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站用户
告别麻神父，我们骑上车，去寻找重丁教堂。
出门是一个很陡的长下坡，一直通到怒江边。蔡老师喊一声“冲啊！”我们便像出笼的小鸟，欢快地向下飞驰，两侧的房屋和玉米地如电影里的快镜头，急速向后闪退。薄雾在山间缥缈，空气中弥漫着玉米花的香味。好久没有这样爽快地冲坡了。在这种俯冲中，我找到一种久违的感觉，一种意气风发、放飞自我的感觉，它让我的心变得简单、宁静、踏实，这正是我着迷于骑行的原因。
很快来到重丁村，这里就应该是重丁教堂所在地了。路边村民的房屋大多是岩石垒墙，石片作瓦，充满原始而古朴的气息。我们以为建在这样一个地方的一座带有典型欧式风格的教堂，应该是鹤立鸡群，怎么也不会错过的，可我们的车队还是从它的身边一闪而过，等反应过来时，已经冲出了数十米。原来，重丁教堂正好处在一个拐弯的地方，又是下坡，教堂外是一面高大的围墙，从围墙外看不到里面教堂的建筑，围墙的门又开得很小，门口挂的牌子也不显眼，很容易被忽视。
我们推车折返回来。围墙的门虚掩着，推开门进去，是一条窄窄的巷道，长10多米，光线幽暗，让人感到压抑，以至于怀疑是不是走错了地方。好在穿过巷道后眼前豁然开朗起来，一个宽敞的大院呈现在我们面前，里面有果树林，有菜地，还有篮球场，重丁教堂静静地伫立在大院的一角。这时回望我们刚才走过的巷道，恍如一条时光隧道，让我们瞬间从崇山峻岭的峡谷穿越到时尚古朴的欧洲。
眼前的重丁教堂，是一座典型的法式天主教堂，墙面为白色，左右建有三层塔楼，两个塔楼中间是稍矮的三角形屋顶，塔楼和屋顶的上端都立有十字架。门、窗呈拱形，门楣上画着反映圣经故事的壁画，乍一看，就像一座缩小版的“巴黎圣母院”。 虽然，它不像巴黎圣母院那样气势恢宏、富丽堂皇，但简洁的线条和装饰仍不失其美，尤其在怒江峡谷的蓝天、远山衬托下，它的美更显得高远、宁静与卓尔不凡。
伫立在这座庄严、肃穆的教堂前，我不由得思接百载，想到了它的建造者，那位坚定、执着、毁誉参半的法国传教士任安守神父。
1905年“白汉洛教案”发生后，逃到昆明的任安守通过法国领事向云贵总督提出赔偿30万两白银、派兵镇压和重修教堂的要求。清廷不愿得罪法国人，同时又不想拿出那许多白花花的银子，更不会答应所谓的派兵镇压，以至激化矛盾、引发民变，只好虚与委蛇。中国人总是充满智慧的，尽管这种“智慧”有时显得无奈、令人酸涩。后来清廷与法国人协商的结果，是一个叫做“赏官减银”的解决方案。即：赏给任安守神父“四品顶戴”官衔，同时将赔偿银两减为五万，其他的如派兵镇压、重修教堂等要求，均不再提及。这是一个双方都能接受的方案，各得其所，皆大欢喜。于是，任安守神父成为西南地区唯一拥有“四品顶戴”官衔品级的传教士。有了这顶清朝皇帝御封的“顶戴”作庇护，任安守此后的传教活动基本畅行无阻，天主教得以完全在丙中洛地区扎下根来。他重建了白汉洛教堂，后来又于1921年在重丁村买下一块地，从大理请来木、石、绘画、雕刻等匠人，前后花费十余年时间，于1935年落成重丁大教堂，所用银两都是“白汉洛教案”赔偿所得。
关于教案发生的起因和缘由，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每个人都站在自己的立场发表观点，对立而尖锐。我无法确知事件的细节和真相。实在的，我也没有打算弄清楚所谓的真相。作为一名血液里流淌着中华传统文化基因的土生土长的中国人，从内心里讲，我对那些泊来的西洋宗教毫无感觉。甚至，从民族情感上讲，还有些反感。近代以来，多少次侵华战争的“理由”，就是“杀死了一名传教士”。而战争的结果，无一不是羸弱的清政府签下不平等条约，割地赔款、开放通商、允许传教。或许有人会说，西方传教士到中国传教的结果客观上促进了中西方文化的交流。对此，我亦不敢苟同。因为那时的所谓传教，只是一种单向的文化和价值观的输出与渗透，中国只能被动接受，说直白点，就是一种文化侵略。这与双向互动的交流、融合根本无法相提并论。所以，我对西方传教士在中国传教的记忆，是同近代中国的屈辱史紧紧联系在一起的。
