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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后的年月里，仇一就像盼星星盼月亮一样，盼望着组织上来人，盼望着奚琪或其他人来联系他，给他带来党的指令，让他像过去那样执行各种任务。可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仇一就像断线的风筝，与组织彻底失去了联系，而这一失去联系的结果，便是仇一与之前党组织关系的中断。这种因地下斗争需要而采取的单线联系的组织方式，对执行潜伏任务的个人政治生命来说，无疑是一种灭顶之灾。但仇一却丝毫没有动摇自己对共产主义的坚定信仰，他依旧怀着对党组织的无限忠诚与信念，坚守着自己的潜伏岗位。
自一九三七年入秋以来，就在上海沦陷后而南京陷落前，从六合到滁县的公路上，稀稀拉拉，全是往西溃逃的国民党兵。驻防在新集、头桥、大英、水口的国民党军队，已是庸人自扰，一夕数惊。日军前锋到达维扬后，国民党军队更是风声鹤唳，草木皆兵。随之，更多的国民党成批溃军，如潮水涌上公路。公路路面狭窄，头桥集的滁河大桥，桥宽不足三十米，各种兵车夺路先逃，争夺道路而争执不下时，便鸣枪对射，互相残杀，一时间内讧的国军陈尸遍野，路旁到处是丢弃的兵车，其惨重损失，足够打一场相当规模的战斗。
此刻，日军尚在长江南岸的下蜀、龙潭一线，国民党守桥部队就把滁河大桥炸毁，算是完成任务而西逃。后到的各路军队，堵塞在断桥东侧，只能使用渡船过河。武家渡船小人多，即使是互杀夺船，也解决不了问题。有的部队干脆绕道小官渡、陈官渡，有的绕道小头李、中李渡口，所至各村抢掠一空，人民对国民党军队已经完全失望。当日军进入新集、头桥集时，在百里公路沿线上，早没有一个活着的国民党兵，更谈不上抵抗了。
沿江各炮位的守军，更是荒唐。当日军尚远在云里雾里时，大炮群吼，声震天地；当日军影子出现在地平线上，即停止轰鸣，弃炮而窜；当日军炮火打来，已打不到一个军人，死伤者尽是手无寸铁的平民。日军铁蹄所至，枪声震耳，火光触天，遍地血腥，人畜尸骸，狼籍于途。难民扶老携幼，啼饥号寒，转辗沟壑，还遭到日本飞机跟踪扫射。待日军稍稍远去，累累新坟，处处哭声，很多过来人皆记忆犹新。
日本人占领南京后，头桥集流氓头子李春荣见搞维持会有利可图，便伙同乡邮张怀申、地痞翁世清一干人等，主动投靠了日本人。他们拿一张纸，糊上日本膏药旗，由翁世清高举着，三人跪在日军面前，山呼“天皇万岁”，自称“臣等”，要求成立头桥集维持会。
日本少佐非常恼火他们用纸糊“大日本国旗”，觉得有损皇国尊严，便用军靴把他们踢倒在地，抽刀出鞘，要把他们挥成两截，被翻译官拉住。翻译官说：“皇军刚来此地，这些人用得着。”
李、张、翁三人磕头如捣蒜，答应找个花姑娘陪“太君”过夜，日本人这才插刀息怒。李春荣等摸摸头还在颈子上，乃向“皇军”磕头谢恩，向翻译官磕了响头，又孝敬了二两鸦片烟膏、二十块大洋，晚上还真把翁世清的亲嫂子给那个少佐送去。可维持会只维持了三日，他们都觉得日本小祖宗实在太难维持，老百姓又指着脊梁骨骂他们“汉奸”，这才悄悄地散了伙，躲到外乡去。
一九三八年，洪家骝、杨月波、徐熹、王锡三等几个杀人不眨眼的魔王，先后在六合境内出现，有的打起“六合县联合政府”旗号，有的挂上“忠义救国军南京行动总队”的番号，可无论他们以什么样的名义出现，都是一样的挂羊头卖狗肉，他们根本不抗日，只会坑害四乡百姓。他们向老百姓要粮、要钱、要枪、要人。就连仇一这样的“哑巴”家，都被摊派过苛捐杂税、钱粮和枪支弹药费。但在仇一，这些都还是其次，更主要的，是他经常会受到一些人的骚扰，这对他的潜伏身份是一种极大的威胁。
