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箫风禅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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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文
202006/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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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横断山到喜马拉雅——藏南纪行(第一章)连载

第一章 彩云之南

我站在地图前,把目光投向祖国西南一隅,用手在六库与察隅间画出一条线,说:“我们就从这条路进藏。”

黄为超摘下眼镜,盯着地图看。他揉一揉眼睛,疑惑地说:“可是,这上面从丙中洛到察隅之间并没有路啊!”

我笑了。的确,地图上以六库为起始点,沿怒江大峡谷如蛇蜿蜒的道路到丙中洛就中断了。再往前,只有深褐色的山岭和白了头的雪峰。没有任何标志显示那里有路。

“对,我们就是要走这条地图上找不到的路。”我说,“这条路的名字,叫做丙察察。”

2017年7月28日,晚10时许,昆明客运西站附近。

临街的店铺都已打烊,街上少有行人,让昏暗的街灯更显出几分孤寂。只昆州路与益宁路交叉路口的一处靠杯摊还灯火通明,五位客人围桌而坐,开怀畅饮。桌上摆了四五道菜:一碟花生米,一盘回锅牛肉,一盘青菜,一盘煎炸豆腐,那豆腐切得方正,炸得焦黄;桌正中放着一个小火炉,炉上一口铜锅,锅里一条整鱼已被吃去多半,汤汁在成堆的作料间咕咕作响。一只小猫咪乖巧地趴在桌底下,随时准备品尝客人丢下的鱼骨头。其中一个客人用汤勺装了一些酒,逗引猫咪要给它喝。猫咪迟疑了一阵,最终经不住诱惑,跳上长条凳,讨好地仰起头。客人将酒喂进它的嘴里。猫咪“喵”的一声凄厉惨叫,像一道黑色闪电直射出去,窜得无影无踪。那个给猫喂酒的客人得意地哈哈大笑……

这五位食客,正是楚天乐道骑行团准备骑行“丙察察”的五名骑者——徐祥忠、黄为超、田文超、蔡正红,还有我。

给猫咪喂酒的是田文超。他与我同岁,隔年就满五十,但看上去比我少嫩得多。田文超经营着一家印刷厂,平时极严肃,不苟言笑,这会儿皮起来却像个老顽童。

蔡正红坐在我旁边,团友们都喊他“蔡老师”。蔡老师是我读师范时的同学,上下铺的兄弟。三十多年了,我们的友谊历久弥新。蔡老师至今仍坚守在教学一线当“孩子王”,岁月已经在他的额头刻下印痕,头发也花白了,说话慢条斯理。长期跟孩子们打交道,养就了他一副菩萨心肠。他见田文超捉弄猫咪,颇有些替猫咪不平,皱着眉头道:“人家又没招你惹你,你撩它干什么?”

田文超说:“几个男人干喝酒没意思,找点乐子嘛。”

蔡老师说:“亏你还是当老板的,手下管着好几百人,却这般没正形!”

田文超说:“平时在单位不得不装正经。到外面了,就该放松一些,做回自己。要不然我们出来干什么?难道真的就为了找苦吃?”

蔡老师没理他,拿筷子敲了敲菜盘,喊道:“祥忠,老黄,你们吃菜啊。这道包浆豆腐是云南特色菜,外焦里酥,味道不错。还有这铜锅鱼,据说是用抚仙湖的鱼做的,肉质鲜美,不吃就亏了!”

蔡老师是我们团的生活委员,负责骑行团活动期间的住宿、餐饮、财务等工作。尤其对点菜十分有研究,他点的菜讲究荤素、品类、营养、颜色的搭配,让大家既吃得好,又不浪费。

徐祥忠和黄为超响应蔡老师的号召,各自拈一筷子菜吃了。黄为超啧啧赞叹一声,表扬蔡老师确实会点菜。徐祥忠抹一抹嘴,说:“文超兄讲几个大男人喝酒没乐子,不如我们就找一找乐子,讲讲大家骑行中的趣事,好不好?”