不过，尽管内心里反感和无法接受，但如果排开政治的、民族的因素去看，我又不能不对那些来到丙中洛地区传教的先行者，表示深深的佩服。
有据可查的西方传教士最早进入丙中洛的时间，可以上溯到19世纪中叶——1864年，他们在秋那桶村建起丙中洛地区第一座教堂。近200年前的丙中洛几乎处于与世隔绝的状态，江河纵横，高山隔阻，虎豹拦道，步履艰难。我们无法想象传教士们如何克服道路的险阻，翻过雪山来到丙中洛；无法想象他们到来后如何克服语言不通的障碍，同时向本就操不同语言的各民族群众传教；无法想象他们独在异国他乡，动辄十数年、数十年执着坚守，承受了怎样的孤独与煎熬？在这其中，他们又付出了怎样的艰辛？究竟是一种怎样的信念在支撑着他们，让他们不畏艰险持之以恒义无反顾甚至宁愿付出生命的代价？
任安守神父在丙中洛地区传教达50年之久，于1937年去世，终年81岁。人们把他的墓修建在重丁教堂左侧他亲手栽种的两棵栗子树下。我们来到墓前，墓石显然已经陈旧了，布满岁月侵蚀后的黑渍。一阵风刮过，飘洒几片树叶下来，有的落到地面，成为满地落叶中的一员；有的落到墓碑上，旋即又被风儿刮落……
在重丁教堂，我们意外地遇见一群来自法国的年轻人。他们利用暑假时间到中国“习修”，重走当年法国传教士进入怒江传教的线路，这天正好来到重丁教堂。我们走进教堂时，20余位金发碧眼的法国男女青年正在教堂前方靠右侧的木屋前做烧烤、开“派对”。木屋的横梁上，是欧式天主教绘画；而栏柱上，是藏味浓郁的五彩装饰，看上去都极其华美。他们在那里吃着、唱着、跳着，很是开心和热闹。
我们这群“不速之客”的突然闯入，让他们同样感到意外，都瞪大了眼看着我们。其中一个女孩还捂住嘴，惊喜地用中文喊出一声“哦，上帝！”我们是“闯入者”，可在中国的土地上，又是当然的主人，于是我们微笑着，挥着手用蹩足的英语同他们打招呼。他们很快反应过来，也挥着手，热情地回应我们。
徐祥忠和老黄是我们队伍里的“英语通”，便责无旁贷地担负起“外交家”的职责。一对话，发现他们中间有几个人会一点汉语，但不熟练，往往只能用几个关键词表达大致意思，发音也比较生硬，但这丝毫不影响他们说汉语的热情，一直执着地、一字一顿地用汉语跟我们交流。
我们当然不能笑话他们汉语的蹩足，就像他们不会笑话我们英语的不标准。一来二去，徐祥忠干脆直接用汉语跟他们交谈。
“你们在哪里学的汉语？”徐祥忠问刚才喊“上帝”的女孩。
“孔—子—学—院。”女孩逐字逐句回答，她指一指教堂说，“你们，这里，教堂。我们，那里，孔子学院。”
她又用双手在胸前圈成一个心形，眨着眼调皮地说：“我们，一起，文化交流。”
我们明确无误地听懂了她的意思，同时也被她的表情逗得忍俊不禁。
笑过之后，徐祥忠说：“我们，中国武汉，和你们的，波尔多，是友好城市。我们那里，有法国领事馆，有雪铁龙，有中法生态城，还有中法友谊大桥。欢迎你们到武汉做客！”
尽管徐祥忠尽可能把句子说得简短，但这段话还是超出了女孩的汉语水平所能听懂的程度，她疑惑地看着徐祥忠：“你说什么？我，不明白。”
徐祥忠只好用英文夹带着汉语给她复述一遍。女孩终于听懂了，开心地说：“太好了！我一定，去，武汉。去那里，做客。你们，陪我！”
徐祥忠笑道：“一定！一定！”
应我们的邀请，他们在教堂前与我们合影。两队来自不同国度、素不相识的人以自行车和骑行团团旗做道具，编排各种组合，摆出各种姿势拍照，竟然一点不显拘束和生分。其中几名女孩子尽显法国女郎的浪漫、豪放，一把搂住徐祥忠和田文超的脖子，要脸贴脸一起照相，弄得两个人躲闪也不是，配合也不是，闹了个大红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