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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阴山岛，仇一向徐樱英复命。徐樱英早已得知渔民同心会的运动，在支部会上表扬了李默和段福贵俩人。此后的日子里，仇一依旧以教师身份作掩护，同时仍去海员工会夜校讲课。徐樱英三天两头来看仇一，还送来书报和日用品。当然，有时她也去工会夜校听课，在那里与大家交流。
威海的刘公岛，是当年发生中日甲午海战时北洋水师的驻扎地。这里具有反抗外来侵略的光荣历史，但这里的渔民，同样受财主和渔霸的剥削压迫。地下党在那里也发展了自己的组织，并在群众基础好的石角村建立了夜校，只是缺少授课的人手。但阴山岛离刘公岛太远，仇一不能常驻那里。于是，徐樱英带仇一去了一趟刘公岛，花了一星期，结识了三位有文化的当地人。他们打算动员这三人去夜校讲课。
起初，这三位先生顾虑重重，担心这种没有报酬却有风险的工作会给自己带来麻烦。经过徐樱英、仇一的反复启发和引导，最后他们都表示愿意到渔村去授课。作为示范，仇一先讲一课，接着由那三位先生轮流讲。徐樱英听后，说这三位先生讲课比仇一更加生动，因为他们都是刘公岛当地人，比仇一更熟悉本地情况，举出的例子，都是渔民们所知道的活生生的实例。仇一明白徐樱英是实话实说，便点头称是。徐樱英转而又笑着说：“虽然如此，但俺弟是个点火人！”
在徐樱英的支部里，还有一位名叫蔡正隆的人，是浅沼丸的水手，仇一与他在一个党支部过组织生活，所以认识。但仇一没想到的是，蔡正隆的妻子蔡朱氏竟是自己的同乡，是南京六合划子口人。蔡正隆本人也曾经在划子口船民中做过发动群众的工作。俗话说“乡亲见乡亲，说话也好听”，于是仇一管蔡朱氏叫朱姐，徐樱英也同意朱姐帮仇一洗衣服、被子。蔡正隆每次出海回来，常去仇一住的小屋，跟徐樱英、仇一一谈就是一个深夜。当然，他们并不是海阔天空，漫无边际地聊天，而是谈近期发生的国内外大事。蔡正隆是船员，走南闯北，见多识广，从他那里，仇一知道了冯玉祥、吉鸿昌、方正武等抗日将领的许多故事，以及国民党政府对中共苏区第五次大围剿的一些具体情况。
在山东的大半年里，仇一亲眼看到共产党地下组织在山东的工作开展得如火如荼，农民、渔民运动层出不穷，这使得国民党政府非常害怕。在蒋介石的亲自干预下，山东军阀韩复渠夸下海口，赌咒发誓，要在一个月内把山东共产党势力斩草除根。一时间，胶东半岛笼罩在白色恐怖下，清共的重点从济南移向青岛，逐渐便蔓延到阴山岛和刘公岛。反动军警查封了海员工会，解散了渔民“同心会”，绑走了一批领头闹事的革命骨干，这些人原本都是衣不遮体、食不果腹的穷苦人。
徐樱英奉命将仇一立刻转移到日照，但日照很快也陷入国民党的围捕中。由于仇一是从南京借调来的，山东党组织为了保证他的安全，立即把他秘密转移回南京。回到南京后，仇一一时找不到奚琪，郭阳当时也不在下关，于是仇一找到表哥吴克江，想通过吴克江找到组织。因为仇一知道，吴克江是位与郭阳肝胆相照的党外人士，一定与郭阳有联系。果然，吴克江把仇一带到孝陵卫树林边一间不起眼的小屋里，郭阳同志正在那里。
由于仇一的提前归来，郭阳知道一定是情况有变。同时他告诉仇一，这段时间，下关这边的工作几乎也陷入停顿，几乎是一天转三个地方，换三副装扮，也像在刀刃上游走。话未说完，吴克江发现小屋南边有人转悠，行迹十分可疑。郭阳决定分头行动，立即转移，并在临走前告诉仇一一个新的联络地点，在那里可以找到奚琪同志。
此时，正值吉鸿昌同志于一九三四年十一月二十四日就义的消息传来，南京市民十分悲痛，而南京的反动派则更加疯狂，整个古城笼罩在一片白色恐怖之中。
按照郭阳的指示，吴克江跟随仇一暂避到江北家中。
到家后，仇一先去拜见母亲。他看见母亲的头上又多了些白发，两行老泪流经面颊。短暂相见，母子俩说不出更多的话语，仇一也因自己无法在家尽孝而请母亲多多谅解。
一年多不见丈夫身影，妻子阿禾更是惊喜万分。她把五个月大的儿子带到仇一面前。仇一抱起了自己的儿子，感慨万分，他已经当爸爸了，可他这个爸爸和丈夫，却根本不称职。面对妻儿，仇一心中充满了无限愧疚之情。虽然仇一啥也没说，但阿禾还是从丈夫的行踪里看出了点什么，因为仇一曾经对她提起过共产党。她估摸着，自己丈夫十有八九就是那个党的人。
为安全起见，仇一要阿禾连晚把他和吴克江送往六十里开外的陈大营。这是仇一的连襟兄家，在陈大营开了一间“恕记”油坊，那里房子多，人口密集，便于隐蔽和开展工作。
跟仇一分手时，阿禾眼里含着泪花，轻声叹口气：“唉，做你的妻子，要担多少惊，受多少怕，容易吗？”
