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箫风禅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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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文
202005/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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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横断山到喜马拉雅——藏南纪行(第一章)》连载

第十章 支教记

顶着炙热的太阳,19岁的次仁拉贡站在村头的青稞地旁,朝察瓦龙街的方向翘首张望。

次仁拉贡是察瓦龙本地人,住扎那村。扎那村是察瓦龙乡政府所在地。但扎那村实在太大了,他家离察瓦龙街上还有一个小时路程。次仁拉贡7月份刚刚从内地的西藏中学毕业,回林芝参加了高考,前不久得到消息,他已被武汉大学水利电力学院录取。录取通知书寄到了林芝市一中,他还没机会去取。察瓦龙乡距离林芝市近800公里,要坐两天车。

次仁拉贡在等格桑珠杰。格桑珠杰是察瓦龙乡松塔村人,在广东读大学。他发起了大学生寒暑假回乡支教活动,得到众多察瓦龙籍大学生的积极响应。参加支教的大学生们分作若干个小组,深入到察瓦龙乡的各个村落为孩子们补习功课。次仁拉贡读高中二年级那年,一个偶然的机会加入到察瓦龙乡大学生QQ群,才知道原来有这样一批学兄学姐在为家乡默默奉献。他在群里看到这样一张照片:一间寺庙,光线暗淡,孩子们席地而坐,每人搬一根木条搁在大腿上当桌子。没有黑板,一块小小的木板涂上漆就是‘黑板’了。支教的学兄站在“讲台”前,很认真、很专注地教学……

当时,次仁拉贡像被针刺了一样,有种钻心的痛。

他是在察瓦龙乡读的小学,小学毕业到察隅县读初中,高中阶段考到了内地的西藏中学。作为察瓦龙乡土生土长的孩子,之前,他对这里的落后习以为常,可是,当他走出察瓦龙,走出察隅,去到内地,见识了外面的世界,再回头看到这种落后时,心里没办法平静。

他主动加了格桑珠杰的QQ,对格桑珠杰说:“学长,等我读了大学,也要像你一样,回乡支教,为贫困的家乡人民做点力所能及的事情。”

格桑珠杰给他回了一个“笑脸”,说:“好啊,等你读大学时,我也该毕业了……你的加入将让我们的事业后继有人,我坚决顶你!”

“我要怎样做?”次仁拉贡急切地回复。得到格桑珠杰的认可,让次仁拉贡有些激动,他感到自己打字的手在微微颤抖。

“呵呵,还早。你现在的任务是专心读书。等你考上了大学,我会在你们村子的青稞地旁与你见面,分享支教心得。”

“好!一言为定!”次仁拉贡快乐得心要飞起来了。

如今,次仁拉贡如愿以偿考上心仪的大学,他没有忘记和格桑珠杰的约定,每天来到村头的青稞地旁,等待格桑珠杰。

这已经是第10天了。

次仁拉贡有些懊悔。高三年级的时候,为了专心备战高考,他删除了所有QQ联系人。现在要想联系格桑珠杰已经不可能了。他只能寄希望于格桑珠杰还记得他们当初的约定,主动到扎那村来找他。

太阳已经偏西,通往察瓦龙街的小路上,一个人影也没有。

看来,今天还是不可能等到格桑珠杰了。次仁拉贡叹口气,悻悻地转回家。

“你后来等到格桑珠杰了吗?”时隔两年后,在察瓦龙中心小学,我问次仁拉贡。

“没有,我整整等了半个月,没有见到格桑珠杰。”尽管早已时过境迁,当次仁拉贡这样回答我时,我仍能看到他眼神里的失落。

我们在丹增家只住了一个晚上。

前半夜是在与蚊子和各种飞虫的战斗中度过的。轮番轰炸、迎面扑来、此起彼伏、尸横遍地这么几个词大致可以描绘当时的情形。我们不堪其扰,找丹增要蚊香,丹增摇摇头说没有。我们做好了与蚊子大战一晚的准备,丹增却又兴冲冲地推门进来,手里拿着一个黑色的铜钵盂和几根桃木块,说,烧这个能行。他把钵盂放到窗台上,将桃木装进钵盂里点燃。一股浓烟在房间里弥漫开来。老黄嗅一嗅鼻子,说:“嗯,有点香味,就是太熏人了,睁不开眼。丹增,这办法真的能行?”

丹增说:“当然行啊,我们这里常用的。”

“你去睡觉吧,我们自己烧。”徐祥忠对丹增说。他觉得在地上烧效果会更好,就把钵盂从窗台上端下来,丹增连忙拦住,说:“钵盂是我家平时点酥油灯供奉佛像用的,可不能放到地上。”

徐祥忠赶紧把钵盂放回窗台上,嘴里连声说罪过罪过。

烧了桃木,情况果然好一些,我们与蚊子的战斗遂由大规模立体式“歼灭战”变作了零星的“骚扰战”。“打”了一阵,三个人都困了,老黄口诵四法印说:“诸行无常,诸法无我,一切行苦,涅槃寂静。算了,关灯睡吧。”

奇怪的是,灯一关,房间里马上安静下来,什么蚊子、飞虫都消失得无影无踪,真个是“涅槃寂静”了。徐祥忠疑惑道:“难道蚊子飞虫也睡了?”老黄则感慨:“原来,不是蚊子飞虫打扰了我们,却是我们打扰了他们啊!”

