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沦陷前后的南京，变化太大了，没有日本人颁发的“良民证”，中国人简直寸步难行。一九三九年开春后，仇一的表哥吴克江突然找上门，这让仇一喜出望外：在长达一年半的潜伏中终于看见了曾经与郭阳同志肝胆相照的人。可是他又想起任质平对他宣布的组织纪律，在潜伏期间，除奚琪同志本人，或持有奚琪同志亲笔函件的人来联络外，不得同曾经在南京接触过的人作任何私人的接触和交往，更不得接受任何别人布置的任务。因此，仇一除了热情接待表哥，听他讲述南京的情况外，还对吴克江保持着一分警觉。但无论怎样，仇一与吴克江过去的友谊十分深厚，因此知心朋友相见，握手拥抱。
听吴克江说，南京那边党的地下组织已经遭到严重破坏。他所熟识的同志，有的远走天涯，有的惨遭日军屠杀；那些从难民营里侥幸生存下来的南京市民，更是失去生计，挣扎在死亡线上。日本军人在南京街头飞扬跋扈，处处可听见军靴声和日本人叽里呱啦的喊叫声。南京社会也十分复杂，汉奸、流氓、帮会，成为日本人豢养的鹰犬，不可一世，妓院和毒品盛行。
当仇一向吴克江问起郭阳和奚琪下落时，对方摇头表示不知。表哥与他分析道：“这两位同志一定不在南京。要是他们仍在南京，就算奚琪不来找你，郭阳也一定会来找你。”但是，他们俩都没敢往“牺牲”这方面想。
由于与组织失去了联系，仇一焦急万分。但他不能坐以待毙，必须主动寻找组织，打探共产党的消息。仇一托邻家两位大爷去新集、葛塘时，购买所有能买到的报刊。此时的上海外国租界里，中外商人出版了名目繁多的小报刊，如《导报》、《中原》、《扶风》、《荡寇》等，由小贩们在日军占领区私卖。仇一从这些报刊上搜寻消息，判断情况，在断绝党内消息来源的情况下，从这些报刊上，他也能清楚地知道八路军“首战平型关”，新四军“八省健儿汇成一道抗日的铁流”等这样重大的振奋人心的大事件，还第一次看到在人民心目中最有名望的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叶挺、彭德怀、贺龙等同志的照片。
一九三八年，新四军向敌后挺进神速，离南京不远的茅山，出现抗日根据地，这给南京一带的人民带来抗日曙光，也给仇一寻找组织带来一线希望。仇一托吴克江专程去茅山地区，打探郭阳和奚琪等同志的下落。吴克江抱着极大的希望来到茅山根据地，问遍了所有能问的人，郭阳等人的消息依旧石沉大海。他回来见到仇一时，显得十分难过。文山集有位开明人士黄超，出于对共产党的景慕，亲自去了一趟茅山根据地，带回许多鼓舞人心的消息。此后还有好几位乡亲去过茅山。仇一多么想请他们打探消息，但他不敢贸然吐露出这两人的名字，这些都是组织秘密。吴克江不甘心，接二连三地再次去茅山，可是除了带回一些宣传品外，没有任何有关郭阳、奚琪的消息。此刻的仇一心急如焚，可他也只能耐心地等待着组织的联络。
可喜的是，此后的抗日形势发展很快。根据周恩来提出的新四军要“向南巩固、向东进攻、向北发展”，以及刘少奇 “发展苏北”的建议要求，一九三九年七月，由定远过来的新四军先头部队到达津浦铁路以东的自来桥、屯仓等地。十月，由江南过来的新四军也进入六合、天长地区。十一月，在头桥集北面小官渡和西石武家渡、王家窑，仇一也亲眼看见过自己的队伍。
自此装哑潜伏以来，从来足不出长城圩的仇一，立刻主动去拜访了新四军独立直属大队，见到大队教导员田夫和支队指导员刘铁华。可惜他们都不认识郭阳或者邵连富、奚琪、任质平、杞菲等同志。
在大英、雷官、枣林子一带，仇一又找到了新四军二支队老八团，在团部见到许多久经沙场的老同志，包括政工队的一些同志。可他们大都是来自湖北、安徽、河南等地，都不认识南京的地下同志。仇一甚至去雷官北面邢家岗子找到方毅同志，可他也不认得郭阳、奚琪等人。方毅建议仇一重新加入共产党，并说：“共产党只有一个，奚琪同志是共产党，这里的新四军也是共产党。”可是仇一想到奚琪同志的指示，以及自己向组织作出的保证，想到自己的组织关系在奚琪同志那里，因此依旧坚守着自己的潜伏使命。
但在此期间，仇一见到新四军许多新老同志，待人接物都诚恳、热情，也给他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于是他主动要求留在新四军，帮助部队画一些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大幅漫画，写一些宣传鼓动的文章材料，受深战士们的欢迎。一九四零年二月，新四军独立直属大队在头桥集成立群众性组织“抗敌会”，将会址设在护国庵。成立大会上，指导员刘铁华宣布仇一任“抗敌会”宣传部长。
当时“抗敌会”的中心工作是反运粮资敌运动，只是对这些运粮的人，以教育为主，打击为辅。可是不久后，蒋皆石又发动了再一次广泛的反共高潮。国民党江苏保安队，于春节后袭击新四军。新四军撤离后，“抗敌会”也暂时转入了地下活动。可是，这股反共逆流，很快又被新四军的攻势所打退，新四军再次回到了来六地区。
此时的滁河西岸，一时间宁静太平，甚至连一个土匪都没有。郑德昭、嵇兴才等国民党行动队被新四军打散后，逃到六合东乡一带。
在抗日工作中，仇一与新四军独立直属大队教导员田夫等同志相处得十分友好。他们之间只要三天不见，就会互相想念。可是，仇一一直都没有暴露自己的南京地下党潜伏待命真实身份，仍然装作哑巴，默默地为抗日做着工作。仇一还到铁路附近王家渡去，跟部队一起吃饭、过夜、画宣传画，战士们喜欢这个热心的哑巴。仇一感到自己与战士们已亲密无间，但当他独自一人时，却十分伤感与痛苦。他也是一名共产党员，却自己的队伍面前，因执行潜伏任务而无法暴露身份；而让仇一更痛苦的是，他到现在还找不到自己的组织。
此后的仇一，一边积极参加抗日工作，一边执着地寻找着自己的组织。他拜访了当时六合县政府秘书陈雨田。这位陈雨田同志曾经在国民党监狱里吃过很多苦。仇一与他笔谈，无非是想找到一些关于南京地下党组织的蛛丝马迹，打探有关郭阳、奚琪，甚至包括章源、金熔、米秀兰、杞菲的消息。可惜笔谈很久，陈雨田也未能提供任何有价值的情况。
就这样，转眼几年过去，时间不觉已经来到一九四二年。仇一依旧参加着抗日工作，为民族解放尽一份力所能及的力量，一方面依然寻找和等待，希望有一天能找到失去联系的党组织。这期间，他和阿禾又有了两个孩子，加上大儿子，膝下有了两儿一女，大儿子叫仇德明，二儿子叫仇德华，女儿叫仇德荣。孩子尚小，不懂事，只知道爸爸是个哑巴，每天跟在妈妈和姑姑后面玩，有时也跟着奶奶读书识字。想到孩子，仇一心中充满着愧疚。这个家，都是靠阿禾一个人在撑着，孩子也是她一手拉扯大，自己几乎没有出过力。从感情上，只有女儿跟自己亲一点，两个儿子有时就像陌生人一样看着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