其他六县县长向吴寄朴学习，共建共荣建设王道乐土。汉奸吴寄朴感到非常荣耀，在日寇、汉奸伪县长们的掌声中，他一再表决心效忠大日本帝国。
表彰会后，部署下一步的工作，就是要大力推行“治安强化运动”。内容是敌人把我抗日根据地划分为“治安区”（就是敌占区），“准治安区”（就是游击区）、“未治安区”（就是我抗日根据地），对三种地区采取不同的方法和手段，对敌占区侧重于清乡，强化保甲，划小村治，清查户口，颁发良民证，建立自卫团，警备队，组织“爱护村”，实行连坐法等加强殖民统治。对于游击区或接敌区，着重于“蚕食”、封锁，日伪特务与日伪军武装相结合，恐怖武力与怀柔兼施的办法蚕食我根据地，并逐步占领。对于我抗日根据地则是调集兵力，连续进行“扫荡”，实行杀光、抢光、烧光的“三光”政策，制造无人区。从1941年以来，敌人对我冀南区已经进行了四次“治安强化运动”，这次就是推行第五次“治安强化运动”。
这次会议制定的手段比以前更加阴险毒辣，着重强调思想战，鼓吹“军政一途”“军民一体”，实行保、养、教一元化，县长兼警备队长、讨伐司令，增挖封锁沟壕，增设据点、碉堡，断绝抗日根据地之间的联系，加强下层统治。扩充强化自卫团，实行保甲“连坐制”，设立情报站，村村设立情报员和密探，为敌人提供情报。
在这次会议上，武城县伪县长吴寄朴出尽了风头，为日寇出谋献策，大献效忠日寇的技能和手段。回到武城后，这个汉奸更加积极，为了到运河西扫荡，汽车行动方便，他搜刮老百姓的木料在运河上修木桥，老百姓没有木料就把老百姓的房门、房子檩条强征并抓人施工。他在运河东岸地方士绅中成立“地方自治复兴委员会”，用这个汉奸组织为他扩充武装，他由原来的两个伪军中队150支枪，扩展到十二个伪中队3000多伪军。为实现和完成封锁囚笼政策，大修公路和封锁沟，修筑了碉堡、据点二十余座。为了反共，他让这些中队轮流担任突击队，冒充八路军游击队的番号，夜袭共产党八路军。
这时的运河两岸真是大变天了，日伪军到处烧、杀、抢、掠，三天两头进行扫荡，像拉锯一样推过去拉过来，在武城运河两岸这块地方纵横交叉地连续扫荡。武城、清河军民真是苦啊！我军抗战压力也很大，一个是日伪军的压力，他们经常扫荡，恢复了曾经被我军拔除的炮楼，村村实行伪保甲制，强制各村成立反动会道门如红枪会、白吉会、一贯道等对付共产党八路军。再是兵荒马乱之际，连续遭受自然灾害，干旱、蝗虫、洪水，一拨接一拨，人民群众吃饭都十分困难了，有限的粮食被敌人抢走，我抗日武装筹粮更是困难。出现敌我争食，军民争食，困难到我抗日武装工作人员发不起衣服了，有一次武城县委书记赵炳图自己解嘲说，你们看看我这裤子补丁摞补丁，穷得连条裤子也买不起了。
吴寄朴却到处疯狂地袭击我抗日武装。先后抓俘了区长肖平、李恒、戚夯的女儿、李风仪的母亲等多人。他们有的被敌人杀害，有的被营救出来，有的利用敌人看管松懈逃出来。
9月的一天，武城县委组织部长韩强同志，在秋季战役后，到二区开会，晚上住在小张庄，第二天正遇到清河的敌人出来扫荡。得到敌人扫荡的消息，他们立即从张庄出来，顺着村北的道沟向北撤退，结果敌人从西南包围过来，双方发生激战，韩强不幸中弹牺牲。韩强同志从平原师范回到家乡武城，在开辟武城党组织建设和根据地工作中做出了重大贡献，武城县委的同志在牛庄召开了追悼会，同志们纷纷表示血债血还，把韩强同志未完成的事业进行到底，坚决把日寇侵略者赶出中国去。
这时六军分区也遇到前所未有的困难，白天进入村庄，汉奸日伪组织人员就去向敌人报信，晚上敌人夜袭队冒充我游击队，我军工作人员敲群众的门，谁家如果开门迅速，接待热情，就以私通八路为名枪杀群众或者残酷迫害。所以，老百姓夜间听到叫门声也不敢开门，特别是北方刺骨严寒的冬天，我机关、部队夜间住宿、活动遇到很大麻烦。