蔡老师笑道:“这个主意好!我先来讲讲老黄。记得2015年7月骑行团去环骑青海湖,出发的头一天晚上团长给环湖的团友饯行。老黄也参加了。他本没打算去环湖,酒桌上大家讲到青海湖的种种美景,他一激动,当即决定要一同前往。时间太紧,没买到票,他就带了个折叠凳,买张站台票进站,一路坐折叠凳到西宁。团友们都说这凳子有纪念意义,值得收藏。他就一路骑行都带着,结果最后一天丢在了哈尔盖的帐篷里。”

老蔡说的“老黄”是黄为超。他在我们5个人中年龄最小。骑行团的习惯,喊“小”为“老”,所以都喊他“老黄”。

老黄听了嘿嘿笑,额下的小山羊胡跟着一起颤动。

老黄平时不留胡须的,但只要骑行团有骑行进藏的活动,他就开始蓄须,按他的解释,有“蓄须明志,誓不回头”的意思。

徐祥忠对老黄伸了个大拇指,说:“我来讲讲我和团长骑行的故事吧。那一年,我和团长在北京学习。记得好像是2008年吧?”徐祥忠看一眼我,见我点了点头,就接着讲,“我们借了两辆老式永久牌自行车,每个周末在北京晃悠。转胡同,登香山,喝酒,作诗,蛮快活。有一天,我们要去东四十条。中途问路,同志,请问东——四十条怎么走?人家愣住了,想了好半天,说,我们这里没这个地方啊?我们拿出地图,说,喏,就是这里。那人一看笑了,说,不是东——四十条,是东四——十条。原来,东四是个大区域,那一带有十条胡同,依次叫东四一条、东四二条,一直到东四十条。我们断句断错了,闹了个大笑话。”

大家都跟着笑。

徐祥忠转头对田文超说:“文超兄听了半天热闹,该讲讲你的故事了吧?”

田文超微微一笑,说:“我没什么好讲的。”

蔡老师说:“不行,必须讲!”

田文超沉吟着,给自己倒了一杯酒,一口干掉,这才缓缓说道:“其实,在加入骑行团之前,我有十多年没有骑车了。从内心讲,我对骑车的感情是复杂甚至是抵触的。我小时候经常骑车。我是枣阳吴店人,跟汉光武帝刘秀是同乡。那里是山区,很大的山,我要骑车翻十几公里山路去上学,寒暑假还要骑车到集市去卖山货,一驮就是几十上百斤的东西。那时真苦、真难。自行车成为我的梦魇。直到现在,一骑上车,就会想起那些穷苦受罪的日子。”

“对不起,不该逼你讲的。”蔡老师有些不好意思,连声道歉,同时又不解地问,“既然这样,你为什么加入骑行团?”

“说来也是机缘巧合。”田文超呵呵一笑道,“我原本不认识团长,2014年骑行团准备骑川藏线,我从朋友那里听说了,想到儿子自小娇生惯养,没吃过苦,要锻炼锻炼他,就通过朋友找到团长,请求带儿子一起去。本打算骑一次就算了,哪料‘一朝误入此门中,从此红尘了如空’,竟与骑行团结下了不解之缘。”

“是的,我也有同感。”蔡老师点头道,“骑行团是个大家庭,大家在一起以骑为乐,用车轮丈量大地,何其壮哉!我们五个人中间,我的体能最差,骑不远,也骑不快。这次骑丙察察,我一直犹豫要不要参加,担心拖大家的后腿,也怕自己坚持不下去。但我想去圣城拉萨看看。人的一生,总要去一次拉萨。我愿意尝试着以这种修行的方式去。”

蔡老师这一番话,使大家都受到感染,徐祥忠鼓励道:“蔡老师,你一定能行的。我们都相信你,你也要相信自己。”

蔡老师端起酒杯,扫视了大家一眼说:“谢谢各位兄弟!老黄不能喝酒,他就以茶代酒,我们一起干了吧!”

这一晚,五位来自江城武汉的大男人,坐在略显清冷的春城昆明的街头,敞开心扉,聊着或风趣或伤感的故事,一直到午夜时分……

骑行团的这一次活动,不全部是骑行,还有徒步。所以整个活动计划分两个阶段进行。

第一阶段,骑行丙察察。

“丙察察”的“丙”是指丙中洛。丙中洛是云南省贡山县的一个乡,在怒江大峡谷深处。贡山县是独龙族怒族自治县。贡山县隶属于怒江州,怒江州是傈僳族自治州。这些名字听起来诘屈聱牙,但显然,它是个多民族杂居的地方,民族风情绚丽多彩。对骑行一族来说,这有如“毒品”,充满诱惑。

丙中洛距离西藏自治区察隅县城只有270公里,中间有个乡镇叫察瓦龙乡。丙中洛、察瓦龙、察隅县城就是这条地图上找不到的路的三个重要节点,也是“丙察察”名字的来由。这条路被人们称作“第七条进藏路”,也是最短的进藏路,最原始、最危险的进藏路。

