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箫风禅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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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文
202005/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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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横断山到喜马拉雅——藏南纪行(第一章)》连载

第五章 重丁教堂

告别麻神父,我们骑上车,去寻找重丁教堂。

出门是一个很陡的长下坡,一直通到怒江边。蔡老师喊一声“冲啊!”我们便像出笼的小鸟,欢快地向下飞驰,两侧的房屋和玉米地如电影里的快镜头,急速向后闪退。薄雾在山间缥缈,空气中弥漫着玉米花的香味。好久没有这样爽快地冲坡了。在这种俯冲中,我找到一种久违的感觉,一种意气风发、放飞自我的感觉,它让我的心变得简单、宁静、踏实,这正是我着迷于骑行的原因。

很快来到重丁村,这里就应该是重丁教堂所在地了。路边村民的房屋大多是岩石垒墙,石片作瓦,充满原始而古朴的气息。我们以为建在这样一个地方的一座带有典型欧式风格的教堂,应该是鹤立鸡群,怎么也不会错过的,可我们的车队还是从它的身边一闪而过,等反应过来时,已经冲出了数十米。原来,重丁教堂正好处在一个拐弯的地方,又是下坡,教堂外是一面高大的围墙,从围墙外看不到里面教堂的建筑,围墙的门又开得很小,门口挂的牌子也不显眼,很容易被忽视。

我们推车折返回来。围墙的门虚掩着,推开门进去,是一条窄窄的巷道,长10多米,光线幽暗,让人感到压抑,以至于怀疑是不是走错了地方。好在穿过巷道后眼前豁然开朗起来,一个宽敞的大院呈现在我们面前,里面有果树林,有菜地,还有篮球场,重丁教堂静静地伫立在大院的一角。这时回望我们刚才走过的巷道,恍如一条时光隧道,让我们瞬间从崇山峻岭的峡谷穿越到时尚古朴的欧洲。

眼前的重丁教堂,是一座典型的法式天主教堂,墙面为白色,左右建有三层塔楼,两个塔楼中间是稍矮的三角形屋顶,塔楼和屋顶的上端都立有十字架。门、窗呈拱形,门楣上画着反映圣经故事的壁画,乍一看,就像一座缩小版的“巴黎圣母院”。 虽然,它不像巴黎圣母院那样气势恢宏、富丽堂皇,但简洁的线条和装饰仍不失其美,尤其在怒江峡谷的蓝天、远山衬托下,它的美更显得高远、宁静与卓尔不凡。

伫立在这座庄严、肃穆的教堂前,我不由得思接百载,想到了它的建造者,那位坚定、执着、毁誉参半的法国传教士任安守神父。

1905年“白汉洛教案”发生后,逃到昆明的任安守通过法国领事向云贵总督提出赔偿30万两白银、派兵镇压和重修教堂的要求。清廷不愿得罪法国人,同时又不想拿出那许多白花花的银子,更不会答应所谓的派兵镇压,以至激化矛盾、引发民变,只好虚与委蛇。中国人总是充满智慧的,尽管这种“智慧”有时显得无奈、令人酸涩。后来清廷与法国人协商的结果,是一个叫做“赏官减银”的解决方案。即:赏给任安守神父“四品顶戴”官衔,同时将赔偿银两减为五万,其他的如派兵镇压、重修教堂等要求,均不再提及。这是一个双方都能接受的方案,各得其所,皆大欢喜。于是,任安守神父成为西南地区唯一拥有“四品顶戴”官衔品级的传教士。有了这顶清朝皇帝御封的“顶戴”作庇护,任安守此后的传教活动基本畅行无阻,天主教得以完全在丙中洛地区扎下根来。他重建了白汉洛教堂,后来又于1921年在重丁村买下一块地,从大理请来木、石、绘画、雕刻等匠人,前后花费十余年时间,于1935年落成重丁大教堂,所用银两都是“白汉洛教案”赔偿所得。

关于教案发生的起因和缘由,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每个人都站在自己的立场发表观点,对立而尖锐。我无法确知事件的细节和真相。实在的,我也没有打算弄清楚所谓的真相。作为一名血液里流淌着中华传统文化基因的土生土长的中国人,从内心里讲,我对那些泊来的西洋宗教毫无感觉。甚至,从民族情感上讲,还有些反感。近代以来,多少次侵华战争的“理由”,就是“杀死了一名传教士”。而战争的结果,无一不是羸弱的清政府签下不平等条约,割地赔款、开放通商、允许传教。或许有人会说,西方传教士到中国传教的结果客观上促进了中西方文化的交流。对此,我亦不敢苟同。因为那时的所谓传教,只是一种单向的文化和价值观的输出与渗透,中国只能被动接受,说直白点,就是一种文化侵略。这与双向互动的交流、融合根本无法相提并论。所以,我对西方传教士在中国传教的记忆,是同近代中国的屈辱史紧紧联系在一起的。