既是“联合政府”，就得做做样子。六合的国民党到处查访共产党人，想让他们参加这一联合政府，作为点缀品。当这些国民党找不到共产党时，有个在县政府当科长成芸田，带着他的文书王克昌，找到仇一。此人原是仇一上小学时的老师，王克昌则是仇一小学同学。他俩拿着一份登记表，要仇一登记，并参加抗日宣传工作。因仇一在南京中学是被以“左倾”罪名开除学籍的，这个印象尚留在部分六合老师和同学头脑里。因此他们认定，仇一即使不是共产党，也曾经是左倾人物。
王克昌说：“不用你讲话，只要你画些抗日的画子，写写抗日宣传材料即可。”
但仇一用铅笔写在纸上回答得很坚决：“有残疾在身，实为不便，只学过花鸟鱼虫，并不会画人物；我在校中文成绩平平，更不会书写公文；当日学校以左倾帽子开除，实乃莫须有之罪也！”
再三劝说，仇一仍如是说。无奈，两人只好放弃。仇一客气地留他们吃了饭，还给他们每人拿去两幅花鸟画。此后再也没人提及此事。
不久，又有一位水家湾的沈姓小学同学，写信要仇一一起共商“抗战大事”，仇一未予理睬。仇一不记得此人长什么样，甚至连名字都不记得。他只记得，有个叫沈长钺的中学同学，是当地豪绅沈朴如的儿子，自己被南京中学除名，就是他首先对乡亲们说的。其他还有什么沈姓同学，仇一确实不记得。难道此人跟沈长钺有什么宗亲关系？后来，仇一听一个朋友说起过，是有个姓沈的水家湾人，原先是国民党徐熙的旧部，是个在其内部也很招人厌的特务。后来此人叛逃到郑德昭部，当了伪军。
还有一次，家里来了一个叫严文华的人，拿着仇一另外两位同学的推荐信，要请他去伪自卫团编写“军训”和“政训”材料。仇一用铅笔写在纸上写道：“我是个哑巴，又只是学美术的，不通军事，更不懂政治，实在是难以从命。”硬是把这事给拒绝了。后来遇见那两位同学，都说“实在是被他们逼得没法子，才写那封信的。”
几次拒绝，仇一也担心与这些人结下梁子，但他更担心的，也是对他构成最大威胁的，却是投靠了日本人的伪军头目郑徳昭。
郑德昭是长城圩高屋基人，离仇庄极近，只需高喊一声，便能彼此听见。郑从小随父亲郑有兴读私塾；稍长，在放老鸭的棚子里熟读《三国演义》和《水浒全传》。此人野心勃勃，生性狡诈，喜怒无常，难以捉摸，曾经幻想利用日军侵华、各方割据的局面崛起草莽。当日军占领南京后，他便在妯娌镇聚众起事，从者只有十人十枪，到次年便有一百二十人枪，而且一度号令二十余乡镇，连同其狐貉之众，可以调动、借用的力量有三百多人枪。
郑德昭为了争夺新集、头桥集这两块码头，与他的同伙倪德标、李光才火并。在火并之前一分钟，郑徳昭还笑脸迎人地一口一个兄弟喊着，突然掏枪就打死对方。仅这一次，郑徳昭就屠杀了倪、李的手下五十四人，后来又进行了二次、三次的斩草除根大血洗。
对于这股势力，国民党采取安抚收编的政策，把郑徳昭安排在六合徐熙“行动总队”，当第十一支队队副。郑徳昭不甘心长期居于人下，在与新四军几次交手后，脱离徐熙控制，带着五十人枪，通过在南京给日本人做事的帮会头目佟自修牵线，投靠了日本人，当了六合伪军自卫团的团副。可是，郑徳昭一方面嫌官小，另一方面又怕国共方面会把他列入汉奸名单。于是散布言论，说自己是“不得已”，是“身在曹营心在汉。”。
为了掩盖他当汉奸的丑事，郑徳昭在他投日后第一次回到故乡头桥集时，居然在天河桥东白寡妇烟馆子里，对那些瘾君子说：“我当了王八蛋，我当了王八蛋！我对不起家乡父老，对不起列祖列宗！”当时声泪俱下，似有无限难言之痛。此言传出，很是迷惑了一些善良的老百姓。