第二天,从扎通寺回来后,我们决定搬回察瓦龙街上去住。我们本已给这友好善良的一家增添了太多的麻烦,实在不好意思继续打扰他们。离开时,我们硬塞给央金150元钱,作为我们三个人的食宿费用。

从龙普村到察瓦龙街上有10公里路程,我们只能够步行回去。想到接下来还要徒步墨脱,这段不远不近的路程正好用作负重练兵,心里就有了些临阵前的激越和昂扬,路便不觉其远,人也不觉其累了。回到街上时,不到一点钟。

随意找一家餐馆坐下,菜上了桌,酒端在手上,突然感到兴味索然。田文超和蔡老师回去了,剩下我们三个人,三头对六眼,有种说不出的落寞。酒进到嘴里,寡淡。

“下午怎么安排?”徐祥忠问。他问的其实是我们都在思考的问题。

“不知道。”老黄无精打采地摇摇头。骑行计划因他的“掉链子”被迫终止,让他很懊恼,总有一种负罪感。他把目光转向我,“团长,你有什么好主意?”

我茫然地望着窗外。午后的察瓦龙街太阳正烈,路上没有行人,也没有知了的聒噪。街对面是察瓦龙中心小学,一抹红色映入我的眼帘,正是早晨看到的那条支教横幅,我眼睛一亮,说:“不如,我们去支教吧!”

于是,在察瓦龙那个烈日炎炎的下午,三个身穿骑行服、背户外包的汉子昂然地、突兀地、不可思议地走进了察瓦龙中心小学。

察瓦龙中心小学背靠碧罗雪山,面朝怒江,校舍刚刚修葺过,所有建筑的墙面都涂上了奶黄色漆,墙上的装饰线条颇具西藏风格;临街的操场阔大平整,铺有一条400米标准塑胶跑道,教学楼前的旗杆上,一面崭新的国旗迎风招展。正是课间休息的时候,几十名学生在操场上相互追逐、嬉戏玩耍,两名年轻老师站在一旁照看安全。我们的装束引起了孩子们的好奇,他们停下奔跑的脚步,对着我们指指点点,有的似乎想要靠近我们,却又相互推攘着、嬉笑着不好意思上前。两位老师也注意到了我们,其中一名女老师警惕地问我们是干什么的,徐祥忠代表我们说明了来意,女老师沉吟片刻,说这事儿你得去找我们社长。她朝人群里招招手,扎西,你带这三个爷爷去次仁老师那里。一名10来岁的小男孩跑过来,向我们扮个鬼脸,说你们跟我来,转身向教学楼走去。刚走了几步,又被女老师喊住,小男孩问,曲珍老师,还有事吗?女老师上前刮刮小男孩的鼻子,说,看你,鞋带又松了,这样容易摔跤的。她蹲下身子,帮小男孩系好鞋带,再摸摸小男孩的头,微笑着说,去吧!

扎西带我们来到教学楼一楼的一间教室,他并没有直接进去,站在门口喊:“报告!”

“请进。”室内传出一个浑厚的男中音。扎西弯下腰夸张地对我们做一个“请”的动作,让我们先进去。

这是一间由教室临时改成的办公室,大部分桌椅靠墙放着,正中由六张课桌拼成一个方形台面,供支教老师办公、开会之用。一名男老师正伏在桌上写着什么,直到我们走到跟前才抬头。他把目光钉在我们身上,一脸的惊诧莫名:“你们这是……”

扎西很机灵,连忙替我们回答:“次仁老师,他们说要参加支教,曲珍老师让我带过来找你。”

男老师点点头,笑眯眯地对扎西说:“好的,我知道了,你去吧。”扎西一阵风跑出去。

“你们好,我叫次仁拉贡。按照我们藏族习惯,叫我次仁好了。”男老师跟我们握握手,“你们真是来支教的?”他的眼睛里闪烁着一种热切的光亮,神情很庄重、很认真。

“是的,我们希望为山区的教育尽绵薄之力。”徐祥忠大言不惭地说。

“那真是太好了!”次仁反应之热烈大大出乎我们意料,他又是搬板凳,又是递矿泉水,同时抛出一连串问题,“看样子,你们今天刚到?打算支教多长时间?是怎么知道我们这个支教团队的?”