这时的鲁西大队人员精悍，作战勇猛，作为负责六军分区六地委机关的警卫工作，马立朝被大家亲切地称呼他马队长，还有的给他开玩笑称呼马司令，他都乐呵呵地接受。特别是他走路一只脚用脚尖走路一拐一拐的，走到哪里都是人们谈论的焦点，军民议论纷纷说：人家身体这样还出来打鬼子，咱好腿好胳膊的更应该和敌人干。马立朝队长带兵有方，身先士卒，队伍里还有几十个他本村和沙庄村的回民战士，他们作战勇猛，打起仗来不要命，一时成为当时的传奇小部队，上到部队机关，下到基层连队战士，特别是在清河六分区活动的这一带，提起鲁西大队长马瘸子，大人孩子没有不知道的。
一个刺骨寒冷地深夜，分区机关和鲁西大队转移到一个熟悉的村庄，接连叫了几十家的门，没有一个开的。那时很多农村因为贫困没有院墙，只是是隔着一两扇门，里面群众听见也不敢开门。这时，马立朝说：“首长，让我来叫门吧。”只见马立朝走到一户只有屋门的人家，低声轻轻亲切地叫道：“大娘大爷你们别害怕，我们是咱八路军六分区鲁西大队的，不是夜袭队的，我就是鲁西大队的大队长马瘸子，你如果不相信，你摸摸我的脚，我这瘸子的脚敌人可是装不出来。”马立朝说完，把自己的残脚从门下面的缝隙里塞进去，稍停了一会随着窣窣窣的声音，一双颤抖着的手轻轻摸了他的残脚，随着慢慢拉开门栓，看到曾经熟悉的面孔，老大娘激动地握住马队长的手。
从这以后，每逢叫门，都是马队长去完成，老百姓一摸，就知道是马队长带着部队来住宿，立即开门像亲人一样接待。敌人万万想不到他们妄想破坏我军民鱼水关系，在我六军分区这里毫无用处。
面对敌人的铁壁合围和疯狂的“治安强化运动”，冀南军区开展了签名誓约运动。在党政军各级干部、党员和学校教员、学生以及抗日群众中开展签名誓约活动，誓不背叛，绝不投降，激发民族气节，坚定斗争的信念和决心。运东地委机关和直属部队一起开展了教育活动。会议由杨中一书记主持，共同宣誓：“我保证在任何情况下，不怕危险，不惧困难，坚持工作，坚持斗争；有死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的决心，绝不动摇；坚决抗战到底，死不屈服，死不变节；个人利益服从党的利益，服从民族利益，一切听从组织决定。”宣誓后，由每个人上台签名，不会写字的战士由工作人员签名个人摁手印。摁完手印后，杨中一书记带头鼓掌请鲁西大队马立朝队长讲两句，马队长一点一拐的走到队伍前面，大声说：“没什么多讲的，青天在上，黄土作证，我们鲁西大队坚决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党叫干什么就干什么，战斗中不怕牺牲，冲锋在前，如果在战斗中受伤被俘绝不投降，绝不咬人，谁如果三心二意，天打五雷轰。谁要是变节不是人，活着是汉奸卖国贼，死了入不了家谱也是孤魂野鬼。”在掌声中进一步坚定了斗争和抗战必胜的信心。
11月29日，运东地委召开营以上干部会议，通报了新任命的六地委书记王泊生在来清河的途中，遇到敌人的扫荡，王书记在战斗中牺牲的消息， 大家摘下帽子低头为烈士默哀。杨中一书记又简要介绍了王泊生书记的情况，他家是河北省景县郑庄人，1932年入党，11月28日在枣强南居家庄牺牲，时年28岁。