自行车已经提前托运到贡山县的大众宾馆。按计划,我们将从昆明坐车到贡山县,取了自行车再到丙中洛,以丙中洛为起点开始骑行。

第二阶段,徒步墨脱。

计划从林芝市米林县的派镇出发,向东翻过多雄拉山垭口,经拉格、汗密到背崩,全程78公里,需三天时间。这条徒步墨脱的线路叫作“派墨线”,是所有徒步爱好者挑战自我的终极目标,它有一个令人炫目的美称——“中国第一徒步线”。

计划永远没有变化快。第二天早晨我们到昆明客运西站买票时才知道,昆明没有直达贡山县的长途客运车。只能先到怒江州政府驻地六库镇,住宿一晚,再转车去贡山。原因我们后来才知道:六库镇是怒江大峡谷的起点,峡谷内的道路开凿于怒江两岸的绝壁之上,全线临江,弯急路窄,经常有滚石落下,大一点的车辆根本无法通行。人们要往峡谷深处的福贡、贡山、丙中洛去,就只有在六库转乘19座以下的中巴车……

长途大巴车早晨七点从昆明客运西站出发,一路磨磨蹭蹭,到下午一点钟左右才晃到大理境内。杭瑞高速在祥云县有个出口,大巴车从这里下高速,不久在省道旁一个农家乐模样的院子里停下。院内停满了长途大巴,好多人走来走去,有的独自闲逛,有的三五一群聚在一起聊天,有的在土产摊前选购商品。司机打开车门,吆喝着让乘客下车吃饭。他的表情颇为傲慢,就像手执长鞭的羊倌,而满车的乘客成了被他驱赶的羊群。我本来是饿极的,此刻竟没有丝毫餐前的喜悦,反有些愤懑不平起来。难怪他把车开得像蜗牛一样慢,原来是要耗到这个点让我们在这里吃饭啊!我以为车上的人会如我一般气愤,可看看其他乘客,都一副见怪不怪的样子,有的听从指挥默不作声的下了车,有的从随身提包里掏出干粮来啃,从容大度,习以为常。隔壁座位的乘客小声告诉我,这里是旅游局指定的就餐点,怪不得司机。我压住火气,也下了车。

这时,徐祥忠跑过来,拉住我就往院外走。我挣扎道:“你不吃饭这是要往哪里去啊,肚子好饿的。”徐祥忠说:“现在人多,去餐厅也是站队。走,我带你去个好玩儿的地方。”我极不情愿地跟徐祥忠出了院门,右转上坡回到大路上,就见路边有一个古色古香的琉璃瓦六角亭,亭上挂一匾额,题有“云南驿”三个字;亭内正中立着个石碑,石碑上刻着四个遒劲的行书大字——云南之源。徐祥忠得意地一笑:“你看这地方怎样?”我心中暗忖:驿,休息之所也;源,来源、本源也。难道说,此地竟是云南根本之所在?

我一时来了兴致。

中国人素来喜于探源,凡事都要弄清楚来历。说到“云南”这个名字的来历,不能不提到汉武帝。

在云南还不叫云南的秦汉时期,这块土地上聚集有滇、靡莫、劳浸、昆明等10多个部落,其中以滇池地区的滇国最为强大,其国君是楚将庄硚的后代。当时,朝廷把分布于今云南、贵州和四川西南部广大地区的少数民族总称为西南夷。秦时,在西南地区设置了巴、蜀、汉中三郡,并在今四川宜宾和云南曲靖间修了一条大道,路面宽五尺,称作五尺道,这是中央政府对西南地区实施管理的开始。秦末以后,因战事频仍,中原各方势力均无暇顾及西南,二者联系中断。到汉武帝时期,一代雄主将目光再次投向了西南。据《史记·西南夷列传》载,汉武帝开拓西南诸夷共有三次大的行动。第一次是建元六年(公元前135年),派遣中郎将唐蒙入南夷夜郎国,采用恩威并施的方式迫使夜郎侯归附汉朝,设犍为郡;接着对西夷的邛、筰等地,“使相如以郎中将往喻,皆如南夷,为置一都尉,十余县,属蜀。”相如,即大名鼎鼎的司马相如。第二次是元狩元年(公元前122年),命使者往西南夷,寻找通往身毒国的道路。使者到了滇国,受到滇王的礼遇和帮助,但由于西进的道路被聚集在今保山附近的昆明部落阻拦,终究没有去成身毒国。这一次探访行动,留下了一个成语——夜郎自大。说的是夜郎侯问汉使:“汉与我们夜郎,哪个大呢?”其实,不止是夜郎侯,滇王也曾问过同样的问题。《西南夷列传》原文是这样的:“滇王与汉使者言曰:‘汉孰与我大?’及夜郎侯亦然。”可见,滇王自大于前,夜郎自大在后,如今人们都只说夜郎自大,而不提滇王自大,实在是对夜郎不公啊!第三次是元封二年(公元前109年),汉武帝借平定南越造反的机会,调动巴、蜀两郡的军队攻打并消灭了劳浸和靡莫等部落,兵临滇国。滇王投降,并进京朝见汉武帝。随后,朝廷在滇国旧地设益州郡。至此,汉朝基本上将西南夷地区纳入其统治范围。