我们本是来“打酱油”的,名曰支教,实际上只是想体验生活,但次仁显然误会了我们的意思。面对次仁的热情与期待,我们感到很惭愧。

徐祥忠不好意思地说:“我们是来旅游的,看到你们挂在门口的支教横幅,就想过来帮帮忙……我们大概只能在这里待半天。”

次仁一愣,脸上明显露出失望的表情。他顿了顿,说:“原来是这样……我实在太天真了……谁会真正愿意到我们这里来呢……”次仁叹口气,他那削瘦坚毅的脸庞显出几分落寞。

我们三人相互对望一眼,忽然觉得自己的所谓“支教”非常滑稽、荒唐和可笑,一时不知道说什么。

这时,一个女孩子风一样闯进办公室,白皙的面颊上满是汗珠,她随手从桌上抓起一瓶没有瓶盖的矿泉水,咕噜噜猛喝了几口,抚着胸说:“累死我了,不过总算搞定了!”

次仁看看我们,略带歉意地说:“对不起,你们先坐一下,我们要商量点事情。”他把头转向女孩子,“住宿的事安排好了?”

“是的。”女孩兴奋地说,“我把巴姆大叔家的客栈包下来了,一共35个床位,每个床位每天20元钱,我们让孩子们挤一挤,每张床上睡两个人,正好够住,而且费用也大大降低。”

“嗯,不错!不过眼下正是旅游旺季,这样就耽误了巴姆大叔做生意啊!”次仁说。

“巴姆大叔说了,他女儿参加我们的补习班后,学习成绩大幅提升,今年考到林芝市一中去了,他做梦都没想到。所以他宁愿少赚钱,也要支持、帮助我们。”

“看来,我们的工夫没有白费啊,这也证明,只要我们坚持下去一定能赢得家长们的理解。”次仁淡淡一笑,“只是,让学生住在校外,安全问题怎么解决?”

“这个好办。让男老师们辛苦一下,排个班,每天安排两个人住在巴姆大叔家客栈一楼大厅,把住大门,不让人员随意进出。”

“行,那就这样定了!”次仁说着,拿起刚才正写写画画的本子,“我们再来合计合计账目的事情。”

一谈到账目,女孩子的目光暗淡下来,没有了刚才的神采飞扬:“这账我算过多次了,怎么都算不过来。你看,本期暑假班共有98名学生参加,其中住读生70名,走读生28名。住读生每人收150元,走读生每人收100元,共收取13300元,加上乡政府补助的5000元,合计18300元;我们的班是15天,实际共需支出41720元。其中,住宿费每人每天10元,需要14000元;伙食费这一块,住读生吃三餐,早餐3元,中晚餐各7元,算下来就是23800元,走读生只吃中餐,需要3920元。扣除收取的费用和补助,缺口23420元。”

“这就是说我们可用经费只有总费用的四成左右,仅够一周开销?”次仁估算了一下说道。

“是的!”女孩子点点头。

“看来还得想办法筹钱啊!”次仁拍着脑袋在办公室打转转,“可我们也都是不名一文的穷学生,哪里拿得出这样一笔巨款?卓玛,你是外联部部长,你有什么好主意?”

“主意嘛,倒是有,就看你这个社长采不采用了。”名叫卓玛的女孩子调皮地一笑。

“你说说看。”

“很简单,就两个字:化缘。”

“化缘?怎么化法?”

“就是我们沿街一家家化啊,有米的出米,有油的出油,有肉有菜的出肉菜,化多少是多少,总能解决一些问题的。”

“这样也行?”次仁瞪大了眼睛。

“不试怎么知道行不行?”卓玛翻一个白眼,“实话跟你说吧,我已经安排姆迪和索朗他们开始行动了。”

“胡闹!你就不怕乡亲们误会?这么大的事,怎么不事先跟我商量一下?”

“切,就你那薄脸皮,又瞻前又顾后的,说了你也不会同意。我是外联部长,你把这一大摊子后勤保障的事都交给我,我不自己想办法咋办?”

“好好,我说不赢你。莲花生大师保佑,但愿你的办法有效。”面对卓玛的咄咄逼人,次仁只好举手投降。

“你还别说,刚才我回来的路上碰到他们了,已经小有斩获呢!估计他们也快回来了,你就等着瞧吧,保证亮瞎你的眼!”

两人正讨论地热烈,室外传来一阵喧哗声,一名中年男子怒气冲冲地拖着刚才给我们带路的扎西走进来,曲珍老师跟在后面喊:“扎西爸爸,您不能这样的!”

“我是他爸爸,我想让他怎样就怎样,你们管不着!”中年男子吼道。

(曲珍和中年男子说的是藏语,以下对话也全是藏语,所以,我的记录来自于次仁后来的转述。)

可怜的扎西像被人攥在手心的小鸟,缩着脖子,耷拉着脑袋,满脸委屈,一双泪眼惊恐而无助地望着次仁老师。

次仁不用想就知道发生了什么。他装作不明白,搬一张椅子让扎西的父亲坐下,笑着说:“大叔,您消消气,扎西怎么惹您了啊?”

