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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家暂住不久后，仇一就接到朱博的指示，要他到南京莫愁湖附近的一处卖茶水的小店铺碰面。这是一九三二年的秋天。秋风秋雨，将宽阔的法国梧桐叶撒落了一地。梧桐树下，一间湖边独立小舍，木质瓦顶，离莫愁湖大门约半里路。这里便是朱博要仇一碰面的茶水铺。
茶水铺的店主是位四十岁开外的单身中年女性，名叫米秀兰。朱博把米秀兰介绍给仇一，并且说：“从今往后，她公开身份是你的‘妈妈’，而你仍然是我的‘外甥’。”按照朱博的指示，仇一在此期间改名为“小五”。此后，米秀兰便一口一声地喊他“五儿”，仇一也喊她“妈妈”。
仇一目前以米秀兰儿子的身份，在茶水铺潜伏。朱博过不了几天就会来此与他碰面，偶尔也带他一起外出执行任务。平常不外出的日子里，仇一除了帮助米妈妈打理茶水铺外，其余的时间就是读书。在朱博的帮助下，仇一可以读到左联刊物《北斗》，还能读到美国社会主义者杰克.伦敦的名著《深渊下的人们》，以及揭露帝国主义战争本质的《西线无战事》和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的《新俄诗选》。当他读到《天国的工厂》一诗时，仿佛看到自己祖国的未来。想到这里，他心头炽热，热血沸腾。妈妈看见五儿读书这么用心，直夸他“比闺女还要安静”。
这段时间，仇一执行的主要是“接引”工作，即接送外地路过的同志，具体任务是将被称作“客人”的护送对象从上一站的同志手里接过来，护送指定的路程后，交给下一站的同志。至于这些“客人”是谁，什么身份，他一概不知，也不能打听。执行过几次接引任务后，仇一逐渐对这项工作的重要性有了很深的认识。他知道这是铁的纪律，是必须以生命来严守的秘密。
第一次完成接引任务时，仇一按照朱博命令，要他把一位要去土山的“客人”护送到天官坟。任务完成得很顺利。当仇一他们到达下一站接头地点时，早有一位身穿僧衣、足踏芒鞋，手执禅杖的老人等着。仇一按照接头暗号，把“客人”交给老人，便返回南京。
另外几次，是把“客人”送往定远城、戳庙集和划子口。但去定远的那次，险些发生了意外。按照约定，仇一应该把“客人”送到定远城内的火神庙，交给一位他熟悉的恒记粮行小开。但当仇一与“客人”到达火神庙时，却只见到一位陌生妇女，没有见到粮行老板。
那位妇女见仇一他们过来，立刻迎上来问：“先生口渴吗？”
仇一见对方说出的是他与粮行小开的接头暗语，不无警觉地迟疑了一下，但还是回答说：“满河都是水。”
那位妇女焦急地告诉仇一：“我是粮行小开的妻子，我丈夫被捕了，他之前交待给我，让我一定要代替他完成任务。”说着，还拿出一张结婚照，上面果然是粮行小开与她的合影。仇一这才完全相信了她。
此时定远城门已经关闭，县警备队在大街小巷检查行人。这位老板娘把仇一与“客人”领到庙后背巷的亲戚家，隐藏在一间破败凌乱的小屋里，还弄来些吃的东西。天黑后，她又领来两位大汉，说这都是自己人。这俩人从僻静的城墙上，用绳子把仇一他们放下去。其中一位汉子，负责护送“客人”东去，仇一则从一连塘凫水到南岸，直接从陆路返回南京。后来，朱博告诉仇一，“客人”已经平安到达目的地淮北涞河口子。
每当他外出执行任务归来，米妈妈都会在饭锅上蒸一个鸡蛋或者几条小咸鱼犒劳他。可每次仇一吃到这些时，总会想起在红军部队的情景，想起生活在那种艰苦环境里的红军战友。更让仇一感动的是，米妈妈还为她搞来一部半新的线装连史纸宋版《史记》，说是从一位白发苍苍的老人那儿买来的，因为妈妈知道五儿是个“书蛀虫”，一定会喜欢这部书。仇一如获至宝，爱不释手，也更加感谢这位革命的妈妈。