传说汉武帝平定西南夷后,一天夜里梦见七色彩云,未知凶吉,即命人占卜。卜者说:“彩云位南,为帝业昌盛、国运长久之吉兆。”武帝大喜,派遣使者向南追赶彩云,一直追到今祥云县云南驿附近,见群山如黛,山间云霞环绕,变幻出不同色彩……使者回报汉武帝,武帝龙颜大悦,在使者追上七彩祥云的地方设云南县,将其驻地命名为云南驿,为益州郡下辖28县(一说24县)之一。

这就是“云南”得名之始,也是云南驿被称作“云南之源”的缘由。

“云南”二字成为省级行政单位的名称,是在近一千四百年后。公元1274年,元代在滇域设置“云南行中书省”,即云南省,形成省、县同名的格局。至明清两代,为避免云南县与省名使用混淆,由官及民都将云南县称为“小云南”。民国7年(公元1918年),为彻底解决省、县同名的问题,民国政府改云南县为祥云县。至此,“云南”二字的冠名权彻底发生转移。

古老的让渡与新生的,势力小的让渡与势力大的,历史大抵是这样趋炎附势、蛮不讲理的吧。

好在有个云南驿。云南驿幸运地将“云南”二字的冠名权保留了下来。一个小小的云南驿,就这样在长达2100多年的历史长河中,肩负“云南”之名,见证沧桑巨变,成为“云南”这个地名的活化石。

有一个问题:汉武帝经营西南夷,从发起到降服滇国设益州郡,前后长达二十七年。如果说第一次行动是出于开疆辟土的考虑,那么,后来的寻找身毒国乃至必欲纳西南夷为一统又是什么原因呢?

最近,我因做河西走廊骑行攻略,大量阅读《史记》《汉书》相关篇什,读到张骞出使西域一节时,眼前一亮,似乎找到了答案。

《史记·大宛传》载,建元三年(公元前138年),汉武帝为联合大月氏夹击匈奴,派遣张骞出使西域。张骞从长安出发,途径河西走廊时为匈奴所俘,被困十年“持汉节不失”,逃脱后继续西行至大宛,经康居,抵达大月氏,还去了大夏(今阿富汗)。在大夏,张骞看见那里有邛都出产的竹杖和蜀郡编织的布匹,很是奇怪,就问:“你们从哪儿得到了这些东西?”大夏的人说:“是我们的商人到身毒国买回来的。身毒国在大夏东南方,距离几千里。”所谓身毒,读音“yuan’du”,七百年后,唐代玄奘法师在翻译佛教经文时,将其正式译为“印度”。

公元前122年,张骞历经千辛万苦返回大汉。他向汉武帝报告了这一情况,并分析道:大夏处于汉朝西南,离汉朝一万二千里;身毒国又处于大夏东南几千里,那里有蜀郡的产品,说明它离蜀郡不远。应该有一条路由蜀郡经身毒能够到大夏。如果找到这条路,则不仅可以避开匈奴的侵扰与西域诸国结盟共同打击匈奴,还可以相互通商。雄才大略的汉武帝听后十分高兴,决心不惜一切代价打通从西南到大夏的官道,由官方参与商业贸易,扩大疆土。于是,有了汉武帝后两次经营西南夷的行动。

多年以后,一条由今成都出发,经邛崃、泸沽、祥云、大理、腾冲和掸国(汉时缅甸北部的一个小国)直抵身毒(印度)的国际大通道被官方打通。这就是著名的“蜀身毒道”。

历史的发展轨迹从来是偶然与必然的胶合。西汉联络大月氏是必然,派谁去是偶然;张骞走河西走廊是必然,被匈奴所掳是偶然;张骞“持汉节不失”是必然,能否从匈奴逃脱是偶然;张骞至大夏是必然,看见邛杖和蜀布是偶然,再由邛杖和蜀布联想到从蜀郡经身毒可抵大夏更非一般人所能为;西南地区纳入中央政府统一管理是必然,在何时由何人采取何种方式完成是偶然……凡此种种,都受制于也得益于当时的形、势、况以及当事人的胸怀、责任、眼界、魄力。所以,当我们在享受着古人给我们留下的恩泽的时候,要心存感念。