“仁波切作证,都是你们给他灌了迷魂汤!”扎西的父亲余怒未消,“夏天正是上山采药的好季节,好不容易等到学校放假了,我让他跟我一起去采药,他偏要来你们这里上什么补习班。我不同意,他就偷偷跑来,还瞒着我交了钱!你们赶紧把钱退了,放他回去!”

“有这样的事?”次仁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扎西,你眼睛看着我回答,你瞒着阿爸啦交钱,这是怎么回事?”

“钱……钱是……”扎西的脸一下子涨得通红,憋了半天说不出话来。

“你这孩子,倒是说啊,钱到底是哪来的?”卓玛也急了。扎西要是从家里偷钱交补习费,那可麻烦了。

“钱……是我这学期攒下来的零花钱……本来只有60元,不够……上周村里的次吉大哥贩松茸,找我帮忙照看……后来他要给我100元,我不要,他说不能白帮忙,硬塞给我,我……我只拿了40元,凑……齐了补习费。”扎西边抹眼泪边哽咽着说,“我……我就是想读书嘛!”

次仁这才想起,扎西缴费时除了两张20元的整钱外,其余全是一元两元的零票子,那钱虽然陈旧了,但一张张压得平平整整,他当时还感到奇怪,现在明白了,原来那是扎西一张张攒起来的啊。次仁心里一热,转身对扎西的父亲说:“大叔,您看扎西又乖巧又听话,是个读书的好苗子,我们都很喜欢他。孩子爱读书不是坏事,您就答应他吧!”

“哼,读那么多书有什么用,还不是要回家种青稞玉米养牛采药?我看顶多读个初中就行了!”

“那不一样啊大叔,扎西是完全有实力考上林芝的中学甚至内地西藏中学的,将来就有机会上大学,大学毕业就可以到大城市工作,到那时,就可以把您接去享福了。”

“哼,内地大城市有什么好?又没有我们这里供奉莲花生大师宗喀巴大师白度母的寺庙,没有青稞面酥油茶,我又不会说汉话,跑去那里干什么?”

“大叔,谁说要去内地大城市呢?扎西读完大学可以回西藏啊,去拉萨。您就可以天天围着大昭寺转经了。”次仁笑着说。

“嗯,这还差不多!”扎西的父亲面色稍稍缓和了一些,但他还是将信将疑,“你是说扎西只要参加补习,将来就可以考上大学?”

“那是肯定的!扎西的成绩可好了,比我们当年好多了。再说,国家对我们藏族学生还有优惠政策,您看,我们不都考上大学了吗?”

扎西的父亲不再说话,他的目光从次仁、卓玛和曲珍的身上逐次扫过,与他们的眼睛对视,他从他们的眼神里得到恳切、善意而坚定的反馈,于是,他的脸上渐渐显出几分喜悦、几分憧憬,他的眼睛也渐渐明亮起来,终于,他猛地一拍桌子,大声说:“行,那我答应了!”他“突”地站起来,踢扎西一脚,“你可要跟老师们好好学习,将来接我去拉萨转经!”

扎西不仅没觉得疼,反而破涕为笑。

大学一年级临近放暑假的时候,次仁觉得支教的事情不能再等,决定先探索着干起来再说。

他辗转联系到中央财经大学的卓玛、天津南开大学的曲珍、四川民族大学的姆迪、西藏大学的索朗等几位察瓦龙籍大学生,大家一拍即合。他们在微信群里热烈讨论,包括支教的时间、地点、形式、费用以及支教队员职责分工等。大家给支教队起了一个富有诗意的名字——“梦行藏南公益社”,并公推次仁为首任社长。关于支教的形式,他们决定改变学长们进村分散补习的方式,把学生们集中到察瓦龙中心小学进行。这样做的好处显而易见。比如效率更高,参与面更广,更有利于教学组织,可以分班分年龄教学等,而且,相对于其他村小而言,察瓦龙中心小学的设施条件无疑是顶级的。当然,问题也不是没有,最棘手的是来自偏远村落孩子们的食宿问题。但次仁认为,没有解决不了的难题。

一放假,次仁就迫不及待地回到察瓦龙,找察瓦龙中心小学校长商谈借用校舍事宜。校长当过次仁的数学老师,次仁的数学成绩特别好,校长很喜欢他,视他为“平生最得意的弟子”。毫无疑问,对于这样一位学生,校长一定是有求必应。他表示,关于借用教室和食堂,他可以做主,全力支持;至于借用学生宿舍,比较麻烦,需要乡政府同意——毕竟,这涉及到学生的安全问题。次仁千恩万谢。校长当即到乡政府汇报。分管教育的副乡长认为,大学生回乡支教是好事,应予肯定并积极支持。但学生宿舍不能借。安全责任太大了,出了事谁都承担不了。校长反复说明情况,替次仁打包票,副乡长终不松口。官司打到乡长那里,乡长同意副乡长的意见,但为了体现乡政府对大学生们的支持,乡长表示,可以给予公益社每期活动5000元的补助。校长苦着脸回来把情况告诉次仁,次仁笑了,说,谢谢老师,已经很不错了,住宿的问题我们自己想办法。