不过,尽管内心里反感和无法接受,但如果排开政治的、民族的因素去看,我又不能不对那些来到丙中洛地区传教的先行者,表示深深的佩服。

有据可查的西方传教士最早进入丙中洛的时间,可以上溯到19世纪中叶——1864年,他们在秋那桶村建起丙中洛地区第一座教堂。近200年前的丙中洛几乎处于与世隔绝的状态,江河纵横,高山隔阻,虎豹拦道,步履艰难。我们无法想象传教士们如何克服道路的险阻,翻过雪山来到丙中洛;无法想象他们到来后如何克服语言不通的障碍,同时向本就操不同语言的各民族群众传教;无法想象他们独在异国他乡,动辄十数年、数十年执着坚守,承受了怎样的孤独与煎熬?在这其中,他们又付出了怎样的艰辛?究竟是一种怎样的信念在支撑着他们,让他们不畏艰险持之以恒义无反顾甚至宁愿付出生命的代价?

任安守神父在丙中洛地区传教达50年之久,于1937年去世,终年81岁。人们把他的墓修建在重丁教堂左侧他亲手栽种的两棵栗子树下。我们来到墓前,墓石显然已经陈旧了,布满岁月侵蚀后的黑渍。一阵风刮过,飘洒几片树叶下来,有的落到地面,成为满地落叶中的一员;有的落到墓碑上,旋即又被风儿刮落……

在重丁教堂,我们意外地遇见一群来自法国的年轻人。他们利用暑假时间到中国“习修”,重走当年法国传教士进入怒江传教的线路,这天正好来到重丁教堂。我们走进教堂时,20余位金发碧眼的法国男女青年正在教堂前方靠右侧的木屋前做烧烤、开“派对”。木屋的横梁上,是欧式天主教绘画;而栏柱上,是藏味浓郁的五彩装饰,看上去都极其华美。他们在那里吃着、唱着、跳着,很是开心和热闹。

我们这群“不速之客”的突然闯入,让他们同样感到意外,都瞪大了眼看着我们。其中一个女孩还捂住嘴,惊喜地用中文喊出一声“哦,上帝!”我们是“闯入者”,可在中国的土地上,又是当然的主人,于是我们微笑着,挥着手用蹩足的英语同他们打招呼。他们很快反应过来,也挥着手,热情地回应我们。

徐祥忠和老黄是我们队伍里的“英语通”,便责无旁贷地担负起“外交家”的职责。一对话,发现他们中间有几个人会一点汉语,但不熟练,往往只能用几个关键词表达大致意思,发音也比较生硬,但这丝毫不影响他们说汉语的热情,一直执着地、一字一顿地用汉语跟我们交流。

我们当然不能笑话他们汉语的蹩足,就像他们不会笑话我们英语的不标准。一来二去,徐祥忠干脆直接用汉语跟他们交谈。

“你们在哪里学的汉语?”徐祥忠问刚才喊“上帝”的女孩。

“孔—子—学—院。”女孩逐字逐句回答,她指一指教堂说,“你们,这里,教堂。我们,那里,孔子学院。”

她又用双手在胸前圈成一个心形,眨着眼调皮地说:“我们,一起,文化交流。”

我们明确无误地听懂了她的意思,同时也被她的表情逗得忍俊不禁。

笑过之后,徐祥忠说:“我们,中国武汉,和你们的,波尔多,是友好城市。我们那里,有法国领事馆,有雪铁龙,有中法生态城,还有中法友谊大桥。欢迎你们到武汉做客!”

尽管徐祥忠尽可能把句子说得简短,但这段话还是超出了女孩的汉语水平所能听懂的程度,她疑惑地看着徐祥忠:“你说什么?我,不明白。”

徐祥忠只好用英文夹带着汉语给她复述一遍。女孩终于听懂了,开心地说:“太好了!我一定,去,武汉。去那里,做客。你们,陪我!”

徐祥忠笑道:“一定!一定!”

应我们的邀请,他们在教堂前与我们合影。两队来自不同国度、素不相识的人以自行车和骑行团团旗做道具,编排各种组合,摆出各种姿势拍照,竟然一点不显拘束和生分。其中几名女孩子尽显法国女郎的浪漫、豪放,一把搂住徐祥忠和田文超的脖子,要脸贴脸一起照相,弄得两个人躲闪也不是,配合也不是,闹了个大红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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