我们在云南驿的午餐只是一碗25元的盒饭,水煮盐焖,味道一般,勉强填肚而已。但我们与云南驿的邂逅却是一道美味大餐,带给我们无限惊喜,无穷回味……

是的,当我们以地理为纬、以历史为经来审视云南驿时,更加能感受到它的卓尔不凡。

从张骞给汉武帝的报告中,我们不难发现,蜀身毒道早在汉代之前就已存在。具体时间,有专家认为可以追溯到商代。因为考古发现,在广汉三星堆遗址里,有大量青铜雕像、黄金面罩、权杖、海贝等出土物,这些文化元素在四川找不到源头,尤其是海贝,与印度洋一带的海贝一模一样,很可能是通过蜀身毒道传入的。但据史籍记载,我认为比较靠谱的说法,应该是战国时期。《西南夷列传》提到:“始楚威王时,使将军庄硚将兵循江上,略巴、黔中以西……至滇池……”“秦时常頞略通五尺道,诸此国颇置吏焉……”“巴蜀民或窃出商贾,取其筰马、僰僮、髦牛,以此巴蜀殷富。”表明战国时期,楚、秦及古蜀国从官方到民间都先后在云南一带有活动,他们也是蜀身毒道的最早开拓者。只不过,那时的蜀身毒道是一条不折不扣的民间“走私通道”(窃出商贾)。商人们赶着马匹穿行于群山峻岭间,累了就要休息,晚了就要住宿,于是沿途的驿站应运而生。云南驿即是其中一个很重要的驿站。而今,我们已经无从知晓“云南驿”在正式命名前叫什么名字,但从这个“驿”字,不难看出它在蜀身毒道时期的地位和繁华。

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唐宋时期,西南地区又一条著名的民间国际商旅通道横空出世,它以川、滇为起点,中国境内到西藏,境外延伸到不丹、锡金、尼泊尔、印度乃至西亚、西非红海海岸,因其以“茶马互市”为主要内容,故此得名“茶马古道”(关于茶马古道,感兴趣的朋友可参看拙作《线飘札记》)。

云南驿,恰恰处在蜀身毒道和茶马古道的交汇点上。来自印度、中亚、藏区的琉璃、宝石、海贝、毛皮、药材,运往印度、中亚、藏区、西亚的茶叶、丝绸、桐油,在这里汇集,马蹄声、吆喝声不绝于耳;中原文化、蜀地文化、古滇文化乃至域外文化在这里碰撞、交融……在云南驿这条长不过2公里、宽不足4米的石板路上,至今似乎还飘散着烈酒、咖喱、酥油的味道……

说到域外文化,我突然有个猜想。既然西南一带的商人很早就通过蜀身毒道与印度有了密切的交往,那么,起源于印度的佛教是否也应该随着这种交往传入中国,至少是西南地区呢?果真如此,则佛教在中国的传播时间及线路就应该改写了。只是,我没有资料印证这种猜想,只有等待感兴趣的专家学者去研究了。

说完古代,再看近代,云南驿又有何表现呢?

1937年11月,侵华日军攻占上海,意图切断中国对外国际交通线,将中国活活困死。为打破日本人的封锁,中国人民创造了两大战争奇迹。一个是用9个月时间、以牺牲2000多名劳工为代价,修建了一条从云南穿越横断山脉和澜沧江、怒江大峡谷,绵延近千公里直抵缅甸的公路,即“滇缅公路”;一个是开辟了一条从印度到中国、飞越喜马拉雅山脉的空中航线,即“驼峰航线”。这两条国际运输线的开通,让国外援助中国的汽油、枪弹、轮胎、汽车、医疗器械等战略物资得以源源不断输入中国,为抗战的最终胜利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而云南驿,是滇缅公路和驼峰航线的交汇点。盟军在这里修建了机场。云南驿机场是盟军中印缅战区重要的军事基地、通往东南亚各国的航空转运站。美军在云南驿机场常驻有战斗机、轰炸机和运输机中队,高峰时期各类人员超过3000人。小小云南驿一时风云际会,成为抗战时期各方力量关注的焦点……

至今,云南驿依旧是滇西交通的咽喉。“杭瑞高速公路”、“广大铁路”、320国道、祥临公路等8条重要公路、铁路在这里交汇。加上拟建的泛亚铁路和祥云国际机场,云南驿已初步形成滇西交通枢纽和物资集散重地,成为西南地区连接东盟自由贸易区的桥梁。

历史终究是公平的。它精心安排了一系列精彩纷呈的故事在这里上演,把“云南驿”三个字深深镌刻进自己的记忆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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