卓玛、曲珍、姆迪、索朗也陆续回到察瓦龙,卓玛还带回来她的弟弟和同学,这样一共是7个人,组成了梦行藏南公益社最初的班底。

接下来首要的问题是组织学生。这需要做家长的工作。

他们知道,这项工作并不轻松。在察瓦龙,很多家庭不重视孩子的教育。

他们决定一个村一个村上门做宣传。

首先去的是次仁所在的扎那村。这里离街上比较近,家长们相对开明一些;他与村主任朗嘎大叔也熟,方便人员组织。

次仁提了一盒从武汉带回的湖北特产“孝感麻糖”来到朗嘎大叔家。

“朗嘎大叔,我想麻烦您一件事。”次仁见到朗嘎大叔说。

“啊哈,这不是我们扎那出去的洛扎清布(藏语,大学生的意思)次仁么?”朗嘎大叔接过礼品盒笑嘻嘻地说,“放假回来啦?”

“早几天就回了。今天才来看您,不好意思。”

“找大叔有什么事?”

“是这样的,我们几个大学生想利用寒暑假回乡支教,需要做家长和学生的动员工作,想请您帮忙组织一下。”次仁说明了来意。

“哦,哦,我明白。”朗嘎大叔捻了捻额下的胡须,“这个在内地叫什么?打工,还是勤工那个什么学?”

“朗嘎大叔!我们不是打工,也不是勤工俭学!我们是义务的,不赚钱的!”次仁急切地解释道。

“我说呢,你个孩子读书还读傻了不成?!眼下正值暑假,察瓦龙满山的药材、松茸,做点什么不赚钱,要去教书?”朗嘎大叔笑道,“原来不是为了钱!不简单啊洛扎清布,大叔支持你!你说,要大叔怎么做?”

“我想请您发个通知,让家里有学生的家长,小学的、中学的都可以,明天早上八点钟到村委会大院开会。我来作动员。”

“行,大叔帮你!”朗嘎大叔爽朗笑道。

次仁开开心心地回家,给卓玛发信息:明天,我们来个开门红!

第二天早上,七名大学生早早来到村委会,把桌椅板凳抹得干干净净,会场摆得整整齐齐,只等家长们到来。朗嘎大叔也来了,帮着大学生们张罗。8点钟,三三两两有几名家长走进会场。等到八点半,到会的家长不足一半。朗嘎大叔十分生气,骂骂咧咧地让妇女委员去喊。在场的家长纷纷攘攘地说:“不要等了,再等也不会有人来了。”次仁不甘心,说:“再等等吧!”家长们就不耐烦,都说家里有事,要走。

次仁没有办法,只好对着这不到一半的家长宣讲。他从读书的好处讲起,刚讲了没两句,有家长问:“读再多的书,将来能够赚到比采松茸更多的钱吗?”

次仁苦笑:“这不是钱的问题。读书能够改变一个人的气质,改变人的命运……”

“你说的气什么我们不懂。但命运是佛祖安排好了的,怎么可能改变?”一群家长在下面嚷。

还有人问:“你们收费吗?”

“会收一点。”次仁有些不好意思,他接着解释,“我们自己也都是穷学生……”

“收钱就免谈了。”那人打断次仁的话,“谁知道你们拿收的钱干什么去了!”

“我们保证,收到的每一分钱都用在孩子们身上。我们会公示费用收支情况。”次仁觉得自己有些应对不了这个场面了。

“咳,咳,”朗嘎大叔清一清嗓子站了出来,“次仁是我们扎那村走出去的洛扎清布,他做善事,谁都不许怀疑他!大家都安静,听次仁讲!”

次仁接着讲补习班的计划和安排。他在上面讲,家长们在下面喝茶、抽烟、聊天,场面极其混乱……

预想中的“开门红”变成了一团糟,这让次仁无比沮丧。卓玛给他鼓劲,说我们把思路调整一下,不讲大道理,用老百姓的语言跟他们说话,一定能成功的!

第二天,他们重新振作精神,天没亮又去另外一个村子宣讲。

这个村子比较偏远,要骑两个小时摩托,家长就更加不重视孩子的学习了。他们也是提前联系了村委会主任,6点不到就从街里出发,摸黑赶路,8点钟准时赶到村委会。村委会大院冷冷清清的,一个家长都没有;到9点,不仅没见家长,连村委会主任都没见着!

大学生们只好悻悻而归。

后来他们一连走了好几个村,遇到的情况都差不多。

曲珍带扎西回班,次仁和卓玛送扎西的父亲往校门口走,我和徐祥忠、老黄站在办公室门口看。

一辆手扶拖拉机“突突突”地开进校园,车上站着三男一女,他们老远就挥舞双臂朝卓玛高声喊叫:“美女,我们回来啦!”

