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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三一年冬天，仇家来了一位客人，使得仇一这种在家待命的生活得以结束。来人名叫张开轩，是仇一的小学同学。在仇一的印象中，张开轩的家境非常贫寒，几乎一贫如洗，全家仅靠父亲刻天金（春节时贴在门窗头上的红纸挂帘）为业。没想到自己的小学同学竟然是自己的同志，这让仇一喜出望外，更让仇一无法遏制内心的激动的是，张开轩带来了朱博的亲笔信，他终于又能为组织工作了。
朱博的信，文字简短，寥寥几笔：“由你幼年好友张开轩面谈工作任务，朱博。”
张开轩告诉仇一，本次的任务，是代表南京CY，去盱嘉苏维埃地区作采访，回来后整理成宣传活动的资料，以鼓舞南京地下组织成员的士气。之所以选中仇一与张开轩，是因为他俩都生得干瘦矮小，尽管虚龄十八岁，外表看起来却像是十四、五岁的小男孩。而当时去苏区，封锁和反封锁都很严密，成人很难进入苏区。同时，他俩都有一定的文化，完全可以胜任这项工作。只是，这次离家，不知道何时才能回来。仇一无法把真相告诉母亲和妻子阿禾，只能借口跟同学去南京准备升学考试。
张开轩与仇一装扮成割草的儿童，俩人特意把皮肉弄得乌黑，衣衫破旧地从荒山野岭、疏林茂草间穿行，逐渐进入了苏区，并且在明光东北面白沙王与涧溪之间的砂子沟，遇到了红军李桂武部的游击队。
这是红军的一个小部队，人数不多，差不多是一个排的建制。估计是张开轩与仇一俩人进入了他们的防区，被哨兵发现。当十几支枪口对着他俩时，他们只能举起了双手。红军部队防范很严，先是对他俩进行了严格搜身，然后又把俩人捆绑在树上。好在张开轩事先有所准备，藏在鞋底里的南京市团委的证明文件没有被他们发现。
这支部队的最高领导人是一位姓杨的排长。此人身穿灰色粗布军装，头戴红军八角帽，腰间系着皮带，一支手枪插在枪套里，肩上斜背着一只布料挎包。在一个破柴棚里，杨排长一声喊：“把俩家伙先带一个上来！”
几个端着枪的战士，推推搡搡地，把张开轩带到了棚子里。仇一仍然被捆绑在树上，听不见柴棚里的对话。显然，红军把张开轩和仇一当作了敌人的奸细。
杨排长桌子一拍，大喝一声：“说吧，你们到底是什么人？谁派你们来的？到这里来干什么？”
一连串的发问，让张开轩感到对面是一位脾气暴躁的人，但他镇定自若，不慌不忙地按照事先跟仇一约定的口径回答道：“我们就是南京的学生，有要事，要见你们的最高指挥官。”
杨排长冷笑一声：“笑话！我们的最高指挥官是你们要见就能见的吗？老实回答我的问题！”
“我们确实是南京的学生，是自己人，有任务在身，必须见到你们的上级领导。请你们把我们送到红军司令部吧！”
“我们红军是不设司令部的，这一点都不知道，还冒充是自己人。我看你们就是白狗子派来的奸细！”旁边一位持枪的红军战士帮腔说道。
“同志，不要这样轻率地下结论，你们只要把我们送到上级那里，一切都会弄明白的。”张开轩劝说着。
杨排长挥挥手，示意将张开轩带出去。轮到审讯仇一了。
仇一被押进柴棚时，已经感觉到他们在张开轩那里没有得到什么。他很想对杨排长实话实说，但又想起张开轩传达的朱博关于“敌中有我，我中有敌”的指示，在两者互相渗透的边沿地带，必须提高警惕，不能轻易相信任何人，不能贸然暴露自己的真实身份。因此，他忍住了对方带有辱骂性的话语，只是坚持着与张开轩口径一致的说法。
面对仇一的顽固态度，杨排长厉声指出：“只一点，就能说明你们不是什么好人。你们居然有文化，还上过中学？穷人家的孩子能有钱上中学吗？有文化的人当中，十有八九都不是好东西！小小的年纪，还能说会道的，会是好人吗？”
“话不能这样说，红军里也有很多高级将领，都有文化，难道他们也像你说的这样吗？”仇一反问道。
“小崽子，我看你是想找打！”看押的战士举起枪托，被杨排长制止住。但那位战士好像很委屈地又回嘴道：“本来就是嘛，你看我们游击队的战士里，哪个不是几代人也不认得一个大字的，哪个不是受尽人间苦难穷得叮当响的那种人的儿子？他们有文化，一定不是好人家出身。”
