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站用户
一九四二年，当小麦吐穗扬花的时候，从半塔来了个姓高的人。他不说出自己的名字，只说是新四军何怀文同志叫他来的。何怀文是仇一在新四军帮忙搞宣传工作时的熟人，当时任新四军老八团政工队长。仇一听说是何怀文介绍来的，留他住了三天。
此人行踪不定，白天出去，夜晚回来，从不说往哪里去，也不讲从哪里回来。吃饭时，他从不挑拣，只吃点粗茶淡饭，稍微像样一点的菜，他从不吃。这位高姓同志，尽管穿着土里土气，跟仇一笔谈起来，却是“口若悬河”，不但字写得秀气，对天下大事，也了如指掌。仇一知道共产党队伍里就是出人才，因此暗自喜欢和佩服他。夜里，仇一送他到小李庄拜访私塾先生曹天霖。曹老师善良且穷困，俩人谈得很投合。
高同志要仇一把以仇家为中心点的四周集镇，包括大村落、车站、渡口、桥梁、铁道、公路、圩堤、江河、滩渚、森林、沼泽、丘陵的方位和里程，都画给他。仇一画了两天，画好后，交给他。他从口袋里掏出一张自己画的地图，对照了一下，笑着说：“不错，基本上符合。”
临走前，这位高同志对仇一说：“我是新四军江北指挥部搞联络工作的，我叫高奈。这几天先来查对路线，听政工队的同志说起过，头桥集仇庄有个思想进步的哑巴，可以信得过。这几天下来，依我对你的观察，确实是这样。所以，我们决定在仇庄设秘密交通联络站，我们就叫它‘仇庄站’吧，由你作为仇庄站的负责人。”
高奈跟仇一相约，今后要有其他人来联络时，就凭着刻有一朵梅花的图章为信物，而且这个暗号永不变更。仇一想起在南京从事地下工作时，都是不停地变更联络暗号和信物。于是仇一在纸上写道：“我若不是这样，恐怕没等你核对清楚，你人头早就没了。看来你们联络工作方法还得改进，信物与暗号怎么能永不变更呢？做这种工作，哪怕有一点疏忽，都会付出巨大的代价！”
对方显然看出了仇一的不快，笑着一把抱住仇一：“别生气，是我先前没说清楚，而且你是对的。”
对仇一的意见，高奈不住地点头称是，虚心接受批评。于是俩人又开心地商量如何改进联络方式，临行前紧紧握住对方的手，依依不舍地告别。在他俩交谈期间，一直是阿禾在外面放哨，两手冻得冰凉。直到仇一送高奈出门时，已是鸡叫三遍了。
自此，仇一的双重身份变成了三重身份：表面上，他是仇家身患残疾的哑巴少爷；实际上，他是奉命长期装哑的南京地下党潜伏人员；仇庄站的设立，让他有了为党工作的新身份——新四军江北秘密交通联络站负责人，只是，在高奈和其他同志面前，他还要保守着原先潜伏任务的秘密，继续装哑，这一点，尽管他内心有些痛苦，但他在接受潜伏任务时，对南京地下党的奚琪和任质平同志都保证过，任何情况下，绝不暴露自己的身份。
自从仇庄站建立后，高奈经常夜来夜去，也总是在准确的时间到达。水大泅水过来，水小趟水过河，赵家滩上留下他无数脚印。这段时间，除了高奈做一些侦查、联络外，还有一些其他人来过，由仇一护送过界，或者交换情报。但每次来人，双方都严格遵从上一次约定的信物和暗语。高奈也同意仇一的意见，不断更换着信物和暗语，哪怕有一点生疑，都不能接待对方。因为时下敌情非常复杂，有些人还来自敌占区，万一遇上个假的，后果则不堪设想。这使仇一又想起南京地下党时期的接引工作，想起自己的组织和奚琪等同志。
自一九四二年起，世界范围内的反法西斯斗争渐入佳境。抗日民主根据地也在巩固、发展、壮大之中，一批又一批人陆续进入根据地，还有一些同志则从根据地到敌后工作。这样，护送的任务更加繁重艰巨。仇一因对此项工作非常熟悉，多次主动提出担负护送任务。
仇一还向高奈建议，原则上应该一人一次地迎送，但是客观条件允许时，可以变通一点，一次多人，但也不得超过三人。此间，既要防止来客有诈，也要防范途中的不测。联络点不能老在东岸，应不停地变换，仇家对岸天师陡门和张蒲篓子河堤南段等根据地边界处，都是可以考虑的。高奈乐意地接受了仇一的这些建议。
北去的同志，都由仇一经根据地边缘或两属地带的杨碾子、任桥子，护送到烟墩集，由高奈本人或一位朱华桂同志等候迎接。再往前，便进入根据地中心地带，安全性大增，可以放心大胆地走人。只有南去的同志，是前往敌占区，危险性较大。每次都由仇一亲自护送到花旗营车站外，由一位叫李菊华的姑娘事先买好火车票，并且陪同来人上车。每次仇一都是亲眼看着他们安全上车后才离开。北去客人则从花旗营下车，李菊华迎来交给仇一，或由她直接带到点上来，她立即南去，仇一再把客人送往烟墩集，或者由秦阿禾装着回娘家（大许庙子，离烟墩集二里）送过去。
李菊华是南京地下党员李家升同志的女儿，她父亲为了掩护郭阳和仇一，英勇牺牲了。正因为如此，仇一才把隐蔽在江北亲戚家的李菊华介绍给高奈，一同完成这项任务。