12月27日，武城县大队由副政委戚烽带领60多人活动在武城南部，在毛店村休整并准备过元旦。没想到县大队的行踪被日伪特务刘连方暗中盯梢。部队刚住下，刘连方即刻向日军秘密报告。27日晚上，日军驻禹城总团部司令山田和武城伪县知事吴寄朴纠集了武城、恩县、禹城的日军500余人、伪军800余人，于28日凌晨，兵分四路前往毛店村包围县大队，妄图消灭这支抗日武装。刘连方跟踪县大队被及时发现，引起县大队的注意。当日、伪军还没有将毛店村包围时，县大队就发现了敌情，戚烽等人迅速带领县大队转移。经过杨庄到达水坡村北交通沟时，县大队发现前面有敌人围过来。戚烽等县大队负责人立即召开紧急会议，决定由戚烽和基干连指导员林绍顺带领两个班留下作掩护，由基干连连长戚平带领其他战士沿交通沟向西南方向突围。
上午8时左右，戚烽指挥战士们首先向附近的日军反击，机枪手戚宗路架好机枪猛烈扫射，日、伪军遭到突然攻击倒下一片。日军指挥官见此情形，拔出战刀指挥日、伪军一起向戚烽等人压过来。敌人在迫击炮、轻重机枪的掩护下，来势凶猛。戚烽带领战士们连续打退敌人5次冲锋后，命令林绍顺带领一部分战士向杨庄北方向突围，让县大队特派员刘振亚带着文件包从另一个方向设法突围。戚烽带领一个班留在原地继续阻击敌人。
中午12时，敌人分5路，又发起第6次进攻。激战中，机枪手戚宗路身负重伤，腿被打断，肠子流出来仍坚持战斗。戚烽腰部负伤，子弹也快打光，通讯员要背他突围，戚烽坚决不肯。这时，阻击敌人的战士全部牺牲，敌人涌上来，离戚烽只有50米。日军诱劝戚烽投降，戚烽破口大骂日伪汉奸，高喊“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中国共产党万岁!”的口号，把机枪砸坏，猛地冲上去和扑上来的敌人进行搏斗，被日军尖刀刺中而牺牲，年仅21岁。与此同时，林绍顺带领突围战士，在杨庄村北交通沟里也与敌人展开血战。林绍顺中弹负伤，因伤势过重而牺牲。此战击毙大批日伪军，敌人尸体拉了3汽车。武城县大队牺牲了27名干部、战士，5人受伤。
水坡战斗是抗日时期武城这支队伍受损失较大的一次战斗，英雄用鲜血和生命谱写了一曲感天地泣鬼神的悲歌。戚烽的父亲戚夯在儿子的追悼会上，亲书挽联：对党对国对民族赤胆忠心，对父对母对人民尽忠尽孝。他以高度的理智控制着自己，将国难家仇化为敌人的无比愤恨，从此他以更旺盛斗志参加抗日武装工作。
不久，冀南军区又派了3名八路军干部充实到县大队，广育任县大队副政委。他们在冀南军区、县委的领导下与群众同甘苦共患难，总结经验教训，学习毛主席的《抗日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等文章，坚持游击战，使大家掌握“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的游击作战原则，灵活机动地同日伪军进行斗争。
注释：
（1）戚烽（1921—1942），原名戚绍炎，曾用名戚啸中，武城县杨庄乡戚庄村人。他家境殷实，又为戚门独子，倍受父母宠爱。幼年好调皮玩耍，聪敏异常。1929年戚烽入武城文庙第一高等小学校读书。成绩优异，深受师长、同学的垂爱。1936年夏，考入山东省立德州十二中学。第二年，抗日战争爆发。德州沦陷后他辍学居家，埋头读书。他父亲戚夯是一位爱国知识分子，他有幸接触到鲁迅、郭沫若、茅盾、巴金、蒋光赤、郁达夫等进步作家的作品。这些进步书刊使他开阔了视野，增强了认识现实的能力。