郑徳昭不但阴险狡诈，还疑心很重。他因疑心而杀人的事情屡见不鲜，最典型的有两件事：一是雷官集西汤家散水子汤寡妇有个十七岁的儿子，因看见郑部有一个伤兵，背着一支破枪，只笑了一下，当即被郑徳昭令部下用菜刀砍死；二是滁河三汊湾有个放鸭子的人叫杨老五，小时候是郑德昭放老鸭时的伙伴。郑部被新四军打败，慌不择路，在稻田埂上碰见杨老五。老五叫了他声：“支队副！”一则郑恼火这个副字，二则怕老五去报告新四军，便起了杀心。动手前，俩人还一块儿友好地吸了烟，并谈了许多别后的话。忽然，郑徳昭脸色一变，拔出一把七寸小刀，对老五说：“五哥，兄弟要借你的头用一用！”老五用手推开刀把：“开什么玩笑，开什么玩笑！”话没落音，就被郑徳昭一刀毙命，杀死在湾子南沟沿的鸭棚里。郑徳昭杀人后，谎对左右说：“算命先生说过，他必会死在我手。他这是前半生注定的，劫数难逃！”
此外，郑徳昭是本地人，耳目多，不但有伪军身份，还是当地帮会安清帮里的 “党”字辈，靠山极多，又广收众徒。仇庄位于滁河东岸，与抗日根据地一水相隔。郑徳昭的便衣巡河人员，三天两头，早早晚晚，都经过仇庄。他们在沿河各村，东走西窜，当地还有供他们吃喝玩乐的窝家。所以，仇一最担心这个人，不是没有道理的。
但郑徳昭也有个克星，此人是仇一的邻家发小，名叫郭必贵。郭必贵在安清帮里，是漕（河）帮（安清帮江淮泗系统的简称）“大、通、悟、党”前四个字里的“悟”字辈，在帮里字面很高。郑德昭则是“党”字辈，比郭必贵低一辈。因为按十大帮规，第一条便是：“不得欺师灭祖”；第二条则是：“不得藐视前人”。这两条，都让郑徳昭不得藐视郭必贵。况且，郭必贵与郑徳昭的师父林玉是“同山”（同一个师父）兄弟，只要林玉尚在，郑徳昭要想在帮会里混下去，就不能违反帮规，藐视前辈。否则，前辈告到他师父那里，师父有生杀予夺之权。因此，郭必贵有这层关系，也让郑徳昭动他不得。动不得郭必贵，就等于动不得仇一。这种复杂的社会关系，无形中对仇一是一种保护。
一九三七年冬季，土匪王占山、马德彪率众四出抢劫，但每次都会绕过仇庄。他们固然知道仇一的枪法，但实际上任仇一再狠，也无法同上百条枪抗衡——他们这是给郭必贵面子。还有，一九三九年仇家失火，郑德昭特来仇家看望。固然两家先人有旧，但仇一很清楚，那不过是演戏，一方面是演给仇家门口的人看，更重要的是做给郭必贵看。
从一九三七年底到一九三八年春，国民党撤退时长江一线丢下的枪支，成千上万，全都散落在民间。仅仅仇庄到王桥一带的十来户人家，就捡过二十八支枪。仇一曾经想利用郭必贵的招牌，建议他搞枪杆子，组建“农民抗日军”，把流落在民间的各种轻重武器集合起来，先安定从龙池、葛塘以西，到六合、来安、江浦三县的一大片地方的秩序，不让别的势力挤进来，待共产党过来时，再跟着新四军大干一场。
可是郭必贵却说：“哎呀，我的好兄弟，共产党哪天才能来？老中央的几百万人马，打不过小鬼子，共产党才几个人几条枪呢，怎么打得过日本鬼子呢？”
仇一写给他：“现在蒋介石已经躲到峨眉山去了，全国人民都希望着共产党，都站在共产党一边，将来力量比老中央和日本人都大！”
他戴上老花眼镜，看着仇一写的字，摸摸仇一的头，说一声：“哎呀！你不是发烧了吧？怎么说出这样的疯话？一个地主家少爷，在向往共产党？共产党会相信你？”
由于郭必贵的背景，以及仇一的潜伏身份，不容许再对他说更多的话，只希望他能听进自己的劝，把枪支集中起来，队伍拉起来。于是仇一写道：“机不可失，时不再来！”
可郭必贵却一个劲地说：“我不想造反，也不想拉杆子，要人要枪，日后会招来麻烦。”
就这样，仇一失去了一个收集枪支的好机会。没过几个月，沿江成千上万的枪，有的被外地来的枪贩子五元大洋一支买去，有的被远近周围的流氓、土匪抢了去，有的被徐熙之流充了罚款、税款，甚至还出现过抢枪杀人事件。仇庄一带，除了仇一藏起一支二十响的快慢机盒子枪，公开留一支步枪外，其余人家捡的枪都三文不值两文地给卖掉了。待郭必贵意识到枪杆子的重要性时，搞枪的机会早已经失去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