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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三五年底的一个初冬的傍晚，静安寺附近一处僻静的林荫道上，出现一位脸庞红黑、身材高大、穿深咖啡色西服的小伙子。只见他推着一辆贝壳牌自行车，看起来有些笨拙的样子，面对黄桥方向，用缓慢的步伐走着。仇一见此情景，看一看表，正好五点二十分。于是便追上前几步，问道：
“先生带客人吗？”
推车的小伙子慢慢回头，目光打量着对方。只见仇一脸上戴着一副宽阔滚圆的克罗克眼镜，一头流行的狮子头发型，身穿花格呢子猎装、西裤，脚登一双白色尖头皮鞋。从头顶到鞋尖，充满着布尔乔亚的神色。他浅浅一笑：
“能给多少钱？”
“要多少给多少，要什么给什么，法币，银圆，还是美钞？”
“那当然是银圆可靠喽！”
就这样，仇一与上海地下党组织接上了头。推车的小伙子自称“小梅”，而此刻的仇一，使用的名字叫“李明”。仇一默默地跟着小梅，来到一处小屋。小梅弄来一些水和吃的东西，说要等到再晚些才能出门。
他俩一直等到午夜十二点左右，才进入目的地松江黄桥镇。在一家白铁店后面的小铁皮屋里，仇一见到了一位叫“四叔”的人。四叔让仇一把一身行头换掉，顺手从门后拿了套不知是谁的工装衣裤以及一双布鞋，递给仇一。他换上衣服，虽然略微脏了点，但却很合身合脚，穿着很舒适。小木桌上，摆着两碗阳春面，显然是给他们俩准备的。饭后，四叔说：“小梅，你给小李理个发吧。”
小梅笑着说：“可别嫌我手艺差噢！”随后他领着仇一进了另外一间屋。十分钟后，仇一已经对着镜子，欣赏自己平顶式短发了。
后来仇一才知道，“四叔”就是是余福昆同志，郭阳告诉他过，余福昆是上级指定的仇一在上海的领导人。四叔年纪约四十几岁，壮实的身材，给人以一种安全感。他亲切地喊仇一“小李”，并以仁厚的口吻对仇一说：“冷不冷？黄桥比上海市内空气暖和点。你的情况，我们都已经知道了。组织上决定发挥你的特长，先派你去金山卫，那边有一个新成立的击杀队，大部分成员都是新手，你去当几天教官，教他们枪械知识和手枪射击技术。有什么困难，尽管提出来，需要什么参考资料，让小梅拿给你。等那边结束后，自会有人接你去十六铺码头。”
次日，仇一跟着小梅，来到金山卫，在海边的一个小屋子里，住了下来。小屋孤单单地建造在海边，四周一切都静悄悄，尤其是到了夜晚，除了海浪撞击的涛声外，几乎听不见其它任何声音。附近没有人家，也听不见远处村子里的狗叫。到了白天，一切如旧，从窗户洞里向海边望去，云淡天低，海涛汹涌混浊，大海变幻莫测，而且永远有几个长辫子的姑娘在海滩上拾着什么东西。按照规定，仇一在白天不能走出屋子半步，只有到了夜晚才可出门，到海滩上透透气，看看星光。
第二天夜晚，陆续来了十几个人，有男有女，三三两两地走进小屋。小屋里灯火暗淡，一块小黑板靠在北边的墙上。小梅看差不多人到齐后，示意仇一可以开始了。仇一用最通俗的语言，对来人讲解射击知识，还用粉笔在黑板上画出弹道示意图。大约一个多小时后，仇一又教他们怎样识别枪械、拆装手枪，他示范后，便让他们亲自动手拆装，每个人都试一遍。他们对仇一讲的目测与手线最感兴趣，但这里虽然僻静，却仍然不能鸣枪，以免带来不必要的麻烦；同时夜晚天黑也看不见射击目标。于是大家无不感慨地说：“可惜不能真来一家伙！”暗淡的光线下，仇一不能充分看清每个人的面貌，但从体态与气度观察，他知道这些都是血性十足的有志青年。
一种自豪感从仇一心中升起：当北上抗日的红军正处在一个伟大的转折时刻，在茫茫的东海之滨，他这个中国人民的儿子，年轻的南京共产党员，却在这几乎被人们忘记的天涯海角，对上海的同志传授手枪射击技术，为中国革命尽一份自己的力量！因此，仇一讲得非常尽心，同时也让大家提问，直到他们弄懂为止。就这样，一连三天，仇一讲了三个夜晚，由于每晚来的人都不同，仇一也就每晚重复着同样的课程。他虽然不知道听课者都是谁，具体有多少人数，但他知道，这都是上海地下武装斗争急需的人才！
在金山卫海边的几天里，一位合肥口音很重的同志来过几次，每次都对仇一问寒问暖，陪他吃饭，还送来一些读物供他白天休息时阅读。这些书籍资料里，有他喜爱的叶圣陶的《文心》、高尔基的《母亲》，其中最重要的是党在长征途中发表的《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全文。从这位同志口中，仇一得知了红军已跨越荒芜人烟的茫茫草地，经过藏胞地区，突破腊子口，翻过六盘山，到达吴起镇等好消息。这些喜讯，激励着仇一，更加努力地备课教课。但此人是谁？这间屋子是谁的？在这荒芜人烟的海滩上，为什么总有那几个姑娘？仇一不知，也没人告诉他。长期地下斗争养成的习惯，使他不去问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