1938年，戚烽光荣地加入中国共产党。他与武城县地下党组织负责人韩强取得联系，积极发展地下党员。同时，他团结进步青年，深入群众，热情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救国主张，揭露蒋介石、汪精卫的卖国真相，号召群众组织起来，赶走日本侵略者，不当亡国奴，并积极筹备建立抗日武装。同年8月，根据冀南军区指示，由戚烽主持成立了武城县第一支抗日武装——戚庄游击小组，戚烽任组长。1939年6月，受冀南区党委、武城县工委派遣。戚烽、王新、宋烈等打入顽军张栋臣的“暂编第八师”（简称张八师），组织政治部，进行国共合作共同抗日的宣传工作，并设法掌握一部分武装，伺机拉出来，以瓦解敌人，加强地方抗日武装力量。因事机不密，被敌人觉察，张栋臣企图将戚烽等以共产罪活埋，幸在事发前撤出，方免遇难。撤出张师后，戚烽父子同王新等组织起抗日游击队，戚烽任队长。他身先士卒，带领战士英勇杀敌。刀铡大汉奸伪乡长戚士枝，讨伐叛逆石友三的部队，袭击敌据点，炸汽车、割电线，使敌人惶惶不安，为开辟武城抗日根据地做出突出贡献。1939年11月，武城县抗日游击队改编为冀南四分区武城独立营，戚烽任基干连指导员。1940年5月，敌人将他的胞姐和妻子捕去，作为人质扣押起来，企图动摇其革命意志，迫使其率部投降。面对敌人淫威，戚烽坚决表示：“就是把姐姐和妻子全杀了，我抗战到底的决心也丝毫不动摇！”戚烽作战更勇敢了。他时常独自一人深入虎穴，捉汉奸，惩凶顽，使敌人闻风丧胆。伪军们常用这样一句话发誓：“谁要做坏事，出门遇小戚！”1941年春，戚烽调任清河县游击大队教导员。当时，他患有严重的肺结核病，上级屡次劝他休养，他都婉言谢绝。战斗频繁，每夜行军，加之营养不良，他的病情日趋恶化，休力不支。1942年春，不得不离队休养。不到两个月，敌人进行了“四二九”大扫荡，我抗日军民损失惨重，敌人遍设据点。根据地缩小，环境恶劣。戚烽看到形势严重，立即停止休养，在身体没有完全恢复的情况下积极要求工作。遂被分配到武城县抗日游击大队任副政治委员。1942年12月，戚烽率领武城县抗日游击大队60多人，活动在县城南水坡村一带，不断给敌人以沉重打击。27日，日伪军向水坡村一带扫荡，戚烽率部迎击，但敌我力量悬殊，有利地形被敌人控制，县大队陷入四面重围之中，戚烽因受伤流血过多坐在地上，他知道最后的时刻到了，就奋然站起来，高呼：“共产党万岁！”“打倒日本帝……”敌人没有让他把第二句喊完，就一刀刺去……戚烽为了党的事业，为了中华民族的解放，流尽了最后一滴血，壮烈牺牲，年仅21岁。戚烽牺牲的消息传遍了武城县，全县人民深感悲痛，许多群众从几十里外赶到墓地，悼念烈士。冀南军区六分区和武城县委、县政府举行了隆重的追悼大会，追认戚烽“优秀共产党员”、“党的好干部”、“人民的抗日英雄”等光荣称号。戚烽的父亲戚夯含泪写下一副挽联：“对党对国对民族赤胆忠心；对父对母对人民尽忠尽孝。”当地群众编了一首民歌，赞颂英雄：
山东武城县，戚烽美名传。
忠心为抗日，洒尽血和汗。
中华好儿郎，宁死腰不弯。
坚如顶天松，永立运河边。
（2）戚夯（1893—1948），原名伯黎，字牖民，武城县杨庄乡戚庄村人。家境殷实。幼年就读私塾，聪明过人，成绩优异。颇为师长器重。废科举，兴学堂，武城书院改为高等学堂，戚夯随来该校就读。
在高等学堂受业三年，毕业后考入临清中学，未及毕业又考入山东法政大学。1918年，武城县成立“地方自治筹备会”，戚夯任主任。此后，戚夯先后任武城县财政科长、局长，平原县财政科长。其前任科长与国民党四十七师师长曹福林素有渊源，关系甚密。任职期间，大肆贪污公款，为数甚巨，交结时企图蒙混，并拿出部分脏款，收买戚夯，暗示他不要深究，马虎从事，对此戚夯严辞拒绝。对方恼羞成怒，勾结曹福林，向国民党山东省政府主席韩复榘诬告陷害，戚夯因此被撤职逮捕，押送济南军法处，身陷囹圄。戚夯出狱后，隐居故里，深居简出，专心读书写作。