“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激起了全国人民的不安与愤慨。平、津、沪、穗的学生，纷纷来来南京请愿，要求国民党政府对日本宣战。东北各地的武装力量，在共产党领导和影响下，也展开了如火如荼的抵抗运动。然而南京政府却加大了对抗日呼声的压制力度，残酷镇压一切与共产党有关的抗日爱国活动。一时间，南京雨花台前，平添了多少革命志士的鲜血！在这样的形势下，有更多的爱国青年奔赴苏区，也有很多地下战线的同志被充实到北方抗日第一线。因此，接引工作越加频繁，任务也越来越艰巨。仇一在这样的环境下执行着接引任务，不觉中又过去了大半年。
一九三四年入夏后，三大火炉之一的南京城，连日高温达到35度以上。这样的季节里，仇一每次执行任务回来，都习惯地在莫愁湖游泳，洗涤去一夜的疲劳和汗味。这一天黄昏后，正当仇一要脱衣下水之际，他忽然发现米秀兰站在湖边的一棵大树下，对着自己的来路张望着。当母子俩对视互相看见时，妈妈立刻迎上来轻声说道：“五儿，今天有个陌生人，一直在打听耿维荣住在哪里。我担心你就是那个耿维荣，所以赶紧来路上等你。”
仇一心中大惊。两个月前，他曾经奉朱博之命，到汉中路一家白铁铺子后面，与一名叫“范鹤寿”的人联系时，使用过“龚维荣”这个名字，但仅此一次，此后再没有使用过。而上江人的口音里，很容易把“龚维荣”读作“耿维荣”。难道那个范鹤寿出了问题？如果是他在找自己，此人一定是已经叛变。
仇一来不及多想，他第一反应就是朱博的安全。于是他对米秀兰说：“妈妈，麻烦您老帮我去舅舅那里看看。他要是在，请他立刻转移！我就在这附近等您。”
米秀兰走后，仇一躲在树后，借着暮色，往莫愁湖大门张望，发现大门档子里有几个穿黑对襟短装、戴鸭舌帽、拎手枪的人来回晃悠。仇一知道，一定是敌人盯上了他们，因此立刻隐蔽在西边的芦苇丛中，等待妈妈。大约半小时后，米秀兰回来了，并且告诉他：“快！你赶紧转移！老朱那边大门敞开着，黑洞洞地，没有灯光，却见院子里有洋烟火闪亮。你舅舅是不吸烟的！一定是敌人。我向附近的一个老年人打听，才知道，老朱下午被两个穿便衣的铐走了。五儿，你快走，只要你走得脱，妈妈是晓得怎么对付哪些狗东西的！”
此刻的仇一，一边担心着朱博，一边又在为米妈妈的安全忧心，但他此时也只有赶紧撤离，别无选择。仇一考虑再三，决定去江北来安县自己娘舅家暂避。娘舅是个本分的农民，靠种植水稻、玉米、花生和山芋为生。娘舅家所在的小郢子四周，是起伏的丘陵，高杆作物多，还生长着大片竹林和杂树，早被仇一列入可以隐蔽的备选去处。他把娘舅家地址告诉米妈妈，然后拉着手，母子告别。直到走了很远，仇一回头看时，还看见米妈妈的身影站在原处。他仿佛看见妈妈那充满焦虑而慈祥的目光，在护佑着儿子平安归去。
就在送走仇一的那个晚上，米秀兰被狗特务打得遍体鳞伤。特务们翻遍了她家的各个角落，除了那部线装的宋版《史记》外，没有搜到任何可疑东西。特务拷打米秀兰，追问耿维荣的下落，但她一个劲地说“不知道，不认识”。对于那部《史记》的来历，她只承认是一个客人丢在这里托她变卖的。好在仇一平常很谨慎，没有留下其他任何痕迹。幸运的是，米秀兰那天恰巧把仇一换洗的衣服浸泡在湖浜石埠墩上，那儿芦苇丛深，又是夜晚，特务们没有搜查到。当晚，沿湖居民有十几户人家被吊打拷问，但特务们并不知道有“小五”或“五儿”的存在，所以只好无功而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