他们几个人就这么坚持着，默默地完成着护送任务，一晃就是将近三年。夏夜蚊虫，冬夜霜雪，春风疲人，秋风萧瑟，步步还要防着敌人。这样的工作，不但辛苦，而且极其危险。可仇一和李菊华一想到抗日前线的战士正在与日寇浴血搏斗，就不以为苦，反而认为是种磨练，是党对自己的信任。从认识高奈，到一九四四年夏季，他们在这条路径上迎送了七十四人次，其中南去的有十七人次，一次事故也没发生，但有惊无险的事还真遇到过一次。
那是一九四三年一个冬季的夜晚，仇一接受高奈的指令，护送两名重要的党外关系人往南过境。此二人看起来像江南大城市人，不善行走，还没走一段路，便说走不动了，可护送他们去花旗营上车，必须走四十里路，而且很多是丘陵地带的小路。仇一只好回去找来两头毛驴给他们骑。这两人显得有些胆怯，不敢独自骑驴，害怕牲口咬人，一定要有人给他们拉牲口，仇一又只好找来两位可靠的人给他们拉牲口。仇一除了和李菊华担任护送外，还额外多了两人两驴，使得目标变大。临行前，仇一对大家叮嘱说：“这条路人烟稀少，但这里是敌占区，什么事情都可能发生，所以不能大声说话，更不能抽烟。”
他们一行六人沿着霜草萋萋的滁河岸边行走。仇一和李菊华各背一支二十响快机驳壳枪，仇一走在队伍前面，拉着牲口的两人和客人走在中间，李菊华走在最后。骑在驴背上的两位客人看起来很害怕，两手死死地扣住鞍子，总是要求走慢些，可敌情不允许这么做，非但不能慢，还要更快些。
月黑天低，几乎伸手不见五指，树间风过，沙沙有声。忽然，枯草乱石间，有野物拼斗而发出撕心裂肺的怪叫，号哭一般。客人不敢前行，要求绕道滁河东岸。经过仇一耐心说服，两位客人才硬着头皮继续前行，他们骑在驴背上，一身冷汗，心扑扑地跳，睁大眼睛望着夜色里不知东西南北的地方。他们最担心的是野兽不知在什么时刻会扑到驴背上咬人。
进入湖区小路，到处是水田，夜间有野鸭觅食，碰得荷叶枯枝嚓嚓响。两位客人又紧张起来，总觉得有敌人或野兽埋伏在周边。仇一安慰他们：“别怕，这是野鸭在觅食，如果真有敌人伏击，出手前是不会发出任何声响的。有小动物声响，正说明四周是安全的。”
李菊华不解地低声问仇一：“他们这么害怕，怎么做地下工作？”
仇一分析道：“或许他们都只是在大城市做商业工作，在那里他们肯定都是一把好手，但来到这种陌生的环境，有些担心是可以理解的。”
离津浦线越来越近，也就意味着危险越来越近。在九伏湾的一片苦楝树林子里，大家全神贯注地观察着铁路沿线的一草一木一石一坎，而此刻两位客人听不见声响时，胆子倒大起来，还要点火抽烟，并且话很多，被仇一紧急制止住。
铁路线上，夜深车少，偶有日军的铁壳检路车哗哗而过。经验告诉仇一，车轮在铁轨上行走，车上光亮不离轨道，是没有危险的，人只要伏身不动，就不会被敌人发现。
天气好像故意捉弄人，漆黑的夜空飘起了雪花，冷风似乎要把耳朵刮掉。行到小白庙子，离花旗营接头地点不足一里路，有人在夜色里发出接头暗号。两位客人轻松起来，又是要大小便，又是要抽烟喝茶。仇一赶紧招呼：“动作要快，抽烟一定要用袖子罩住火光。”
谁知重新上路不到三分钟，就碰到了日军路基巡逻队，而且只有几十米远。敌人共有五人，走在前面的敌人拿着手电筒，时亮时灭，还叽叽咕咕地说着鬼子话。两位客人可能因惊恐而不由自主地发出声响，敌人的手电光已照了过来，眼看就要被敌人发觉。这是一场无法避免的遭遇战，惯于夜间行动而又配合默契的仇一和李菊华，在这紧要关头，主动发起袭击。刹那间，刺耳的连发枪声划破寂静的夜空，五个敌人连还手都未来及，就做了仇一和李菊华的枪下之鬼。仇一拾起敌人扔在地上的手电筒一照，五具尸体以各不相同的姿态，横陈路侧。
两位客人吓得说不出话来。拉驴的二人弯腰将他们扶起。仇一把现状告诉客人：“事情既然发生了，直接去花旗营肯定是不成了，接下来只能去备用接头点，但还需要你们坚持一下，穿过对面大树林，我们再走一段山路，就能到达。放心，敌人再快，也得十分钟才能赶到，有我们在，你们就不会有事！”
事实上，在这寒冷的冬夜里，敌人摸不到底细，不敢贸然出动，这为仇一他们赢得了时间。当两位客人在备用接头点与仇一等四人告别时，说了很多感谢的话，其中一位客人还好奇地问：“你们先前打枪的时候，胆量到底有多大呀？”
仇一平静地告诉他俩：“这就是我们的日常工作。奉告二位先生，要想安全抵达，就必须与护送你们的人合作，听从他们的安排和指挥。刚才遭遇了敌人，惊吓到二位，非常抱歉！”
此刻大雪纷飞，仇一目送两位客人跟随新的护送人员远去，对方的身影渐渐消失在暗夜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