这一时期，他阅读了鲁迅、郭沫若、蒋光赤、丁玲、郁达夫等进步作家的大量作品，以及《东方杂志》、《大众生活》、《拓荒者》等刊物，这对他走上革命道路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1937年，日本帝国主义悍然发动侵华战争。芦沟桥的炮声深深地震撼着戚夯，他毅然走出书斋，协助爱国将领范筑先委派的武城县长徐占奎组织临时政府。可惜时间不长日寇就侵占了武城，临时政府夭折。在其子共产党员戚烽的影响下，他欣然接受了党的领导，积极投身于抗日战争的洪流中。1938年8月，戚夯之子戚烽团结进步青年，秘密筹建了游击小组，这是武城县第一支抗日武装。嗣后，游击小组迅速发展，在八路军十九团的帮助下，改编为游击队。1939年11月，游击队改编为独立营，戚夯任营长。戚夯的行动，使敌人又恨又怕。他们先以高官厚禄相诱，戚夯嗤之以鼻，不为所动，接着又“没收”了戚夯的全部财产，并将其女儿、儿媳关进监狱。同时通过戚夯过去的朋友——已投敌的伪区长致书戚夯，劝其投降。敌人的淫威并没使戚夯的抗日决心丝毫动摇。在回信中他义正词严地写道：“古人云：‘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我父子爱举义旗，以救亡图存为已任，早已将生死置之度外，誓与日寇血战到底，直到最后胜利。我之亲属身陷囹圄，任凭敌人处置。‘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尚望你早日弃暗投明，免致后人唾骂。”1940年，戚夯光荣地加入中国共产党，完成了由民主爱国人士到共产主义战士的转变。1941年8月，县长赵炳图调赴太行学习，戚夯任武城县代县长兼民政科长。1942年12月，戚夯的独生子、县大队副政委戚烽壮烈捐躯。1943年底，戚夯调太行边区参加整风学习。1944年调任冀南六专署行政科长。1945年任武城县副县长。1948年调往邯（鄣）馆（陶）铁路办事处任会计科长，到职后就积极参加了紧张的筹建工作。因年事已高，终日奔波劳碌，体质日渐衰弱，牙齿全部脱落，但他仍不懈地学习和工作。他常对同志们说：“我虽然快60岁了，但我还要奋斗20年。”这种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和对革命事业的无限忠诚，使同志们深为钦敬，大家都亲切地称他“老英雄”。1948年4月，我军已大举反攻，国民党反动派不甘心自己的灭亡，尚作垂死挣扎。他们利用反动会道门——白阳古教，于27日午夜，突然发动武装暴乱，袭击邯馆铁路办事处，办事处人员英勇抵抗，激战二小时。最后暴徒纵火，戚夯因年老力衰，突围未成，壮烈牺牲。
（3）王新，原名王殿杰，武城县李家户乡辛庄人，1919年8月出生，从7岁起在本村上私塾，后考入武城县立第一高小。二年毕业后，考入省立临清第十一中学。这所学校，中共党的组织比较活跃，思想进步的教师经常利用课外时间给学生讲解社会科学、哲学。他自己也购买了一些进步报刊、书籍和鲁迅等人的著作学习，开阔了眼界，受到了革命思想的影响。他在该校读书两年半，即遇“七·七”事变爆发，日军沿津浦铁路南犯，国民党军队抵挡不住节节败退，山东形势紧张，学校停课，学生各奔四方。他和一些同学离校南逃，抵达东阿。岁末，日军占领济南。这时国民党聊城专员范筑先组织抗日义勇军，王新又回到家中。1938年春，他经中学同学吴雷岳介绍，到国民党六十八军挺进军胡合道部，任该部政治部教育科长，主要负责办报纸、招收地方青年参军办训练班，宣传抗日，做群众工作。