“看你们喜气洋洋的样子,收获一定不小咯?”别看卓玛戴副眼镜文质彬彬的样子,说话做事却是风风火火男孩子性格,当下扯开嗓门大声回应道。

“那当然,姆迪姆迪,天下无敌;索朗索朗,岂会白往?你们就直接去食堂门口下货吧。”四个人大概早就对好了台词,异口同声地说。

我们跟着拖拉机来到食堂门口,车上的人不等拖拉机停稳,便打开了后厢栏板,姆迪和索朗从车上跳下来,大包小袋往下搬。嗬,你别说,东西还真不少呢!有一袋袋的米、面,整壶装的油,成把的蔬菜、米线等,空堂的支教老师们闻讯都赶来了,拖拉机周围一时聚集了十多个人,大家有说有笑,一趟趟把“战利品” 搬往食堂,就像经历了一季辛劳迎来丰收的农民,脸上写满欢乐。这一切完全出乎次仁的预料,他呆在那里张大了嘴,脸上是说不出的表情。卓玛在一旁调侃道:“敬爱的次仁社长,你看是不是该给我记一功?”

“要记,要记,要记一大功!”次仁缓过神来连连点头。

“索朗,你休息一下,向社长报告一下化缘的经过。”卓玛拦住背着两袋米正准备去食堂的索朗。他的额头满是汗水,脸上兴奋的红晕依旧没有褪去。

“乡亲们真是太热情了!我们开着拖拉机一家家走,讲明我们的困难,刚开始还有些不好意思,生怕乡亲们误会我们是借机敛财。可乡亲们说,你们利用假期办补习班是行善积德,我们应该帮助。所以你家一袋米,我家一壶油,有什么送什么,真是顺利得连做梦都没有想到呢!”

“最终收获了多少物资啊?”卓玛又问。

“我们统计了一下,一共是15袋米,13袋面,6壶油,70多斤米线。蔬菜有青椒、包菜、土豆等,就没有办法计算斤两了。”

“嗯嗯,看样子够用八九天了。”卓玛粗略盘算一下,开心地说,“孩子们的吃饭问题基本解决了!”

“难得乡亲们这样理解支持我们。”次仁眼圈微微发红,“要记住乡亲们的恩情,他们是我们的贵人,是观音菩萨!”他又审视了一下地上的物资,说:“还差些肉。孩子们在这里吃饭,没有肉是不行的。卓玛,明天到村里去买一头牛,我们自己杀,肯定比到市场上零买要便宜一些。”

卓玛点点头,找人商量去了。

很快,化缘来的物资都摆放停当。这时已经是下午四点多钟,食堂里忙碌起来,支教的老师们开始准备学生们的晚餐。我和徐祥忠、老黄一商量,所谓的“支教”是搞不成了,不如在食堂里帮忙择择菜,到底也算尽了“绵薄之力”吧!

“大叔,你们是从武汉来的吧?”次仁和我们坐在一起,边择菜边闲聊。聊到中途,他突然问道。

“是啊,你怎么知道的?”

“当然是听口音啊。我在武汉读书呢,武汉大学水利电力学院,下学期就该读大三了。”

“这么巧啊,真是太有缘了。”我们又是意外又是惊喜。毕竟,双方生活在同一个城市,无形间就拉近了彼此的距离,说话便亲近随意多了。

“是啊,按你们汉族人的说法,我们算半个老乡了。”次仁说。

徐祥忠突然记起丹增曾提到达娃有个表哥在武汉大学读书,达娃的全名叫次仁达娃,跟次仁拉贡的名字极像,心想,不会这么巧吧,次仁拉贡就是达娃的表哥?他试探着问:“次仁,你是不是有个表弟叫达娃?”

“是啊,你们怎么会认识他?”次仁觉得奇怪。

徐祥忠就讲了我们跟达娃们认识的经过,讲完又问:“听说你表弟家条件很差?”

“是的,我姨父前几年得一场病走了。留下我小姨和表弟孤儿寡母的,确实很难。听我妈妈讲,当初姨父治病欠下不少债。”

“听说达娃成绩不错,不读书真是可惜了。”

“谁说不是呢?”次仁说,“达娃不仅读书有天分,马术也好,经常在尼巴觉安节上夺得赛马冠军呢,老师们都说他是察瓦龙乡年轻一辈的佼佼者。我们都愿意帮他,可是达娃太要强了,他把所有的帮助都当成施舍。他说他不要施舍。他想凭自己的力量撑起这个家。”