仇一不想再与他们辩解，甚至想，这些人究竟是不是红军游击队？如果是，为什么这样说话，还想动手打人。而杨排长那边，也一时吃不准这俩小家伙到底是不是自己人。审讯进行了一个通宵，双方就这样僵持着。
天亮了。天光透过树林，朦胧中渐渐地可以看清人脸。被审讯一夜的张开轩和仇一，此刻瞌睡得要命。尽管他们还是被捆绑在树上，但困意袭上心来时，脑袋一歪，也就睡着了。
审讯了一夜，杨排长他们也很疲倦。他跟几位手下商量了一下，大家觉得这俩小子除了有文化外，确实没有什么证据证明他们是坏人。按理他俩年纪这么小，即便不是自己人，也不会坏到哪里去。于是大家决定，为了行动方便，暂时把张开轩和仇一松绑，跟随游击队一起行动。
这支红军小部队，说起来一个排，但实际兵员也就二十来人。每天行军几十里，甚至上百里，在苏皖交界的山区与敌人周旋，和其它兄弟部队一样，担负着保卫盱嘉苏区安全的任务。战士们白天行军打仗，夜晚宿营在林子里，少不了被蚊虫叮咬，几位战士都传染上了疟疾，每每发作时，浑身打着寒战，接着便高烧不退。部队只有一位卫生员照顾伤病员，可是在缺医少药的情况下，卫生员也做不了无米之炊，有时只能眼睁睁看着战友被伤口感染或者疟疾发作的病魔折磨而束手无策。何况一天两顿玉米野菜饼或一碗稀糊糊，让战士们食不果腹。张开轩与仇一俩人，也和战士们一样，实在饿得难受时，偷着嚼山芋叶和芦苇棒。好在他俩年轻，身体底子好，暂时还经得起这样的艰苦生活。这样的亲身体验，不在红军部队里，是完全得不到的。条件虽然艰苦，环境虽然险恶，但红军战士们却毫无怨言，无论行军打仗，还是站岗放哨，都精神十足，勇敢顽强，这让他俩十分敬佩。只是，跟随部队行动了几天，不但没有一个人跟他俩说句话，还对他俩的举止行为十分警惕。只有杨排长不止一次地问：“你们到底有什么事情要找红军？”对此，他俩也一直请求：“我们要见你们的上级，你们不让见，那就放我们自己去找！” 可是，他们哪里肯放他俩走呢。
一次，在西高庙附近的一处小巷子里，这支红军部队与十倍于自己的敌兵遭遇，对方是安徽刘镇华所部的保安队。战斗打得十分惨烈。红军战士以百倍的顽强，进行了抵抗，终因寡不敌众，而节节后撤。此刻，红军伤亡过半，弹药也渐渐消耗殆尽，眼看着就要难逃被最终围歼的厄运。
即便是这样的情况下，部队还得分出一个人看管张开轩和仇一。在这紧急关头，仇一心急如焚，他俩不能眼睁睁看见自己的队伍被敌人吃掉。于是一咬牙，从一位阵亡的战士手中，抽出一支老套筒步枪。那位看管的红军战士见状，居然怀疑仇一趁机夺枪图谋不轨，立刻把枪口对准仇一。就在这当口，仇一举枪射击，只一枪，子弹便射中了敌军中一个指手画脚、手持短枪进行督战的军官，而且一枪毙命。张开轩也随即拣起一支步枪，参加了战斗。这一情况，使得激战的双方形势陡然发生了急剧变化，敌人失去了指挥，顿时乱作一团，还有一部分敌人转身逃跑。这给红军部队赢得了撤退的时间，杨排长趁机指挥部队迅速撤离。
当部队撤出战斗后，从杨排长起，大家开始明显地改变了对张开轩和仇一的态度，不再那样用敌视的眼光看待他俩，说话也温和了许多，只有个别战士一时还转不过弯，但顶多也是一种将信将疑的态度。对张开轩与仇一来说，这是一种转机，他们必须把握好机会，随时改变现状。
显然，杨排长他们把情况向上级作了汇报。没几天，上级派来了一人，要见张开轩、仇一。那位来人并没有向他俩通报自己的姓名、身份，只是看杨排长对他很客气的样子，他俩知道此人非同一般。这是一个地方口音很重，而且主观性很强的人。他把他俩分开谈话。张开轩拿出南京市团委的证明文件，他只瞄了一眼，便说：“这是团件，不是党件。”
张开轩加以解释道：“我们对外都以CY出面，其实都是组织内部的人。”
此人听后，显得很生气，说：“放什么洋屁？难道红军是外不是内？”
张开轩见他这样，估计是他一直在红区工作，对白区不够了解，觉得一时跟他讲不通。所以不再申辩。双方的谈话都很不愉快。但毕竟南京市团委的文件，可以证明张开轩、仇一俩人不是敌人的奸细，加上西高庙战斗，由于他俩直接参加了战斗，改变了局面，消灭了敌军指挥官，因此，这位上级来人决定，在没有彻底弄清楚他俩的真实身份前，先将他俩编入杨排长这支红军部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