不久，参加了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同年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38年7月，王新等人的革命活动被胡合道发觉，便同郭鲁等同志跑到临清，找到中共临清特委。后经特委介绍到冀南区党委，随即分配到八路军冀南军区五分区政治部任宣传股长。年底，上级调他去延安学习，因敌人封锁严密，交通线中断，未去成，留冀南军区政治部民运科当干事。1939年初，日军占领县城，修筑据点。因对敌斗争的需要，冀南军区机关进行了精简整编。4月，王新被派到武城县工作。当时，武城党组织还处于地下活动，他参加了县工委。后积极发展“民先”和党员，与共产党员戚烽及戚夯等人动员党员和青年群众参加抗日游击队，至9月，发展到三四十人，经上级组织批准，先成立了三区区政府和县独立营，他任教导员。独立营成立后，袭击伪警察所，消灭当地的汉奸、土匪恶霸，很快打开了局面，队伍迅速发展到100多人。1940年春，武城县委、县政府成立，独立营改编为县大队，他继续担任教导员、县委委员。经过艰苦的斗争，武城县除县城附近的一区外，其余各区都建立了党组织、区中队和民主政权。1942年5月，王新任武城县县委书记，在最困难的时期，挑起了一个县的党政军领导担子，不断巩固和发展抗日根据地。
1953年10月，王新任志愿军十五军政治部副主任，1954年4月回国，不久，他任十五军政治部主任。1955年9月，他被授予大校军衔。1957年荣获二级独立自由勋章和二级解放勋章。1959年4月，他任十五军副政委。1961年，十五军改编空降兵。1964年10月，他任军政委，同年晋升少将军衔。1967年7月，王新调河南省军区任第二政委。1969年2月，任河南省委书记。在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上，被选为候补中央委员。1971年7月，他升任武汉军区副政委。1972年11月，受到“四人帮”一伙的政治迫害。1981年8月，中纪委报请中央书记处批准，撤销过去的错误结论，恢复了他的党籍和军籍，分配工作。1983年5月，王新任武汉军区顾问。1987年1月离休。
（4）赵坚，曾用名赵玉田、赵秀芳，汉族，武城肥仓上村，1919年3月生，1940年6月在河北省清河县华庄参加八路军，1940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大专学历。1940年6月，从家乡带23人西渡运河，在河北省清河县华庄参加八路军，任武城县二区队副队长。1940年10月，在武城县大队二连任排长，后代连长。1941年6月，到冀南军区教导队参训队学习（学员）；1941年12月，在冀南军区第六军分区司令部二股任见习参谋、侦察参谋； 1942年6月，第六军分区挑选了6、7名能力强、经验丰富的排连干部，建立了德州、故城、隆化、枣强、武城五个情报站。此时，赵坚担任军分区情报总站站长，组织各情报分站运用各种侦察手段，贴紧敌人或钻进敌人内部积极开展活动，6月上旬准确查明日军新的大扫荡的时间、兵力、作战方向和主要企图等动向情况，使得在敌合围圈中的军分区及地方领导机关和主力部队及转移，摆脱了敌人“6.11”围剿。敌9月11日左右的大围剿亦未使我军受损失。其间，情报机构始终在敌合围圈中开展侦察。