徐祥忠“唉”一声,没说话。

“次仁,你们这群支教大学生老师真的都是察瓦龙本地人?”老黄问。

“是啊。”次仁点点头。

“真没想到,一个小小的察瓦龙乡竟出了这么多大学生!”老黄感叹道。

“主要是得益于国家政策好。”次仁羞涩地一笑,“国家在内地办了100多个西藏班,还有专门的西藏中学,衣食住行医全免费,而且在招生政策上向普通农牧民倾斜,让我们这些农牧民的孩子有机会接受到优质教育。我就是初中毕业考到内地西藏中学的。卓玛更了不起,小学毕业就考到上海读初中,后来到山东淄博读高中……我常想,如果不去内地读书,我就是察瓦龙山上一个野孩子,放放牧,采采药,结婚生子,了此一生。去了内地,我的眼界开阔了,知识广博了,汉语水平大大提升了,当然,更重要的是对我人生观、价值观的影响,它让我的内心更强大,也让我明白,知识确实可以改变命运。”

“国家这样做是对的。”老黄说,“建设西藏,光靠政策、靠对口支援是不够的,归根结底要靠人才,靠民众素质的提升。”

“嗯,所以我们这些大学生有责任、有义务给家乡尽一份力。我们梦行藏南公益社现在不光是支教,还在群众中开展卫生知识宣传、组织举办篮球赛呢!”次仁昂起头自豪地说。

招生宣讲出师不利,让次仁感到非常苦恼、迷茫。他想,我们把自己的心都剖开了,怎么就没人看一下呢?

他甚至对自己组建公益社的动机产生了怀疑。他问自己:支教究竟是为了什么呢,是为了帮助这里的孩子们、给他们的人生增添一种可能性,还是一时兴起的冲动之举?又或者仅仅是为了自己丰富阅历、增长见识?

他找不到答案。于是,他动摇了,想退却。

无助之际,他独自来到扎通寺。他问江白活佛:“我做这件事情的意义何在,我要不要坚持下去?请大师开示我。”

江白活佛一言不发,他用手指了指心,转身离去。

次仁在扎通寺的经堂里坐了一整晚。他向释迦摩尼佛倾述,酥油灯的不灭神光映照着他,给予他智慧和力量……

天将亮时,他终于想明白了:我们的支教活动,不管是为了帮助别人,还是为了丰富自己,二者并不矛盾,纠结于此没有任何意义,关键是这件事情值不值得做,值得,就须坚持做下去。只要坚持,定能收获善果。

佛光普照。豁然开朗。此时的次仁拉贡,心里一阵轻松明快。

天亮后,江白活佛走进经堂,问次仁:“小伙子,思考得怎么样了?”

次仁把一夜所悟告诉了江白活佛。

江白活佛笑了,说:“其实你向我询求意见,不过是想让我帮你说出自己的心念而已。孩子,既然想明白了,就放手去做吧!”

这之后,次仁彻底改变策略,带领支教队员们进村入户,一家家上门宣传。每到一个村子,他们从村头开始,挨家挨户询问住户家里情况,碰到有孩子读书的人家,就苦口婆心地做动员工作。有一天,他们去了梦扎村,一连敲了好几家的门,都是大门紧闭,不见人影。他们走在空寂的村子里,心里都很沮丧,一副无精打采的样子,次仁就带头唱歌,唱《真心英雄》,唱《壮志在我胸》,歌声点燃了队员们的激情。走到村子中间,遇到一位在屋前晒太阳的老奶奶,她手里的转经筒不急不缓地转动,嘴里默念着经文。次仁问,阿西,村里谁家有孩子在念书?阿西就是老奶奶,是察瓦龙的方言——在西藏大多数地区,人们管老奶奶叫阿莫拉——阿西问,小伙子,你们是干什么的?次仁说,我们是老师,想假期里帮孩子们学习、念书。阿西听后笑了,说,孩子们都被父母喊到山上挖虫草采松茸去了,哪有闲功夫读书啊?次仁说,阿西,学生的天职就是读书,是佛祖的安排呢!阿西说了句愿佛祖保佑你们,又开始念经。

他们在村里足足转了半天,终于等到一家人回来,次仁以自己的亲身经历现身说法,让那家大人知道通过教育可以改善家庭的生活和经济状况,让他相信教育投资是值得的。次仁终于成功地说服了那个家长,答应把孩子送到补习班。

这是十多天里,梦行藏南公益社收到的第一名学生。

大学生们欢欣雀跃,喜极而泣。

2016年7月29日,梦行藏南公益社第一期补习班正式开班。学生人数59名。

2017年1月20日,梦行藏南公益社第二期补习班开班。学生人数163名。

2017年8月1日,梦行藏南公益社第三期补习班开班。学生人数98名。

“次仁,有一点我很好奇。”听了次仁的讲述,老黄问道:“你们寒假班的学生人数比暑期班明显要多,这不科学啊,原因是什么?”

次仁呵呵一笑,说:“我们西藏这边与内地不同,寒假时间长,暑假时间短,寒假又没有农活可干,学生人数自然就多了。”

“哦,原来如此!”老黄又说,“刚才搬运物资的时候,我看到支教大学生有将近20人,我想这还不是全部。看来,这一年多工夫你们的队伍壮大了不少啊!”