1943年夏天，部队准备向运河以东发展，军分区派赵坚带一名测绘员到运河以东开展侦察。他化装多种身份，利用敌后关系，从草市附近敌碉堡处过运河，在敌占区杨庄、甲马营、曲庄等地运用各种手段了解情况，建立了一些新的情报关系，准确摸清了情况，标绘了地形图和敌情图。10月，赵坚在运河东的恩县至武城的公路旁一个肖王庄的小村子建立情报站，赵坚任站长，掌握德州、恩县、平原、夏津、武城等地情况。期间，及时掌握了大量敌情，为部队歼敌、发展抗日根据地、规避敌打击提供了及时、准确、不间断的情报。1944年8月，参加冀南军区第六军分区整风队的学习。1945年3月任冀南军区第八军分区司令部二股情报参谋，后任股长。10月机关股改科任副科长。直至1947年6月前段时间，主要参加了剿匪作战。1946年为剿灭高唐以东的大股土匪，分区派他带2名侦察员去惠民与主力部队联系（肖峰部）。他们们化装成土匪，利用各大股土匪间互不熟识的条件，骑自行车穿行于敌匪剿间与敌周旋，中间多次化险为夷，最终圆满完成了上级交给的任务。1947年6月，二野主力南下大别山，十纵随后于10月带着先开进部队的经费挺进大别山。此时，赵坚任二野十纵三十旅司令部二科副科长， 12月任桐柏军区第一军分区司令部二科副科长后为科长。1949年3月，随部队建制任二野第五十八军一七四师司令部二科科长。期间，组织开展侦察，为上级掌握敌情、组织部队作战行动提供了及时准确的情报。1949年7月到河南省委党校学习。12月任河南军区南阳军分区二科科长。1951年2月，被选派到南京军事学院情报系一期学习，由于各科全优，1954年7月毕业时被评为优等学员。1954年8月，任第三十九军司令部侦察处长，1955年参加了三军辽东半岛反登陆大演习，连续几年直接参与组织了部队的演习、训练，使部队较好地步入和平时期提高战斗力的轨道。1960年3月，任沈阳军区司令部情报处科长，8月任副处长（1963年处改部，改任副部长）。期间，组织了军区侦察兵比武和全军侦察兵比武的准备和保障工作，军区部队在全军侦察兵比武中获得多项第一。1965年4月任沈阳军区司令部情报部长，参与了当时军区的各项主要军事工作。1969年9月任辽宁省军区副司令员兼昭乌达军分区司令员，带领辽宁省军地接管昭乌达盟人员完成了接管和恢复秩序的工作。1972年2月，任昭盟盟委书记（军队职务未变）。1974年2月至1977年初，任辽宁省公安局局长（军队职务为省军区副司令员），组织了公检法系统职能的发挥，维持了当地社会秩序。1987年5月离休。
（5）石嘉植 (1918-1943)，陕西富平人，1937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赴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学习。毕业后任八路军第一二九师三八六旅文化宣传干事。从1937年10月下旬到1938年2月，第一二九师在正太路南侧多次伏击日军，石嘉植参加了长生口、神头岭、响堂铺等歼灭战，消灭日军3000多人，在晋东南站稳了脚跟。在神头岭战斗中，石嘉植初露锋芒。1938年2月，在晋东南反击敌军围攻时，石嘉植主动请求带一个班插入敌营侦察，消灭十多个日军。战斗结束后，被冀南军区授予"威震敌胆的英雄"称号。后来随军开赴河北，任八路军冀南军区政治部敌工部行动科科长。1940年冬天，为冲破敌军封锁，打通冀南和冀中的通道，冀南军区决定将在德州到石家庄铁路沿线活动的地下武装改编为德石敌工队，石嘉植任队长。1943年3月石嘉植不幸被日伪军抓捕入狱，在狱中被杀害。2014年9月1日，被列入民政部公布的第一批300名著名抗日英烈和英雄群体名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