“才不止这些人呢!”次仁把择好的一大筐白菜搬到水池边让其他老师清洗,又拎了一小袋蒜头过来,骄傲地说,“在我们的带动下,现在察隅县下辖6个乡镇全都有了自己的支教队伍,支教老师达到100多人。如今的梦行藏南公益社,已经是覆盖全县的一个志愿服务组织,所以,我们察瓦龙这支支教队伍也就跟其他乡镇的支教队伍一样,成为其中的一个分队,现在我们的名字已经改为‘梦行藏南公益社察瓦龙分队’了。”

“了不起!”徐祥忠笑道,“看样子,现在你们已经完全得到乡亲们的认可了。”

“嗯,是的!”次仁说,“再跟你们讲一个故事吧。第二期补习班结束那天,我们开了一个家长会,竟然所有的家长都到齐了。您要知道,在我们这儿,平时学校开家长会,他们都未必来呢!会议快要结束的时候,突然有10多名家长站起来,双手捧着哈达,唱着祝福的歌,列着队,弯腰弓身走上讲台,把哈达挂在我们脖子上。这一幕是我们完全没有想到的,所有的支教队员都很感动。洁白的哈达在我们胸前飘拂,我们眼里噙满泪水,那一刻,我们觉得,之前所有的付出都是值得的!”

说到这里,次仁放下手中的蒜,将头微微仰起……

一年后,在武汉大学那座著名的牌坊附近的一间小酒馆里,我和次仁边喝着啤酒边聊天。次仁已经是大学四年级学生,比一年前更加稳重、成熟,他开始考虑就业问题了。他说,毕业后准备回西藏,拉萨、林芝都行。具体做什么没想好,最大的可能性,还是从事教育工作吧。

我笑:“做了几年支教,染上教师情结了?”

次仁说:“西藏确实需要教育……”

于是,我们又聊到了2017年的那个暑假。

我说:“次仁,我们见面的时候你们公益社已经发展得相当不错了,可谓兵强马壮。可是我记得,当你听说我们不是真的要在那里支教时,显得非常失望。这是为什么?”

“我以为你们是内地去的老师。”次仁腼腆地一笑,“毕竟,我们只是一帮大学生,教学经验不足,所以我们需要正式老师,尤其是内地去的正式老师。”

“后来有去的么?”我问。

“没有。或许是我们宣传得不够,别人不了解。”次仁说。

“你们最急需的是什么老师?”我接着问。

“要说都需要。但最主要的是汉语和藏文老师。”次仁说。

“藏文老师?”我觉得不可思议。说西藏差汉语老师,可以理解,可是怎么会差藏文老师呢?我问次仁,“你们都是大学生,又是藏族人,不正是很好的藏文老师吗?”

“叔,我问您,”次仁说,“是不是每一个汉族大学生都能够教汉语课呢?”

“那可不一定!”我说,“很多汉族孩子读到博士,写起文章来还语句不通、错字连篇呢,让他去教语文,不是误人子弟吗?”

“是啊,道理是一样的啊!”次仁说,“更何况我们中间很多人从小就到内地读书,藏文的基本功也不扎实。日常说说还行,要教学生,就显得力不从心了。”

当然,还有其他原因。次仁接着告诉我,随着内地经济的发展和人们思想观念、行为方式的转变,现在到西藏来旅游甚至创业、定居的内地人越来越多,汉语在西藏日常生活中的运用也越来越广泛,很多年轻人,除了在家里说藏语,在外面基本上都是用普通话与人交流,甚至在有些层次相对较高的家庭,他们在家里的交流也用普通话。所以现在年轻人对学习藏文兴趣不大……

“学校里不是开设有藏语课么?”我问。

“开是开了,那也是为了应对高考。”次仁苦笑一声说,“无论老师还是学生,都只是把它作为一门高考必考的课程来看待,并没从民族文化传承的角度去考量。”

这让我想到了六库的牛老师,他曾跟我讲,现在傈僳族的孩子们对学习傈僳文不感兴趣。进一步想,岂止少数民族地区,在内地,各地方方言不也在逐渐消失么?而放在更广阔的视野去看,我们中国孩子花大量时间学习英语,对汉语的学习,又何尝重视呢?汉语不是面临着同样的窘境么?

“看来,民族文化的传承任重道远啊。”我感慨。

“其实,我说要保护藏民族文化,并不是要把它封闭起来,像温室里的花朵一样。藏民族文化历经千年风雨,没那么娇贵。何况时代不一样了,怎么封闭得起来?事实上,藏民族文化作为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要想不被淘汰,要发展,就必须与其他民族文化相互学习、借鉴、融合,再此基础上,各美其美,我们中华文明才能更加光彩夺目啊。”次仁说。

“说得好!”我点头赞道,“难得你有这样的识见。你想回西藏做教育,也是出于这种考虑吧?”

“嗯,是的。我觉得我有这份义务与责任。”

“好!叔祝你前程远大,心想事成!”

“谢谢叔!”次仁举起杯与我碰了一下,两人相视会心一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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